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的新探索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2收藏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的新探索,第1张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首先是中国古典语言学。了解古代文学和经典的编排和研究。它以古代文献和经典的形式和内容，组织其校对、标点、注释、鉴定、汇编、汇编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经典史为中心。经典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中心。确定哪些异文必须注出，以示读者。从义理、考据两方面着眼，（异文）版本来源是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籍版本。中国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现的书籍。对于各种形式的古籍版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仅限于清朝乾隆60年，即古籍。1795年以前的书籍一般都是稀有书籍。现存的古籍中，有史迹、学术资料、艺术表现的，或虽不完整但只有一两本，且很少流传的，都可以算是珍本。周代末期出现的简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1930年在内蒙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成册书籍。

再者中国电子文献数据库。内容包括经、史、子、藏四个部分，其中以史为主，经、字、藏为辅。如果按门类归类，又可分为宗教文献、医学文献、文献与收藏、政治书籍、阶级书籍和史料收藏。新书目），77246万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经典。文字周围大多围以长方形边框或图案，刻书者用以申明版权以及广告宣传的一种特殊标识。

另外可以从汉学典藏数据库中学习。是面向中国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爱好者的中国古籍全文信息检索系统。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民国2000多年所有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也囊括了清代学者对当代相关古籍研究的重要成果。数据库包括古籍精选版本，即古籍母本或现存最早的版本和精炼版本，基本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古籍文献。

易中天

知名学者，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致敬作家。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汉代风云人物》，2005年4月首播即获热评，而《易中天品三国》更是引发收视热潮。2013年宣布写作36卷《易中天中华史》，2013年12月5日，荣获第八届作家富豪榜最佳历史书，引发各界关注。

叶嘉莹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旧道德，新知识”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于丹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著名电视策划人，被誉为中国电视业的“军师”。同时也是古典文化的普及传播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视点》等栏目，通过《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系列讲座普及、传播传统文化。先后在我国内地、港台地区，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进行千余场传统文化讲座，得到广泛的好评。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于丹“论语”感悟》，《于丹趣品人生》等，其中《于丹“论语”心得》一书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金奖，国内累计销量已达600余万册，多次再版，已被译为30余种文字在各国发行，短期内国外销量已近40万册。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是因为这个古籍记载的东西颠覆了如今考古界或者说整个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这36万册古籍全是秦简，记载的是秦朝的历史。专家们是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中发现的这些古籍，这个湖南小镇叫做里耶，所以这个里耶小镇又被称为秦朝秦简的故乡。

发现这些古籍的经历也蛮好玩的，当时有一群专家来到里耶考古，在这里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有着上千年的岁月。在这个古老的井中，专家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古籍，有36万册之巨，而且在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

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东西是秦朝的，古籍就是秦简。但是当专家解读了秦简上的东西后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秦简记载的似乎不同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从出土的秦简和兵器来看，这里曾经是秦楚大战的战场之一。而楚怀王是一名宠信奸臣的昏庸皇帝，所以楚国的战斗力其实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即使如此，秦楚之战也是整整打了一年才结束。

这一批秦简解开了很多历史的谜题，给我国研究秦朝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记载着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怎样生存、发展并进行文化交流的。还有就是，在秦楚战争结束后，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等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因为这些秦简记载的东西，让专家们发现了秦朝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们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这也侧面反映出，读史书也要辩证地读。

一、史学三长在哪篇提出的

《旧唐书·刘子玄传》对于刘氏所云史学三才论，有详细的解说：“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唐代大史家刘知己提出“史学三长论”的观点，认为史家须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而其中又以史识为灵魂。换言之，以旅美作家林达的通俗表达即是：“记录和呈现历史当然是重要的，而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能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谓史才，是指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

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比如要求史家应熟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等。

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的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清代章学诚曾在“三长”的基础上，加上“史德”，实际上已包含在“史识”之中。

历史的问题许多是无法用善恶概念来区分的，把史识简单地理解为区分善恶，自然是刘知几认识的局限所在。有人说刘知几的才不过是辞采，学则不过是记诵，仅就上文刘知几所言来看。再说，刘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学看作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既是一种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史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一个史家如果亲身参与实际的生活斗争，有了现实的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就深刻了。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史识是个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行为的思想主导，是史家认识、评价历史的理性判断的根据，是史著的灵魂；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充分肯定史家直书史事的品质与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感。

二、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此为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买钱穆的这本书，主要是看看倒底怎么样去研究历史。比如我如果要为很喜欢的某历史人物写传记，我应该怎么去搜集资料。以前读历史总是随兴所至，从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几乎不读原版的古文史书。所以对历史只能说徒有兴趣，而缺乏自己的见解和具体的框架。

钱穆的这本书是演讲集，讲了很多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但是过于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从操作层面上来具体学习，恐怕是痴心妄想。也许应该略有感悟之后，老老实实读一些史书之后，再来读他的这本演讲集，才能有更深的体悟。

钱穆讲历史有三个特征：变异性，特殊性，传统性。变异性很重要，正因为有变异，才有不同之处，才值得书写，才成为历史。正如人若无变，每日都是碌碌而过，波澜不惊，这样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为历史呢？我喜欢的历史也恰是大分裂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三国时代。这些历史都是风云剧变，英雄辈出。其间，谋略，军事，个人成败，国家兴衰，都精彩无比。但这样的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呢？可能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处时代相对平庸的缘故。但这种偏好可能会随着我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理解得更深入时会有所改变。其二，特殊性。正因为有特殊，所以每段历史会吸引不同的人去关注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欢汉唐气象，有人喜欢魏晋风度，有人喜欢晚明风云叠起。但关注变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传统性，忘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和大动向。钱穆认为中国史的趋势，是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所谓分久必合。但这个结论的含意不多，仅仅只是一个简单事实陈述而已。中国史内在变迁的路径是什么，还没有看到有人能给出答案。

