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景

古典文献学的专业性强，但社会认知度不高，导致了该专业毕业生就

业不佳的情况。 

该专业在毕业后，多数情况下推荐继续深造，而若需要就业，则可以考虑出版社、图书

馆、文化产业的相关部门进行就业，总的来说，就业限制较大。

确实冷门。

主要原因由以下2个原因组成 

1、专业冷僻不易学，社会认知度低

作为距离生活较为遥远的知识学科，古典文学所学习的内容不仅比较枯燥，与普通生活的

直接关联度也不高，社会认知度相对其他文科专业低。

实际上这类专业也比较难学：不仅研究的内容冷僻，需要学贯中西，还需要知识量丰富，

思路足够开阔，专业知识扎实，甚至说是汇通文理。 

2、开设院校相对少，热度差距极大 

此外，古典文献专业的冷门也表现在了开设院校数量上，以2019年各院校在四川的录取情

况为例，一本批次仅有2个院校开设有该专业，而二本批次仅有1个院校。

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对比，一本批次则有10所院校开设有该专业，而二本批次则有17所

院校，虽然不及更为热门的会计专业，但也要远比古典文献专业热度高。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开设有该专业的院校均实行了大类招生，无法从招生计划、录取分数

来具体分析专业的报考热度，但据在校生反应，该专业多数都是被调剂的专业。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柳哲

夏日周末，拜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勇担纲主修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不禁感慨万千！北大《儒藏》担纲者，乃是北大学界泰斗汤一介；如今，上海华东师大，推出文化巨献《子藏》，担纲者，却是学界中坚方勇，此实乃学界佳话，可谓是“北有儒藏，南有子藏”！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出版超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子藏》，如今已经率先出版了《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精装16开本，162册，几乎搜罗了中国历代庄子学著作的全部，共有302部之多，可谓是洋洋大观！

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子藏》的总编纂，就是浦江籍著名学者、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勇先生。他介绍《子藏》出版的缘由时说：“《子藏》之‘子’，意取中国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据章炳麟《诸子略说》所言，‘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因此，子藏所录诸子，不止先秦诸子，还有汉魏六朝子书，以及历世学人的校核、注释、研究专著，所谓‘搜天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

方勇先生，我素所敬仰。1992年12月2日，恰逢我21世先祖、元代大儒柳贯逝世650周年，浦江仙华诗社社长石学玢先生与秘书长毛一帆先生，曾支持我编辑出版了《仙华诗词——纪念柳贯逝世650周年特辑》，他们对崭露头角的浦江籍青年学者方勇，无不赞赏有加。

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他搜集辑校的《方凤集》。我获观该书，获益良多！《方凤集》是方勇早期整理与研究古籍的初步成果。《方凤集》一直温暖着、鼓励着我、陪伴着我。让我从一名农村的青年农民，通过自学成才，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1996年3月，我从浙江省浦江县图书馆辞去工作后，来到北大中文系游学至今。我曾仿效方勇先生，参与整理出版了《柳贯诗文集》，并邀请张岱年、柳斌杰、柳斌等社会名流，为该书的出版题词。新收入的近百篇柳贯佚文，也基本是我十余年的四处寻找，苦心搜集而来。如今，我还出版了《柳氏名门》等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各类文章，从事谱牒学、柳氏文化、曹聚仁等研究。我得以在京城立足，无不受到方勇先生坚韧不拔的学术追求精神的影响，真是感激不尽！

众所周知，我的先祖柳贯，系方勇先祖方凤的得意门生，我们可谓是“世交”。据家谱记载，我的曾祖母方氏，也是方凤的嫡系后裔，可见我们还是“亲戚”呢！

要说与方先生的见面，却是在方勇1997年到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在北大求学期间，我曾慕名去畅春园他的宿舍，拜会过他。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至今思之，历历如昨！

那时，我忙于生计，半工半读，在北大出版社兼职，专职做《全宋诗》的校对，与方先生的往来并不多。再后来，听说他毕业后，并未留校任教，而是南下到上海华东师大任教，为之深感遗憾。作为北大培养的博士后，如今成为学界精英的他，担纲如此的文化重任，可谓是北大的种子，在异地开了花结了果，足以告慰栽培他的母校北大！

如此一别，转眼10余年。再次重逢于京城，方勇先生已赫然成名，可喜可贺！“十年磨一剑”，他携《子藏》晋京，可谓《子藏》一出，名闻天下！

浙东学派之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作为弹丸之地的金华府属地的浦江县，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梅执礼、钱遹、方凤、柳贯、吴莱、宋濂、戴良、张孟兼、蒋兴俦、曹聚仁、张世禄、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石西民、洪汛涛等，可谓独领风骚，闻名全国！

如今浦江学界、画界，也是人才济济，不乏其人。拜阅《子藏》，我不由自主地赞叹：“浦江学风，后继有人，方勇先生，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