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前言和经部）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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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前言

一． 什么叫目录？（目录的含义）

（一）目录（现代含义）：书开头列出的各章各节或各篇的名目。

（二） 目录（传统含义）：指书名、篇章名和其内容提要。

1目：只指罗列的篇名、章名或书名。

2录：指该篇、该章、该书的内容提要。

二．讲哪种目录学？（目录学的含义）

（一）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目录学”

1 图书馆 学系讲授的“目录学”。将如何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的学问。

2我国 目录学史 的“目录学”。从最早的刘歆的《七略》讲起，把历朝公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3讲古人的著作（通称为古籍或古书）流传至今有多少明目品种，也就是如上所说把古籍的“目”告诉大家。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不仅有“目”还得有“录”。这种“目录学”才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古文献者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

三．这种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学的作用）

  科研和实践需要古代文史者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对古代的、已成历史陈迹的你就无法参加，也无法找那时的当事人做调查研究，那就只好利用或借重古人留下的以古籍为主体的种种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整理，达到弄清楚古代文史的目的。这就是探讨古代文史者的实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很明显，这种科研或实践的首要之点就在于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一． 哪些算是古籍？

（一）古籍的 含义： 专指我国古代的用文字书写的，且要编成卷册，供人阅读、查看以及作其他用途的书。

（二） 古籍产生的上限和下限。

1 上限：“书”的正式出现在春秋时候。

2 下限：大体可划到清代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1912年以后问世的以传统形式撰集且和以前古籍性质相近的，也可划归古籍领域。给古籍作校勘、注释、辑佚等整理的，仍不失其为古籍。

二． 怎样给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三． 怎样给古籍作介绍

“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点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

目录学·经部

一．怎样讲经部

（一）传统的四部法：按易、书、诗、礼等来分经部的经学书的。缺点在于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经学趋向，势必在“易”类讲完经学趋向之后，在“书”类还要按照经学趋向再讲一遍“书”类，故而出现大量重复劳动。

（二）讲经部的办法：先讲经学的产生，再按其发展演变划分几个阶段，在讲了该阶段的经学趋向后再讲各经经注和有关著作。小学类则仍四部分类之旧放在经部最后来讲。

二．主要参考书。

吕诚之（思勉）的《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儒家和经的起源

（一）古代社会的发展

1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底层人从农奴变成需要交税的人，自由了一点。社会进步，思想意识领域也产生变化。（为什么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社会就进步了？作者这一点没有详细点明。）

（二）儒家的产生：把知识从领主制时的惯于装神弄鬼的“祝史”们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传播学识的孔子，产生了“儒家”学派。

（三）经的起源：

1人们在春秋的时候将孔子的教材认为是“书”，到了战国，儒家后学们才称之为“经”。

2“经”的本义，只是指文笔简练的东西。儒家、道家、墨家都有经。

3儒家学说自西汉起被定为官学，进而儒家的“经”随之神秘起来，成为一切人生道德、统治法则的源泉。

二．孔子和六经

（一）大概到战国以至西汉初年，才流行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

（二）《庄子》、《史记》中对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不可信，较可信的为论语。

（三）所以现在只能说：孔子是用原有的《诗》《书》作为教材来教弟子,原有的礼和乐也用来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也只是节目单之类,不能说就是后来相传的《仪礼》,这些在后面还要谈到。至于《易》和《春秋》,是孔门后学认作儒学经典的,和孔子本人不能说有什么关系。

至于《易》，有一条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亦”字改成“易”，自是西汉时孔子以《六经》教学之说流行后被人们妄改的。

三．传和记

（一）传的含义：解释经的，在战国秦汉时都叫“传”，大体产生较早，已久著于竹帛。

（二）说的含义：解释经的，大体产生较晚，还由口耳相传以后才著于竹帛的叫做“说”。

（三）记的含义：“记”本来是指史籍，指典礼的记述，是“经”以外的古书。在汉代，人们也把它作为古书的通称。

（四）特别之处：

1因为“传”是随着“经”流传的，所以在汉代往往把某个“经”的“传”也叫成这个“经”。

2有些儒家的书，因为不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学的“经”，如《论语》《孝经》，汉人也称之为“传”。

