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

终极破甲武器：锤在古籍上的征战史

在古代，将锤类武器统称为“椎”。但是椎仅仅是锤的原始形态，在西周和之后的春秋及战国时代，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分野。长杆的在与钝刃结合后逐渐演变为殳及后世的棒类武器，在宋代演变为诸多形制，明代的刀棒或大棒也属此类。另外短柄的则就演变为后世的锤、骨朵等武器。在战国时期，锤或者椎并不常用于战阵，但是却有诸多使用记录，笔者便将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记载如下。

其一、窃符救赵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利用屠户朱亥，用大锤诛杀了晋鄙，方才取得了军权救援赵国。“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王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吾今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其二、椎击秦皇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灭韩，韩人张良为韩报秦仇，悉以家财求客刺秦始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可见当时椎这种武器比较沉重，可以挥击也可以投掷，都是非身强力壮的勇士不能使用。但是因为杀伤威力过剩，所以在直到隋唐之前，“锤”并不运用于军中为制式武器。但是在唐代则有《唐律疏议》中记载“狱官令”中则出现了类似于带头短棒的刑具。在五代时期，因为盔甲技术的升级，同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影响，打击类武器开始大行其道。宋代首先出现“骨朵”记载的是宰相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其中记载为：“蒜头骨朵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本意为脉（胍）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脉（胍）而大，后人语言为 以胍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蒜头，俗以随意呼之。”

从史籍和考古学资料上看，在当时不单是宋朝，辽、金、西夏也都使用这种兵器，因为它本来就是由草原牧猎民族自上古便常见的格斗兵器，最适合于骑马作战。同时骨朵也常作仪卫兵器使用。《宋史仪卫志》：“凡皇仪司随驾人数，崇政殿只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人，执檠骨朵，充禁卫。”河南禹州白沙北宋一号墓，以及内蒙古、辽宁或其他地区的辽、西夏、金墓壁画中，也都有手执骨朵的仪卫形象。在战场上锤虽非制式兵器，但作为杂式武装，也多有士兵和将领使用。如《宋史岳飞传附子云传》中记载：“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这段记载在后世也被小说、戏曲等采用并有诸多改编，如著名京剧《八大锤》等。

宋、辽以后的蒙古、元，锤、骨朵是骑兵擅用的兵器，近战肉搏，得心应手。此时的锤的形状多为瓜形，六棱或八棱。明清两代仍沿用元代的瓜锤，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同时也把它做仪仗使用，装长柄，锤首鎏金鋈银，称为立瓜或卧瓜。除了用作普通肉搏外，就如从战国时期的两个故事中看到的，锤还可以用作投掷，因此其也派生了一个亚形。其形状呈球形或方体，与骨朵大同小异，但没有装木柄的銎孔，而在球体的顶端或方体的一侧铸有半环形钮。通过环钮系上绳索，投掷击杀敌人，时人形象地称之为流星锤，也叫做飞锤。

一般多做暗器使用，对于战国时代只能掷出无法收回的缺点，也通过加以绳索进行改进。明天启年间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三》中记载了其使用方法：“锤有二，前者为之正锤，后面手中提者为之救命锤。”意思便是使用时，前面之锤用于击敌，后面的则用于防备。前一击不中时，用后面的锤以防不测。这种流星锤在先秦的鄂尔多斯草原牧猎兵器也可以见到，有的呈球形，外面突出乳丁，有的作多面体，还有的呈秤砣状。不论其形状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鼻钮。它们既可以穿上绳索做流星锤使用。还可系短索，索上再接短柄，做链锤使用，若甩动起来，其击打力度比普通骨朵更强。后来，元朝的蒙古骑兵也使用这种链锤，锤的形状多呈六角形。而在明代火器普及后，锤的作用和大多数的打击兵器一样日渐式微，尽管清代仍有使用，但是多是充作表演或者礼仪所用了。

逐鹿之战，流传于上古神话传说中，中原霸主轩辕皇帝与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之间的一场旷世之战，在这场战争的记录中，有着诸多超自然力量的使用，以及超自然物种的参与，所以，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之为：上古神战。

所以基本上现在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是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文物出土，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历史记载，有人说是神话，也有人说是地外文明，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逐鹿之战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原始部落时期，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那炎帝，黄帝，蚩尤呢？不同部落的首领罢了。古时候，人们震撼于自然万物，敬畏于风雨雷电，这一点，便顺其自然地被统治者所利用了。

印度史前文献《摩坷波罗多》的记载就很直接了，描述了一场史前核战争，而且现代是发掘出了有核污染痕迹的遗址，《摩坷波罗多》对一些细节的描写竟然符合原子弹爆炸现场的情景，很难否定古印度人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这场可怕的核战争，幸存者把它记录下来了。

逐鹿之战是上古时期很关键的一场战争,结局惊人的相似，黄帝胜利后“乘龙升天”了，而古印度人胜利一方的首领居然也“升天”了。中华先民们应该也经历了这场带有核武器性质的战争，可能是岁月久远导致记录的内容走样儿变形了，听起来像神话故事。

之所以这场远古时代的战争会让人产生有“地外文明”参与的联想，是因为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记载，出现了许多双方利用“风雨雾雷电”等自然现象交战的描述，而蚩尤则被描绘为铜头铁臂、食石沙子、力大无穷的形象。逐鹿之战是上古时期很关键的一场战争,本来是一群原始人之间的战争，仿佛是一群神仙在打架。

上古神话从产生的时问来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各文学形态中最早的，但它却一直持续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单在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左传》、《庄子》等先秦古籍中就记载了比较丰富的古代神话，以及神话内容的变形和发展。如《诗经》中周部族史诗的代表《大雅·生民》、商部族史诗《商颂·玄鸟》等篇目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包含了部族起源神话中的母题类型。再如《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上古神内容的演变，像鲲鹏之变、黄帝遗玄珠等都是在上古神话的基础上的变形。“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和主题内容是后世文学的先驱。

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西汉及此后的其它文献中仍不断有新的神话出现，或是对旧有神话进行补充。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东之野，夏后氏于此舞九伐。”夏后氏名启，相传是大禹的儿子，后来建立了大夏王朝。大东之野，是指大东的一片广场。夏后氏在这里指挥大家，练“九伐”这类的舞蹈。

据《礼记》解释：“一击一刺为一伐”，所谓“九伐”就是手持器械，互相击刺的9个回合。

至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西周人沿用夏代传下来的“击刺之法”，培养和锻炼武士的攻防能力。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朝。伐商前夕，用武舞鼓励士气，名曰：“武宿夜”，给“击刺之法”配上了音乐，称为“舞象”，随后，又以灭商时的战争场面为题材，编了一种“大武舞”，歌颂他的武功。

《史记·乐书》记载，大武舞的参加者有数百人，全部戎装，手执兵器在音乐伴奏声中做着各种队形变换，一共有6段音乐，队形变换6次。

“九伐”、“舞象”、“大武舞”，都是早期以表现战争为内容的舞蹈。这些舞蹈有助于培养人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实际都带有攻防含意，形式也与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

人们把在战斗中运用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反复模仿着、传授着、习练着，夏后指挥大家进行攻防格斗的训练，使人们在狩猎活动和战争中积累的搏斗技能相互交流和传授，这实际上是早期的练武活动，实质是培养人们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都带有攻防意识，形式也与后世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击刺之法”的回合，就是后世武术套路形式的最初模式。

《史记》中记载的大武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