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

这句话表示的是修改杨慎著作瑕疵之余，对杨慎的崇拜和景仰之情。

意思是： 我对于杨慎，在道德文章学问方面，我仰慕至极，仅仅是作为杨公的执鞭坠镫之人，在研析杨慎著作的间隙，偶尔稍稍给杨慎作品修改讹误，这简直是不自量力，犹如自瓮罐子里面窥探苍天，以瓢测量大海般见识短浅，失去恰当和方正大气；改日当立于杨慎门墙作为信徒，也许杨慎能够引起注意、认可我的见解啊（为我弯曲一个小拇指啊）

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胡应麟丹铅新录引

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今所撰诸书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细入肖翘，耳目八埏，靡不该综，即惠施、黄缭之辨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学士咸有异同，若以得失瑕瑜，仅足相补，何以故哉？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敚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早岁戍滇，罕携载籍，紬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以余读杨子遗文，即前修往哲只字中窾，咸极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杨子之言间多芜翳，当由传录偶乏荩臣。”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亻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识。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内容提要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 。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 。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 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明代 求实思潮 考据学 影响

谈及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学风，人们往往笼统地称其为“空疏”、“浅薄浮泛” ，并将这种空疏学风的形成，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倡导。实际上，导致明代空疏学 风形成的原因很多，简单的归咎于王学的倡导，有失公允。

一

明代中叶空疏学风的形成，确实与王阳明“心学”派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 不观”(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 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治学风气有关，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关系 。追本探源，明代的空疏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和科举制 度造成的。

明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明太祖多次诏示 ：“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注 ：陈鼎：《东林列传》卷2“高攀龙传”，[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永乐年间，胡 广、金幼孜等39人奉诏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大 全”，以作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之依据。而这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的 著作，并无学术价值可言。此举开了明代抄袭和剽窃风气之先。对此，顾炎武指出：“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 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 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 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版。)。明代八股取士，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更是将士子们导向了不 学无术的歧路。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 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 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制，谓之策套。”(注：《升庵集》52 “举业之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09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顾炎 武也曾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过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 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豪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 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 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炯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 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 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而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 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 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由 此可见，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其最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所至。

在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望风披靡。在理学内部，一些有识之 士在对程朱理学反思和对王阳明“心学”批判的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 倡实学。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就曾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 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 ，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 相背驰，岂不大可哀也”(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7“答许廷纶”，见《王廷 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针对“心学”的误人、误国，他指出：“近世好 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 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 ，则黯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 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注：王廷相 ：《雅述》下篇，见《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认为：“士惟笃行 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2“送泾野吕 先生尚宝考绩序”。)杨慎也尖锐地指出：“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 ……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注：杨慎：《升庵集》75“珠椟鱼筌”。) 为了矫正这种空疏的学风，他主张以实济虚。他指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 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陈白沙( 献章)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反约。胡应麟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尤 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 ”(注：胡应麟：《诗薮》外编《三唐上》，见《少室山房全稿》明万历汪氏刊本。)焦 竤也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注：焦竤：《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他批评说：“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注：焦竤：《澹园续集》卷1“邓潜谷先生经绎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明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一改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长期以来，心学家们一直将文字音韵视作与心性之学毫不相干的支离事业，致使文字音韵学久废。正如杨慎指出的：“今日此学(指字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魄(糟粕)；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苍颉》)、《雅》(《尔雅》)、《林》(《京林》)、《统》(《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时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因此他认为：“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必须研究小学，小学不通，读书终究是白读。焦竤也指出：“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也哉!”(注：焦竤：《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然而自宋以后，学者多以己意注释古书，甚而篡改古书，致使许多古书失其本意。正如杨慎所说：“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26，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为了真正读懂古书，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及伪书的考辨上。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