四．诗

（一）《诗》中的诗如何编成的？

1统治者撰写的在宗庙里演奏的诗+社会上流行之后被统治者采集的诗（宴会赋诗中的诗）。

2这些诗不可能是农奴创作的，而是由统治者以及其下层人士撰写的。

（二）《诗》编定的时间？

1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已经编定。《史记》中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的话靠不住。

（三）风雅颂的含义？

1同顾颉刚认为和乐器与音调之不同有关。

2《毛诗序》中的解释是汉儒后起之说而非《风》《雅》《颂》的本义。

五．书

（一）《今文尚书》

1相传是西汉文帝时秦博土伏生献上的。

2共二十八篇。

（1）“虞书”：《尧典》(包括今本《舜典》在内,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在内);“夏书”:《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3）“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今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1 史料价值：同顾颉刚。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

（二）今本《尚书》=《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和宋蔡沈《书集传》所用的《尚书》。

1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也作梅颐)献上的,附有孔安国注,即所谓孔安国传的本子。

2共五十八篇。比起《今文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

3增加的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三）《今文尚书》第一手史料，有用，《伪古文尚书》绝对不能用，不过注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附逸周书

（一）也叫《周书》，原有七十篇，佚失十篇。

（二）并非孔子删《书》之余。

（三）多有用资料，要善于择取。

七．仪礼

（一）《周礼》（古文）>《礼记》（今文）>《仪礼》（今文）

（二）西汉时《五经》中的《礼》指的是高堂生所传的《仪礼》。

（三）共十七篇，戴德、戴圣、刘向《别录》的编次都不一样，今本从《别录》,但戴德的实较合理。

（四）应是战国时人整理出来的礼的节目单。

（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民俗有用。

八．礼记

（一）《礼记》是把若干有关礼的“传”和“记”汇集成书,所以书名也只叫《礼记》。

（二）两个传本：

1《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2《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马融、卢植核定的（童书业）。此本通行。《礼记》指的是《小戴礼记》。

（三）《礼记》读起来比称为“经”的《仪礼》更有意义,所以后来就升格为“经”,而且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今天用来了解先秦的社会习俗也极有用处。

九．附大戴礼记

（一）共八十五篇，传世有四十篇，即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篇。

（二）《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作品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的残余。

（三）《五帝德》,是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蓝本。

十．周礼

（一）记述官制的书，共有六篇六大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失,是用《考工记》补的。在每个系统下面分设若干官员,并分别记述他们的职责。

（二）编制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古文家：西周初年周公编制的

2 王莽和刘歆伪造的，钱穆否定。

3 钱穆、郭沫若：战国时候的作品

（一）为什么战国时代会产生具有全国规模的著作？如《周礼》、《禹贡》、《山海经》。

我认为这是由于到战国时人们已普遍产生统一中国的要求,于是为统后作各种安排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周礼》是讲统一后的官职,《禹贡》是讲统一后的疆界物产,就连《山海经》也是讲统一后的祭祀安排。

十一． 附乐

（一）虽然战国末年如《庄子·天运》有所谓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其实并无什么《乐经》。

（二）《乐记》二十三篇可能是讲乐的理论,和保存在《礼记》中的《乐记》是一回事。

（三）《诗经》时提到过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则应是乐谱。

十二．易

（一）殷周的迷信活动具有不同方法

1殷商：用龟卜,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烧灼了来预测吉凶。

2周：周人则用筮占,用一种蓍草来预测吉凶。

（二）《易传》，合称为“十翼”

（三）四圣之《易》是假的。

据顾颉刚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第三册)考证,“《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四）参考书：《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十三．春秋经

（一）孔子和《春秋经》无关。

（二）《春秋经》是由《鲁春秋》删削修订成书的，但作此工作的不是孔子，大概还是出之战国时孔门后学之手吧。

（三）参考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十四．左传

（二）《左传》（古文）>《公羊传》（今文）>《谷梁传》（今文）

十五．公羊传

（一）《公羊传》就是给《春秋经》作政治理论解说的传。其中引用了许多先师的解说。

（二）问题：为什么称《公羊传》呢如果最后由这位姓公羊的学者论定,怎么能自称“子公羊子”呢这个疑问至今还无从解答。

（三）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好资料。如果研究春秋史，可以补充《左传》的地方很少。

