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程立中内容提要

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后生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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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文献学专业主要学什么

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古代要籍解题、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很多人说，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古雅的学问，跟现实生活距离甚远，学起来比较枯燥，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从社会需求这个角度来讲，这方面人才的需求量确实有限，而且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而增加。同时她又较难学：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又需要广泛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甚至需要学贯中西、汇通文理。有很多饱读诗书的大学者，在校勘古籍的时候仍然难免出错。鉴于古典文献学的这些特点，建议考生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盲目报考。

古典文献学要培养的是有扎实的文献学基础，能够进行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到高校、出版社或研究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或研究工作，也可从事其他与语言文字处理有关的工作。由于学生一般都有扎实的写作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所以适应性很强，就业路径也比较宽。

最近，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人文学科包括古典文献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新的研究思路的大量进入，改进或者代替了一些旧有的研究思路。同时，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国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之后，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从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专门人才。

汉代目录学的成就在于开创了我国古典目录的先河，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汉代的目录学具有如下特点

1、校书与编目溶于一体

2、编目有明确的目的

3、目录有完整的体例

4、编目有指导思想

具体解释参考: 《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余庆蓉 王晋卿著

古典文献专业

　　业务培养目标：

　　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门，从事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高级专门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古籍整理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2．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4．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5．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

　　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主要课程：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教学实习、论文写作等，一般安排6周左右。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虽然中国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产生了系统的书目分类著作《别录》和《七略》；又虽然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已经十分自觉地致力于目录学的理论探讨，但是，毋庸置疑，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是在20世纪初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起步的。1931年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版）对古代目录的源流、体例、类例等论述颇详，深刻地影响了余嘉锡、周贞亮等人的目录学思想，实有荜路蓝缕之功。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学术，是以学术分科以及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为前提的。所谓“重试验，尊辨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梁启超语）是其本质特征。1931年刘先生以来的古代目录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于兹而还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取得的成绩

首先，意识到学科独立乃是现代新兴学科的标准，并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来研究其主要特征是不再作单纯的个案研究，而是自觉地把古代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中加以观照，以期在纵向历史的传承流变中获得一个整体的通观。这在《校雠略》和《校雠通义》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另外，也有横向的研究：或从一二个范畴出发，或从某一派别着眼，或从一个问题考察，作共时的研究。如姚名达《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分10个明确的个性化专题对古代目录学加以研究，条分缕析、推理谨严，表现出很高的理论深度。

其次，研究的表达形式得到了更新。传统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依存于目录凡例、案语、提要、序类，讲感受、述心得，观点零乱，不成系统，主要是一种感性的把握。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治经治史、考据训诂的一套，这与西方学术那种下定义、给范畴、重思辩的研究方法是大异其趣的。郑樵《校雠略》的核心命题是“类例”，但通篇没有关于“类例”的定义，而只有诸如“类书犹持军也”之类的喻象把握。章学诚《校雠通义》的核心命题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亦通篇没有关于“辨考”的界定，而只是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在行文中直接提出。

但是，自1931年以来，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西方学术重范畴、重逻辑、重推理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看成是现代学科的一个标志。在具体研究中，很具思辩色彩，条理分明，并且看重对理论意义的辩明，以求达到一个较高的认识水平。比如刘纪泽对古代目录类型的三分；容肇祖1934年版《中国目录学大纲》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与源流，历代目录类例的沿革以及目录的体制，包括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方面阐述颇详。特别是，一些理论著述都注意到给诸如目录、目录学、类例等概念作出逻辑界定，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展开逻辑推理，以期最终“成一家之言”，建立学科体系。此外，还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程伯群、张遵俭就有了中西目录学比较的专论，这无疑有助于国人接受西方的相关学术观念，“洋为中用”。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再次遭遇外来学术文化的冲击，理论借鉴更加丰富、娴熟。一些域外的新理论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总之，刘纪泽以来几代学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初具学科范型。先后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数十种理论专著和教材，形成了一套相对定型的评论标准，使我们对古代目录学在一般原则、技术和史实的层面上有了基本了解。与此同时，在古代目录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上，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目录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二　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首先，中国古代目录学并没有确立起自己的研究本体、由于学科独立性至今没有获得确认，导致它在和历史学，以及和近现代目录学的结合中丧失了自己的领域在理论层面上，诸如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对象与内容、原则和意义、方法和目的、社会职能等方面的讨论多欠周详。以研究对象为例，差不多迄今为止尚没有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而仅有关于（现当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然后再不加区别地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直接等同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现当代目录学是一套完全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建构起来的目录学学科范型。它和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相比，虽具有“目录学”一般特质之“同”；但更具有由各自深层文化支撑的个性差别之“异”其它如研究内容、原则、意义、方法、目的、职能等无不如此。这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缺乏个性化的理论畛域，不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事实上，古代目录学远远超出了受西方近现代学术规范影响的“目录学”的那种以单纯排检文献为己任的操作层面，具有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因此，（现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绝对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后者包括三项骨肉相连的内容，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独有的理论畛域。第一，整理和保护文献文本；第二，认为文献具有文本内涵和超文本内涵，目录致力于对上述两个层面之文献内涵的“规范化”识读；第三，构建文化图式。古代目录本质上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一种文化对整个世界所持的根本态度。这三项职能，在刘氏父子发凡起例的目录学实践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表达。

