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极言校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拿几本书一对,既轻松,又机械,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正如段玉裁和陈垣等人指出的,用诸本对校,确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只要有耐心,能细心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工作,而重要的工作则是判定是非,决定弃取,这则要看一个人的功力和学术水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就是说,学问不到,很难改得正确,前人十分强调“通儒”校勘,原因就在这里。清代学者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者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 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段玉裁的意思很清楚,校错的后果更严重,现举一例为证。《韩诗外传》元刊本卷五有载:
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之自。《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白矣。谓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儒效篇》,荀文作“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无“诗曰”以下云云。唐杨倞注《荀子》,谓“伯读为霸”,故清代学者赵怀玉(味辛)根据杨注,将《韩诗外传》的“一朝之自”改成“一朝而伯”,并删去“可谓白矣谓”五字。顾千里在给赵味辛的信中谈了对这校改的看法:
今以广圻考之,则 “自”当为 “白”之讹,即《荀子》“伯”亦“白”之误,杨所读非也。何以言之有二书之本文可证也:《荀·儒效篇》又云: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务白也”句屡见。又云:“故曰一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贵名。” 《致士篇》云: “而贵名白天下愿。”《天论篇》:“则功名不白。”《外传》卷一同。《荣辱篇》:“身死而名弥白。”《尧问篇》末云:“是其所以名声不白。”然则 “白”也者,固荀卿习用之语,惟此处传写误为“伯”耳。杨他注或云“显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义皆是。而此据误字,望文生义则非。幸《外传》未误,尚可证之。乃元刊既以形近讹为“自”,后来刻本又辄改为“间”,遂无由知其当为“白”矣。下文“可谓白矣”云云,若依此说,而作申说上文之 “白”解,则不须复删而已,无不可通矣。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见 《思适斋集》卷六)
据《白虎通·爵》引《春秋元命苞》:“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荀子》作“伯”犹不算大错,但杨倞“伯读为霸”,赋伯以霸意,则完全错了。因不明“一朝而白”之意,将其改为“一朝之间”,从而掩盖了“白”、“自”,乃至于“伯”之间的讹误演变过程,难怪段玉裁有书 “坏于校者尤多”的感叹。
然而,校书毕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学者都不免涉足此事,为了避免前人指出的弊病,有几点是务必要注意的:
①凡校一书,一定要将其版本、前人校勘成果调查清楚,以便统观全局。
②校勘强调重证据,如果有确凿证据才改,没有证据即存疑,就不会出现较大纰漏。
③不要借“理校”一说,主观臆测,妄改原文,否则是很危险的。
校勘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多体现于点校的古籍中,而专门论述校勘学的著述较少。除上文多有引证的陈垣《校勘学释例》外,还有蒋元卿《校雠学史》、倪其心《校勘学大纲》,以及王云海、裴汝诚《校勘述略》等。
雌黄。
在中国古代,雌黄经常被用来修改错字。雌黄是一种**的矿石,它的颜色与纸张相近,作画时可当颜料,用来涂改书写或印刷错误,不仅简单便捷,而且持久不褪色。
雌黄具有层状结构,沿结构层产生极完全解理。解理一组极完全,薄片具挠性;硬度15-2。相对密度35。
雌黄还是一种颜料
雌黄是中外古今颜色史上,渊源久远的**矿物颜料。而古人也习惯把硫黄、雌黄和雄黄矿物合称为“三黄”。在传统绘画颜料中,雌黄又称黄信石、铅黄、石黄,在盛唐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曾大量使用。
现代考古学家及学者亦从莫高窟的彩绘壁画和保存在藏经洞的唐代绢画中,分析出雌黄颜料成分。古籍又记载甘肃敦煌市雌黄州以生产雌黄及朱砂闻名,古代的画工即因利成便、就地取材,雌黄于是成了古窟彩壁画中常见的矿物颜料之一。
古籍校勘发现的问题记录方法为:
1、文本标注:通过添加标识符或者码洋方式,将校勘问题直接标注在古籍文本中。
2、校勘表:将校勘问题整理成表格,列出古籍的相关信息。
3、校勘笔记:在校勘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记录下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便于自己日后的研究或者其他人进行参考。
4、数字化数据库:如果研究人员有条件,可以将校勘记录整理成数字化数据库,方便进行搜索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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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码:GRNP书名:古籍校勘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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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瑞来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9-1
页数: 35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
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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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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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本文2023-08-05 19:40:2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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