十六．谷梁传

（一）价值最少。

（二）顾颉刚、钱玄同：可能是“公羊”之音幻化出来的。

十七．论语

（一）何晏作《集解》，被《十三经注疏》采。

1钱玄同：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

2康有为：“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

3崔述：《论语馀说》及近人的考证,《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比较可靠,记孔子的话都称“子曰”,后十篇则多称“孔子曰”,可靠程度就差些。

4传统：孔子弟子所作。

十八．孝经

（一）创作时间：

1黄永年：是儒家《六经》之类的说法流行后撰写的（黄永年）

2吕诚之：根据《吕氏春秋》曾引用此书，认为它还是古籍。

3有的学者则认为它作于西汉时。

十九．尔雅

吕诚之师《经子解题》解《尔雅》时指出:“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

二十孟子

（一）共七篇

（二）北宋时期上升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将其收进《四书》。

（三）要弄懂中国的传统思想,《孟子》一书不可不读。

本篇内容是《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前言和目录·经部的第一节概说和第二节 经的起源和内容性质 ，下次推送《古文献学讲义》目录·经部的第三节经今古文学、第四节义疏之学、第五节宋元经学、第六节清人经学和第六节小学。

编辑：不确定uncertain

版本学·三

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近代图书馆在各地相继建立，古籍也成为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模式的图书馆应从1903年建浙江图书馆开始，其后陆续建立起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这些馆最早的基本藏书就是古籍。其中有些馆就是以收藏古籍著称的。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以北京图书馆为例，其前身是初建于1910年的京师图书馆，它承继了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珍善本颇富，既有宋元旧本，又有敦煌古写本。后补进了国子监南学藏书，并经南北访求，得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馆藏古籍日益丰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赵万里等先后主持善本部工作，为搜求古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立起善本甲库、乙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善本入藏更加丰富，最早一批就是 “赵城金藏”。建国之初，政务院 (即国务院) 公布了保护文物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办法，并付诸实施。同时，文化部文物局对各地图书文物的调查、保护和收集工作也逐步进行。这一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各地收藏家纷起向文物局和各级人民 捐献珍贵的图书、文物，北京图书馆入藏古籍数量激增，质量优异，如周叔弢捐赠全部珍藏善本，凡七百余种，傅忠谟、翁之熹、潘氏宝礼堂、瞿氏铁琴铜剑楼、张约园、邢之襄、刘少山、赵元方等捐赠的均为一生精力所聚的宋元精本、名刊名抄。正是有了这些珍善本，才使北京图书馆与 “国家图书馆”这一称谓名实相符。

中国古籍特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图书。清王朝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完结，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中国古籍，就只有再发现，而不会再产生。从这些古籍由藏书楼转入图书馆起，图书馆古籍工作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其内容主要是对古籍进行鉴定、著录、分类、典藏并提供阅览，这其中就包括了版本目录学的内容。为了揭示馆藏，编出本馆的古籍书目或善本书目就成为当务之急。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即“文革”爆发前)，陆续出现了反映各馆收藏的善本书目和古籍书目，代表了当时版本学的研究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著录古籍，在著录项目、内容、次序、格式甚至用语等都有规定，但其成果，即版本目录，则大多数只是形式划一，质量则参差不齐。于版本目录功力深厚者，该馆的目录质量就高些，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又称“善本甲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等，反之，则多有未当之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对前人版本目录缺乏检验却仍沿用前人的经验、各家各馆之间缺乏交流、版本实践过程中缺乏总结等。

除各馆书目外，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版本目录出版：

(1)《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作者孙殿起在北京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历数十年之久，他将目睹手经的书册逐一进行详细记录。由于所录基本上是清代以来的著作，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目中所录，一般地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的姓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项目，如果卷数和版刻有异同，作者姓氏需要考订以及书籍内容有待说明的也偶有备注。

(2)《中国丛书综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将全国四十一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编成《中国丛书综录》出版。这部《综录》吸收了旧时代各种汇刻书目和丛书目录的长处并有所发展。全书共分成三巨册：第一册为反映丛书书名的《总目分类目录》，收丛书计2797种，以其所订分类表分类。每项下列丛书名 (包括异名)、编纂者时代和姓氏、版本、子目书名及著者时代和姓氏、版本。末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丛书的 《子目分类目录》。第三册为丛书的《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有了这部《综录》，旧时代各种丛书目录基本上可以置之不顾了。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版本学家有张元济、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等。