然而，在和西方近现代目录学的碰撞中，中国古代目录学不恰当地将前者作为最高参照范本，于是在“精于求同，疏于别异”的文化心态下泯灭了自己的个性。

其次，不能提供独特的意义创造，因而受到了当代文化的冷落。古代目录学研究本体的不明确和研究理论的缺乏，使得研究的目标不明确，甚至丧失了目标。以笔者之陋，至今尚未发现一篇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目的之文章；而只是在一些专书中老生常谈地得出诸如“读书治学的门径”、“科学研究的指南”、“现代目录学的借鉴”之类的结论总之，所谓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是表达一些有选择的目录学现象，所取得的成绩也多局限于认知层面。陈述事实多于阐释意义，缺乏足够必要的意义创造，致使今天的古代目录学研究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没有创立起真正经过严格思考的、符合古代目录学特点的理论体系，在刘纪泽的基础上并没有向前走多远，因而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故步自封，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并习惯于把古代目录学的价值归结为一个伟大的传统，用一个事实上存在着的传统回避当代文化的质疑，导致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由于古代目录学自身在意义上的“不在场”而日益成为一门单纯文献学、一门边缘学科和经院学科。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1931年以来的古代目录学研究虽然反省了传统的旧有研究模式，但冲击的只是传统微言大义的一套，而考据训诂等“治史”方法并没有受到排斥至今还满足于进行大量繁琐的、枝节的重复论证，进行一种知性的自我娱乐。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总是凌驾于发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于是，挖掘材料、罗列现象、提供背景取代了真正的理论研究。即使有意义创造，也常常是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学理想：认知的而非精神的。另一方面，由于过分急切地要展现自己，参与当代文化，导致古代目录学研究对其它文化形态（诸如哲学思潮、控制论、计量学等）的盲目仿效，使得古代目录学研究成为一种违背事实的、不可信的东西。

总之，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无论是就其价值取向，还是概念范畴，及其表达的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不能满足当代文化的期待，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三　结论

一个现代学科必须具备当代意识以及当代文化基本的精神特征、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这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判定一个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的基本标准。因此，古代目录学固然研究的是“史”，但并不是历史的还原，而是意义的重建所以，重新审视古代目录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学术语言，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应重新确立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本体。为此，必须从中西、古今目录学之间的相异性出发，以抵御近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目录学的侵蚀。古代目录学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它的目录系统的表层样态直接等同于深层的观念结构。目录系统的文化建构是和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相连的，从中可以看到存在的和谐、知识的统一、世界的希望和生命的意义。可见，古代目录学在文献排检的技术层面之外，隐含着意义创造。古代目录学学科研究得以成立的关键是要向当代文化传递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意义贡献。根据我们的理解，古代目录所呈现出来的文献规整性之“小序”，折射出了世界和人之规整性的“大序”，文献整序过程即是一个由物理世界秩序上升到依目的和理想的建构性秩序的反思过程。[2]而所有的其它文化类型，无不在表达着“秩序”：物理的秩序或理想的秩序。因而，古代目录学在所有当代文化中并不孤立。

其次，应积极寻求面向当代文化的共通的表达形式。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既然在当代文化中并不孤立；而导致其事实上被当代文化所冷落的原因只是该学科自身研究的话语形式。为此，在研究中必须完成研究语言的现代转向今天的古代目录学研究，研究的主体是我们现代人，并且，也是为现代人而研究的，因此，必当具有现代性。不能再使用前辈们的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意义指向和层次的变化。这不仅有助于有效地推动古代目录学学科研究的发展，而且有助于让我们和其它学科进行有效的交流，成果共享，以便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和当代文化之间实现介入和接纳。唯其如此，中国古代目录学才能摆脱事实上的单纯文献学、边缘学科、经院学科的颓势，恢复昔日“学子所重，几埒国学”的显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