钱穆讲到研究历史的三个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兴趣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在这三种方法中，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种。钱穆说：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但难点在于搜集史料和阅读史料。

钱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研究某一断代史，然后回过来再治通史，接着再研究一部新的断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则终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大全。思路不错，但操作难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这样去做，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个宏伟目标，达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认为可将目标降低。每一断代史都研究到，几乎绝无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环两三次足矣。最后达到的境界是对通史粗略了解，对某一部或几部断代史则了如指掌。也就成为断代史专家而不是通史专家。

最后，钱穆也主张新人写旧史，以实现历史古为今用的作用。并举出资治通鉴作为例子。在各断代史都有的情况下，仍产生了这样的编年体历史巨著。而钱穆自己本人也曾写有《国史大纲》一书。我所知道的还有台湾的柏杨也是重写了资治通鉴。钱穆所提出的新人写旧史的主张，有其现实意义。但在今天这种快节奏的时代，来完成这种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没有读者。没有人接受，就不能传世，也没什么价值。因此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也没有必要。理想的著作就是结合现实写的历史学术性著作。比如万历十五年。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就够了。

三、史学三长在哪篇提出的

《旧唐书·刘子玄传》对于刘氏所云史学三才论，有详细的解说：“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所谓史才，是指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比如要求史家应熟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等。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的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

清代章学诚曾在“三长”的基础上，加上“史德”，实际上已包含在“史识”之中。历史的问题许多是无法用善恶概念来区分的，把史识简单地理解为区分善恶，自然是刘知几认识的局限所在。

有人说刘知几的才不过是辞采，学则不过是记诵，仅就上文刘知几所言来看。再说，刘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学看作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

史识是个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行为的思想主导，是史家认识、评价历史的理性判断的根据，是史著的灵魂；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

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

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

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

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

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

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

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

充分肯定史家直书史事的品质与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感。

四、中国历史研究法怎么样

钱穆宾四先生出身书香，自祖父即精勤国学，父爱而教子，委婉不择，循循善诱，任其自悟。

先生天赋聪悟，强于记忆。少习古文，及七岁入私塾，启蒙于诸乡里宿儒，皆兼修中西，尤得阅蒋方震所译《修学篇》，所载西欧不经学校正规教育而自诩成名者苦学情事，于后事先生自学成见著，不无获益。

年及十六，为梁任公文《中国前途之希望于国民责任》激励，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由此萌芽，又及为梁公历史论证之厚积广博而吸引，遂志向国史之学，倾毕生之精力和心魂，著国学，以存国魂、救国家。钱穆先生志学，初由子学入门，至壮年，得显著成绩偏在考证，而立之年著《先秦诸子系年》见称于世；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论著为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立为扛鼎。

先生著述重于考据，且卓于提纲挈领，点睛之华彩，是以其考证全为一目的——从历史寻找中华文化之根。为学志在主张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中心论旨范式，砥砺激发民情，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乃书生报国之不二典范。

此书共八章，源自1960年代香港讲演八题，整理而成那个。通史一题，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题，终以文化为其共通串联骨干，一以贯之。

其旨乃仍为先生多年所秉持之中国历史文化之大义，即历史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研究历史，“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及至中华民族之文化精神。

这也正是钱穆先生一生矢志秉持的志学理念。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关系，窃以为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的发展是接续的，任何变革的形成和发生，在其时间序列上特殊社会物质发展因素的表象之下，都遵循了一以不变的文化沉淀的本因。历史研究的本质也是对文化的取向认识。

从兴趣到研究方向选取，到研究深入并获得一定结论成果的过程，就是对某一阶段文化状态的由认识到了结，并到达某种程度认同的过程。进而，这种建筑于个人理解的历史而形成的文化观念被内化为个人文化信仰，再通过历史研究作品的表达外化，推而广之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定位。

历史并非简单地客观事物在时间序列上的空间变化，而是围绕人的交往互动产生的精神、思维等主观意念的，这就是文化。它于历史，既是因，也是果。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无史无以谈文化。”窃以为，无文化在其中勾旋，亦无从谈历史。

历史研究的路径亦可概括为对文化之流转、扩融，更新合一的发展历程的追寻。中国历史的发展常在于一乱一治，兴衰往替间是政治、经济、伦理教化的循序渐进，世事之人在其中扮演了承接文化的重要桥梁，即保持了历史接续不断的属性，是以说历史乃人的历史。

治乱之间，当世之人的流转、迁徙将文化带入新的疆域，文化得以在流转中不断通过冲突、交流达到融合和更新，方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而若文化仅囿于一隅，导致人的思想的局限、偏狭、极端，文化就会纠结于自我保护式的反复自我证明，固化、迂腐而亡。中国的历史曾经的浩荡即在于其形成的开放性的文化模式。

文化沿承一历史发展的姿态展现，实为其命脉之所系。研究历史要以史料为依据，统之以哲学思考，而这种哲学之思的形成亦来源于文化的浸*。

哲学是一种人对社会伦理的思考。这种思考源于建诸于文化的对生活、历史的反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