二

明初一些学者虽有一些考据性的著作，但大多因袭旧说。如宋濂有考据性著作《诸子 辨》(一名《龙门子》)，写成于元顺宗至正年间，其中多袭用唐宋学者之旧说，算不得 开山之作。首开明代考据学之端的是杨慎。其后有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竤、陈第、方以智等一批考据学家。他们对经子史集、小学、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证，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专事考证经书的，如梅鷟；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订古字古音上的，如陈第；但更多的学者是广涉各个领域，其在考据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地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伪《书》的定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早在 宋代，一些学者如吴棫、朱熹等对东晋以来流传的《古文尚书》就提出了怀疑。元朝学者吴澄在其《书纂言》中断定：“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但均未展开深入地考证。吴澄的观点直接启发了梅鷟追索伪《书》二十五篇之“所本”。梅鷟考据学的代表作是《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其中《尚书考异》在总结前人对伪《书》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二十五篇文字所本、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等各个方面对伪《书》及孔安国《书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梅鷟的考辨是伪《书》考辨史上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

2首次系统地总结了辨伪方法和辨伪学理论。考辨古书、古说、古史的真伪是考据学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学者胡应麟在他的辨伪学代表作《四部正讹》中，较为 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成就，并将前人运用的辨伪方法归结为：“核之《七略》以观 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 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着以观其人。”(注：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卷32《四部正讹》下。)这八种方法言简意赅，对后世的辨伪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胡氏在《四部正讹》中还将伪书产生的原因、古人作伪之动机及伪 书的种类归纳为20余种，基本概括了伪书的种类和作伪之动机、原因。可以说《四部正 讹》是我国辨伪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的问世，标志着辨伪学的成立。正如梁启超所指 出的：“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 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注：梁启超：《古书真 伪及其年代》卷1《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扩大了传统的考据范围。传统的考据一般限于考辨古书内容的真伪、校勘文字、考 证草木鸟兽和典章制度等。明代的学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考据的范 围，呈现出“炫奇好博”的特点。首开明代考据风气之先的杨慎在《丹铅录》等一系列 考据著作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 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注：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 ，收入焦竤《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焦竤所编 《升庵外集》100卷，将杨慎著作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物、器用、饮食、经说、 史说、子说、杂说、文艺、文事、人事、诗品、词品、字说、动物、植物等类，由此可 见杨慎之博学，也足以证明其治学范围的广泛。杨慎在致力于经传考据的同时，还致力 于文字音义的考证。他认为：“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 不得不尔也。”(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63“阿堵”。)为此他著有《说文先训》、《六书索隐》、《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一系列考订文字音义的著作。或纠正前人解字之误，或厘定古字读音，或考订方言俚语。受此影响，稍后焦竤著有《俗书刊误》等书，专门订正各种俗字书写之误，厘定字音，考订字 义。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要考证《诗经》 、屈原、宋玉等诗赋的韵字。晚明方以智著有《通雅》一书，纠正《说文》之误，厘定 字音，考订通假字、联绵字和方言俚语等，并提出“以音求义”的主张。被梁启超誉为 “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 海波澜余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自杨慎始，学者们还十分注重地理的考据。 杨慎著有《春秋地名考》一卷，另有关地理考据方面的文章还散见于《升庵外集》卷三 至卷七中。其中有考古今地名之变迁、命名、读音的，有考长江、黄河等水道之源等。 杨慎强调考证地理必须身历其境。他说：“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睹身历，而欲据文字 定之，鲜有不失者矣。”(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5“石熊峰滹沱河” 。)这种注重实践知识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徐霞客、方以智、顾炎武对地理学的研究 。此外杨慎还开启了考证民间传说之风，此后王世贞、胡应麟、方以智等在其文集中都 有考证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胡应麟著有《庄岳》，考证诸如西王母、八仙、钟馗等传 说中的人物，考证《西厢记》、《倩女离魂》、《琵琶记》等戏曲本事之来源。在“炫 奇好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考据成癖，甚至到了走火如魔的地步。如周婴在《卮 林》中考解鸟语之人、考妇女双性、男子双名等。