张元济(1868—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受到 “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从1903年起，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直到逝世。他认为整理文献，非有丰富的善本书不可，便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积极搜购善本书，并构筑了东方图书馆，又别辟专室，以珍藏宋元明旧刊和抄校本，名为涵芬楼。截至1932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余万册，藏书之富居全国之冠。他在拥有这样丰富图书的环境中，开始了整理文献的工作，从1916年影印《涵芬楼秘籍》开始，连续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影宛委别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元明善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部头图书。除《学津讨原》据清张氏刻本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据文渊阁影印外，其余诸种版本，都是由他亲自别择、校定、整理付印的。凡经张氏校勘过的古籍，一般都有题跋，从书的内容、篇卷、版式、行款、刻工、讳字、前后序跋、文字异同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简要的考证和比较。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庶吉士。五四运动后，专心从事收藏图书和校勘图书的工作，所著主要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宋代蜀文集要》、《藏园群书经眼录》、《清代典试考略》等。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讹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著录了他三十多年访书、购书、读书过程中所见各公私藏书之精品，共收录善本四千五百余种。由于这部版本目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成为检验当时版本学水平的主要著作。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早年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1925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王国维先生的助教，并进行诗词、戏曲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1928年至1948年，历任北平图书馆善本考订组组长、中文采访委员会委员、采访组组长、善本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善本特藏部主任。他在江、浙、闽、粤等地收集了不少宋元旧本和明清罕见善本。由于他见多识广、功力深厚，于版本目录有很高的造诣，他编辑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出版后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自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即任职于京师图书馆，专攻目录学。1934年由北平图书馆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交换馆员，后来又转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善本图书。1947年回国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兼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短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1957年起，一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他的目录学研究成就斐然，《中国善本书提要》则体现了其版本目录的造诣。1939年至1949年，他先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明刻本及校抄本撰写提要，总计四千四百余篇(包括补遗)，汇成此书。书中所录，凡《四库全书总目》已有提要者即不再编写，惟于所缺略者补充之、错误者釐正之，更侧重于著录图书版刻或文字增删的学术价值，详录每书行格、版心尺寸、卷端题名、刻工名氏、序跋简目等，更便于检核。其着力处在考订著者爵里生平、编刊始末及与它本编次的同异，就事论事，信笔为录。介绍特定藏书版本状况，固属功力之作，用于同书版本检索，却嫌特征揭示不足。

相对于大量的版本目录来说，这一时期有关版本学的专著不够丰富，主要有钱基博《版本通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从整体来说，缺乏突破性的成就。“文革”期间，像版本目录学这样的传统学术研究已不可能进行，版本学研究一片空白。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学好版本目录对整理古籍者来说是主要的，但同时也应学一点鉴别版本的本领，这是版本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考虑到：(1)大部分旧本书的刊印年代以至地点，虽然已由前人作了鉴定，有些旧抄本、稿本、批校本也作了鉴定，但还有相当数量的没有经过鉴定。而且，宋元旧本新发现的固已不会很多，明本尤其清本尚有相当数量在不断发现中。这就要求整理者自己能够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2)前人作过鉴定的虽然大部分可以信据，但还有一些是不足信据的，前面讲版本目录时已列举了若干例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有时要凭自己的眼光，对前人已鉴定过的本子，重新审查，不能盲目信从。(3)简目、题跋、藏书志、综合版本目录对所著录的书都未附有照片。其中有些书收藏地点没有更动，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书就在北京图书馆，到馆里去查阅时只需一对书目就知道是什么本子。但有很多已经著录、鉴定过的善本书，其收藏地点早已转移了，就无法对照。何况还有很多书和前人著录的只是同一副板子所印刷，并非一物，收藏印记之类都不同，如不懂得鉴别，又如何能知道这和已经著录的是同一个本子。因此，学点鉴别版本的本领，对整理古籍者并非浪费时力。

