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还值得阅读吗?
先说说你说的第一句话:看史记,感觉古代文人尽玩“文字游戏”,对自己思维能力提升没有帮助。
这个“文字游戏”,我想应该是指善用典故或春秋笔法。
《史记》其何以见长?述通古今,不虚美不隐恶,辞练文采。这些尽是道德文学修养,岂能比于侦探逻辑小说?想通过读《史记》来提升自己思维能力?可见你读书不得其道了。若论春秋笔法,我觉得实是史书必须。中国古时是极讲求道德伦理,有一定地位的人死了会定諡号,通常都是为了概括其为人,暗含褒贬,目的就是为了扬善贬恶,风行教化。
史书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记述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賊子惧,可见其目的也是为了评判是非,扬善贬恶。史官自已在叙述事实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又不能因个人观点或情感歪曲历史,就不得不用词隐讳,暗含褒贬,才会有“郑伯克段于鄢”这样言简意赅评判得当的历史记述,所谓阐幽发微。后代史家常运用此种笔法,并不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其实,我窃以为也可能有不得以而为之。众所周知,史笔如铁。然而这样一件极需要执论公允的事情又常会因为犯讳而面临杀身之祸,往往只能是本朝修前朝史,所以才会产生类似于躲避言论审查的用词讲究。)
很多人不区分“读书”一词的内涵,只是简单地以为是获取知识,而不知有修身筑基之说。
如果读书只是从功利效率出发,直接使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有目的性的获取知识,这好像才是最值的方法。
“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这种问题形式早已在其它地方讨论过好多次,比如有人会问“拉丁文古籍还值得阅读吗?”、“《修昔底德历史》还值得阅读吗?”、“《荷马史诗》还值得阅读吗?”。如果撇去文学修养的需求,还可以换成这样:“《几何原本》还值得阅读吗?”、“《九章算术》还值得阅读吗”、“亚里士多德还值得阅读吗?”,如果历史再跳到五百年后的未来,估计还会有人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值得阅读吗?”、“《晶格动力学理论》还值得阅读吗?”
这类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在学习知识时,是否还值得去了解它产生的历史。
对于科学更是如此,数学教科书更是深有此弊病,直接告诉你公式结果,而对于其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则知之甚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学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过去的大师走过的弯路了。
显然,我是属于支持学术与学术史一齐学习了解的。我的论点并不新奇,早已有人论述过。前时读《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时,其中的教育观点更引为知音。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问“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那就从另一些近代批判书籍中寻找答案吧,以上可供参考。
引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爱心斗士」中一段文字: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需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云:“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只是幼稚的孩童。”只提一点就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不过,关于历史和历史教学还是有一点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建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比如,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里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 “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目前,其他的社会机构对知识的本源都不太感兴趣。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为了完整展示上文开始的西塞罗的思想,我们再引他的一句话:“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这样,学生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头说一说创世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说明,四千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暗喻,又从宗教暗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啊!我想要说的是,学科的历史使我们学会其中的联系;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都被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题外,引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的一段话以概述史学对于人文的重要: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
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儒藏》是现存世界上唯一一部完整、系统、全面地整理、保存儒家经典文献的古籍总集,也是中华儒学的开端。《儒藏》以汉文为底本,以元明清三代至民国时期的儒生所撰之经、传、序、录为依据,集儒经之大成、儒传之精华与儒术之精髓于一身,共收录儒学经典656部,约5亿余字。《儒藏》编纂工作历时十三年,先后经历了初稿起草、复稿修订、出版发行、定稿校对、编纂修订及专家学者评注六个阶段,最终完成了全部书稿编纂工作,于2016年6月出版发行,共收书656部、约5亿余字。《儒藏》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儒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整理与保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也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对儒家经典都进行过整理与保存工作。据统计,至少有五六百种汉文典籍被保存在我国各大图书馆中,但绝大部分都不完整、不系统而且残缺不堪,不能与汉文典籍相提并论。因此,以汉文为底本并集各代名家之言于一身编排成书的《儒藏》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儒藏》是对儒家经典文献整理史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重要贡献。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思想资源,而且对中国哲学历史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诠释。
《儒藏》的编纂,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有着重大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整理并保存儒学经典文献的大型古籍总集,《儒藏》在整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整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方面,《儒藏》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藏》是一部“古今无双”的巨著,它所记载的儒学内容包括了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在古代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儒藏》集中反映了清代以前儒学发展的状况,使其对清朝以后整个儒家思想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汇集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人文素养,涉及哲学、政治、法律三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儒学许多领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文明传承精华之所聚。《儒藏》是一部经典著作中的巨著。《儒藏》经过整理编纂,在理论上突破古代经典不分经、史、子、集四部分体编写传统观念,同时依据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儒家思想研究成果编撰而成。
《儒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彭兴林主编,经国博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单位支持。《儒藏》以汉文为底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较完整系统的搜集整理,其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彭兴林指出,如果说《儒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部完整系统地整理、保存儒家经典文献的古籍总集,那么《儒藏》将会成为中华儒学与中华文化最大最有效地保存与研究平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藏》编纂工作在坚持原创性、系统性、完整性原则基础上,对以往各种典籍文本重新加以整理,以满足学者和读者需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使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之一,《儒藏》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研究沉淀产生了很多珍贵文献和研究成果。它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所取得成果之一,对于促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指导作用有重要意义。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四大古书”是古代的文集,指《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部古籍。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诗经》
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道家经文,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以后,便尊之为《南华经》,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楚辞》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
扩展资料:
《诗经》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四大古籍
-诗经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本文2023-08-05 20:04:3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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