4勇于厘正当代前贤考据之缺失。杨慎虽以博学见称，受到一大批学者的景仰，但由 于他“炫奇好博”，其“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 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三“丹 铅余录”，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缺失颇多。针对杨慎的缺失，首先起而纠正 的是陈耀文。他作有《正杨》四卷，专门驳正杨慎在考据中的种种缺失，共驳正杨书中 讹误150条。万历间胡应麟又著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两书皆为辨 证杨慎之误而作。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可见 其对杨慎的崇拜。然而胡应麟本着“爱而知其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余尝窃窥 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 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 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陈言，盾矛故帙。”(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5“ 丹铅新录引”。)针对杨书中存在的问题，胡氏一一予以订正。尤其是驳正了杨慎对朱 熹的一些偏颇的批评，并弥补了陈耀文在《正杨》中所引资料不足的缺憾。其后周婴在 《卮林》中也设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谂胡》等篇，以驳正 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红、胡应麟等当代学者的在考证问题上的种种缺 失。

三

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致力于考据，一方面是出于对宋明以来空疏学风的反动，另一 方面也是继承了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学风。提及宋学，人们往往以“空言义理 ”加以概括，实际上宋人治学也有其求实的一面，宋代的考据学应该说十分发达。北宋 欧阳修曾作《易童子问》，考辨《系辞》非圣人所作，认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 。在其它著作中，他还考辨了《诗序》的作者、《周礼》的真伪、《尚书》部分内容的 真伪等。司马光作《疑孟》，考证《孟子》中所谓“瞽叟杀舜”之类均为闾父里媪之说 。又作《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证史料的异同、真伪，说明对史料的取舍原因。南宋初 ，吴棫作《书稗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进行发难和考辨。郑樵作《诗辨妄》考证《诗序》作者、专攻《毛诗》之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有考辨史实谬误的精道之论。尤其是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公开反对脱离儒经的语言文字而去穿凿附会义理，十分重视训诂考证。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指采宋人之说)”(注：朱熹：《论孟精义序》，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在注释儒家经典时就十分注重字音字义的诠释。他还先后作《诗序辨说》、《孝经刊误》等，对《毛诗》、《诗序》、《孝经》作者及内容进行考证。在他的《文集》、《语录》中，还有不少考辨《古文尚书》、《尚书序》、孔安国传的内容。明代杨慎等考据学家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宋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考据的传统方法，才开启了有明一代考据之风的。

明代学者在考据学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还直接影响了清初以来的学风和考据 学的发展。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学者在治学上无不 以“博学”、“求实”为宗旨。他们以宋学为根底，兼采汉学博证、务实的学风。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明中叶以来以杨慎为代表的考据派的影响。如顾炎武作《日知录》，“论 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注：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撰写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考据著作时更是重视杨慎、徐霞客倡导的“目 睹身历”的求实精神。王夫之治学力求做到“言必证实，义必近理”(注：《四库全书 总目》卷6经部6易类6“周易稗疏”。)，在其《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 疏》一类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名物、典制等的考证内容。黄宗羲在治学中强调：“读书 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 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他所作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等，均为考据性的著作。

在考据的内容、方法上，受明儒的启迪或直接承继其衣钵的也大有人在。如明儒十分 重视古代音韵、古字的音义的研究，并取得颇多成绩。顾炎武则继续其工作，作有《音 学五书》，其中的《诗本音》主要是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诗无叶韵说，并参其考 证方法，注明《诗经》韵字的古音原读。其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其弟子戴震著《声 类表》、《声韵考》，进一步发展了古代音韵学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2在 评论陈第《毛诗古音考》时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益以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 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可见陈第对清朝音韵学研究的影响 。乾嘉以后古代音韵更是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方以智的《通雅》考证名 物典制、文字声韵，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更是影响了清初一代学人。正如《四库总目 提要》所云：“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按指杨慎、陈耀文、焦竑等人)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 揣之空谈。”(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29杂家类三“《通雅》提要”。)因此 可以说明代学者的考据成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清初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