　　要学鉴别版本的本领，当然也得接受前人的成果，最好能结合看原书，如到收藏善本书多且已经过鉴定作了著录的地方去，边看原书边对照著录来学习、熟悉。直接对看原书有困难，则可以看照片。前人把每种旧本书选印一、二页，最早用木板覆刻印刷，叫“留真谱”；后来用石印或珂■版(即玻璃版)、铜版等印出来，通称之为“书影”或“图录”。较重要的有《铁琴铜剑楼书影》，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盋山书影》，前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原丁氏善本书室藏本；《静嘉堂善本书影》，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原陆氏皕宋楼藏本；《嘉业堂善本书影》，影印刘氏嘉业堂藏本；《涉园所见宋板书影》，陶湘影印杨氏海源阁、李氏木犀轩、傅氏藏园等藏本。以上都以宋元本为主，静嘉堂全用珂■版印，最精美，涉园参用珂■版、石印，和铁琴铜剑楼的石印都清晰可观，盋山、嘉业堂的石印就模糊不耐看。至于明本书影，只有潘承弼、顾廷龙合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用铜版缩小影印。解放后，北京图书馆编印了八大册《中国版刻图录》，包括宋金元明清刻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用珂■版原大印，鉴定多出版本专家赵万里之手，自更后来居上。前几年，上海图书馆也影印了一册《善本书影》，除宋元明本外，还收了若干著名的抄本、稿本、批校本，虽然印工较差，但对鉴别抄本、稿本、批校本仍很有用处 。不过，这类书影再好也有个缺点，即原本的纸张、墨色无从表达出来。因此过去有人专门收集残宋元本的零页，汇成专册，解放初苏州旧书店文学山房也用残明本的零页汇成《明代版刻集锦》多部出售。但如今残明本也已成为希有之品，遑论宋元，这么做显然已不复可能。近几十年来影印了大量古籍，有些是用不易见到的旧本影印的，而且不像书影只影印一、二页而是影印全书，多翻翻对熟悉版本的面貌也很有好处。

　　多看原书以及影印本、书影为什么能够培养鉴别版本的能力呢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演变的规律，版本也不例外。各个时期雕版以及活字版书写刊刻的字体连带版式之类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印书所用的纸张在各个时期也有变化，甚至抄本书的字体也随各个时期书法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我国领土广阔，文化中心、刻书中心不止一个，各个地区的写工、刻工也各有其不同的传统。再则有的书是官刻，有的书是家刻、坊刻，刻书的目的和花在刻书上的财力、物力各不相同，也易于形成各自的特色。看得多了，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目中掌握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以至官刻、家刻、坊刻的特点规律，随便见到一部书，不用翻检刻书序跋就能讲出是什么时代以至什么地区的刻本，是官刻、家刻抑坊刻了。过去藏书家有所谓“望气而定”者，实际上就是指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掌握了特点规律的鉴别方法，并非唯心主义想当然，而是唯物主义符合科学道理的。

　　当然，这些特点规律都靠自己去摸索掌握，未免太费时日。最好由鉴别版本的内行专家把它总结出来，使后学者学习起来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可惜，这种总结规律的专书一向十分缺乏。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只是抄撮有关版刻沿革的文献，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除讲沿革外，只是记点藏书掌故，都没有涉及各个时期、地点以及公私刻本的特点规律。赵万里的《中国印本书籍发展史》(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同时又稍加改动作为同年文化部文管局出版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的说明)和以北京图书馆名义写的《中国版刻图录》的序言，当然比前人科学得多了，但仍把注意力放在宋，元已差一点，明本、清本就讲得更少了。这可能和明清本存世者为数太多、不易理出头绪有关。而且清本的版心、款式也不像明本以至宋元本那么有规律可寻，讲清楚实在不容易(《中国版刻图录》所收的书影也以宋元本、活字本等最精、最完备，明本就差，清本更差，有的清本是以稀见入选，有的又照顾一点代表性，但代表得又不很全面，这种不成章法之处，当和对明清本特点规律之欠研究有关)。至于各类版本的特点规律，则不仅明清，即使宋本，赵氏也没有用文字写清楚。此外还有人写过一些讲版本的小册子，则更多抄袭《书林清话》等书，改换头面以塞责，其实自己对所说的东西都未必真懂得。看了这类小册子诚可谓徒乱人意，对学习鉴别版本全无裨益 。

一、检寻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二、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三、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四、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以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五、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六、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　　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