在伪《古文尚书》漫长的考辨过程中，梅鷟所采用的考据方法及取得的成绩 更是直接引导了清初阎若琚对伪《书》所作的最后定案。清朝学者朱琳在《尚书考异跋 》中对梅鷟作了这样的评价：“后儒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顾广圻赞扬梅鷟的观点：“往往精确不磨，切中伪《古文》膏肓，卓然可传也。”(注：顾广圻：《校定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孙星衍也评价说：“明梅氏鷟创为《考异》，就伪书本文，究其据摭错误之处，条举件系，加总论于前，存旧文于后，于是阎氏若琚推广为《疏证》，惠氏栋、宋氏鉴皆相继辨驳，世儒方信廿五篇《孔传》之不可杂于二十九篇矣。”(注：孙星衍：《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阎若琚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还直接吸收了梅鷟的不少成果，比如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条，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条，第六十五“言今《英典》、《舜典》本一为姚方兴二十八字所横断”条等基本沿袭梅鷟的观点。卷三从第三十三条到第四十八条(其中第四十二条到第四十八条已缺失)其中多采用梅鷟的观点。

在辨伪学理论的总结上，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 沿袭了胡应麟的观点。他提出的辨伪十二公例，其中所谓的“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决 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 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等诸多公例均沿用胡氏“八法 ”，略加阐发，其中只有一两条为梁启超所发明。此外，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中将伪书分为十类，又将作伪的动机和原因归结为：托古、邀赏、争胜、炫名、诬善 、掠美等十多种。梁氏的分类和归纳较之胡应麟更加缜密，其中不乏创见，然而其说脱 胎于胡应麟则昭然若揭。

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 弃了明代考据学家在治学过程中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 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 据学派的根本区别。如顾炎武在广览群书的基础上，“尤留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 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 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注：全祖望 ：《鲒崎亭集》卷12“亭林先生神道表”。)在治学方法上，针对杨慎等明代考据学家 在论证问题时往往引文不注出处、妄删引文甚至杜撰古书等弊病，顾炎武批评说：“若 今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因此提出：“今但 令士子作文，自注出处，无根之语不得入文。”(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经义 论策”。)王夫之在研究《资治通鉴》时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 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 用史为”(注：《读通鉴论》卷6“汉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针对明儒“ 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不良学风，黄宗羲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 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 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可 见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色彩。而明儒的“求实”往往仅仅体现在书本 文字的考据上，他们力图纠正宋明理学对儒经的曲解，还原经文之本义，恢复实事求是 的学风。在这一点上，乾嘉考据学派与之则有更多的共同点。

乾家三大考据著作的异同

浅析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异同

考证（或称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历史考证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要研究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异同，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两种考证学的大致背景与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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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清代乾嘉时期，一则由于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二则由于清王朝稳固的政治以及繁盛的经济；三则由于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学术领域考证之风盛行，形成了清代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乾嘉考据学以戴震、钱大昕、惠栋、王鸣盛等人为代表，其中又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乾嘉考据学主要从事对古籍的校勘、辨伪和辑佚，对旧史的改写、补作和考证和对方志、谱牒与工具书的编纂等。乾嘉考据学以求真求实的精神为人们称道，到了清代晚期，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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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乾嘉考据学派在辨别古书的真伪、提倡疑古精神、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之后迅速崛起，并在30年代前后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热潮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以其精湛的史学研究，出色的史学成就雄居史坛，为20世纪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新历史考证学的具体内容及特点将在比较它和乾嘉考据学的异同时再仔细介绍。

一、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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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新历史考证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所以，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有许多相同之处。

（1）、二者都体现出实证精神。

新历史考证学受近代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主张研究历史完全依靠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这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乾嘉学派治学推崇“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态度。研究历史，说明问题，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据不足就不能说明问题。清代“顾亭林考证古音，他的方法极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读‘服’音，而读‘笔’音，他为了考证这一字，立这一说，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实。”又如胡渭著《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系东晋的伪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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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之一胡适提出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相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于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来的。“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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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另外，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克服了乾嘉学派大多注重文献资料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了求真求实的方法。

（2）、二者都具有疑古和学术批判精神。

乾嘉学者已经开始注重学术的批判精神。他们不仅对宋学不尊重事实的做法持批判态度，而且也注重学派内部相互的学术批判和自我批判。如戴震主张从事考据必须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已经具备了一种初步的求是精神和严谨态度。

在清代的乾嘉时期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程朱理学，而在学术界蔚然成为风气的则是汉学。尽管汉学家们以注重客观、讲求实际相标榜，但实际上谨守汉儒家法，门户观念甚强。他们大多认为“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甚至信古崇汉到盲从的地步，说什么“汉法疑经，则治以非圣无法之罪”。在他们看来，汉学以外的一切学问都是伪学：“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崔述对这种学风很不以为然，他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三《洪范补说》中批评道：“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为考事之真伪、论理之是非，崔述即对宋儒的义理心性空谈不满，也不信从汉儒的经说：“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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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的这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精神在新历史考证学中也得到体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不仅直接传承了胡适的存疑主义，而且究其根源也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崔述等人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他说:“辨证伪古史方面”，“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证以外，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少”，“《易》本来是卜筮，《诗》本来是乐歌，我们不过为他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所以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而所谓破坏也只等于扫除尘障。”他怀疑《易》不是神农伏羲的圣经，《诗》也不是文武周公的圣经。他说他到了北大，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后，感到治史须走“批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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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由此可见，乾嘉学术在治史方面对顾颉刚是有很大启发的。

（3）、二者都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

乾嘉学派中提倡经世致用的非章学诚莫属，对于史学的宗旨，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他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章学诚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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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在考据之风笼罩的时代，章学诚大声疾呼经世致用，试图改变那种脱离现实、埋头考据的不良学风，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历史考证学在面对民族危机的时候，也格外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如傅斯年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东北的野心，为了对国人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组织编纂了《东北史纲》。他为揭露日寇企图吞并全中国的阴谋，反对对日妥协和投降，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于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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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其主旨是“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呼吁人民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至于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以研究东北史地，在重庆创通俗教育馆、办《文史杂志》，以通俗浅近语言宣传历史、唤起民众的抗日情绪。

二、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考据学的不同点

（1）、新历史考证学推崇科学主义，乾嘉考据学仍然封建保守

这是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品格造成的。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主观盲从、闭塞保守的瘤疾，要求冲破旧史以帝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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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束缚，改变为以民众活动、社会生活为中心，叙述历史的进化求其公理公例。其“新史学”的主张实已朦胧地具有史学科学化的意识。至“五四”旧时期西方近代新学理大量涌入，“科学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追求史学的科学化更成为兼具扎实考证功力与革新意识的史家自觉努力的方向。胡适反复阐发的实验主义方法，顾颉刚倡导“打破偶像”，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陈垣为推动建立现代文献学学科所作的努力，都以各具特点的风格反映了追求科学化这一共同的时代取向。而传统的乾嘉学派仍局限在封建内部的史料考据，很少接触以及吸收西方外来的史学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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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不同

较之乾嘉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已经接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路数，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以史学为中心。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新历史考证学者便不同了。他们的考证中心已转向史学，诚如吴其昌在描述王国维学术转变时所言：“岁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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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证古史，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与王氏一样胡适、陈寅恪、陈垣等人的考证研究的中心也在于史学领域。

其次，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但新历史考证学者已开始大量吸取新事物。这些新事物除了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外，主要包括“取地下的实物”、“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等新史料、新理论和新方法，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是转移一时史学之风气，引领传统历史考证学走向“新”、走向“现代”的主要助力，也是“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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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古籍整理转向考究重要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清儒考史大多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也有对古籍的考证，并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史学中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民族、宗教、制度、文化等重要历史问题的考究。以制度史考证为例，请如王国维对殷周制度变革的考究，陈寅悟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述等，旨是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的重要尝试。可以说注重对历史问题的考究是新历史考证学者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一个主要标志。

最后，从单纯的史学考证转向开始总结考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陈寅恪、陈垣的贡献最大。陈寅恪汲取前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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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即先确定旧“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相较而言，陈垣更注重对考证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诸如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皆是他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结晶。应该说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学人，已为我国历史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工作。

新历史考证学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超越，20世纪新历史考据史家在继承发扬乾嘉考据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促进了民族史学的近代化。他们或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进行肯定与阐发，或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考据的方法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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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或指出其流弊而加以修正，或在领会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提出考据学方法的新见解，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考据学，不仅建立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而且在利用新的方法整理史料等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史料与史学的整理研究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其意义是深远的，对传统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02月第1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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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整理：《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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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故：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人物介绍：

　欧阳修

　（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