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简介 代表作
人物简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代表作:
最优秀的代表作为《人间词话》
别的作品还有:
《哲学辨惑》
《静安文集》
《王国维遗书》
《王观堂先生全集》
《宋元戏曲考》
《曲录》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诗词全编》
《<红楼梦>评论》
《流沙坠简》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经典语句:
一切景语皆情语。
把人生分三个境界,虽然具体的诗句不是他写的,但这三个境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凤栖梧》(《蝶恋花》别称)最后两句词。
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
郭旺的作品是什么?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有价值的文学大师。可以说王国维的作品数不胜数,基本可以用作品来形容。王国维在文学上的成就极高,这与王国维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王国《人间词话》装订封面
王国维的作品中,文笔细腻工整,辞藻华丽,有浓浓的国学之风在其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为人熟知,可以说是王国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王国维在元代艺术上也有很大的造诣,同时王国维还编著了一部《宋元戏曲考》,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宋元戏曲艺术的总结和分析。同时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分析元曲艺术的著作。
王国维的作品中,最知名的是《人间词话》。其中王国维所写的人生三境界,历来为文人所推崇,可视为王国维将中国古代文艺的精华融入生活,故真为其美所称道。此外,王国维的评书也很出色,有《红楼梦》的评点和《红楼梦》的王国维分析,所以还有《红楼梦评论》的书,可以作为学习红学的参考。王国维从小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影响,所以王国维有着浓厚的中国文人气息,这一点在王国维的作品中也能体现出来。
王国维的一部作品是《海宁王静安老师遗书》,具有不同的普遍价值,其中王国维的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也可见一斑。
王国维得到了什么评价?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文学家和国学大师,但对王国维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王国维照片
有人说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位文学思想家,也有人说王国维视野太窄,以至于最后自杀。总的来说,王国维的评论大多是溢美之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得天下书无数,可见王国维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
王国维生于晚清。年轻时,王国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王国维在他的成人行为中,大多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打发的。可以说,王国维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少年,但在晚清却总是被人诟病,因此王国维甚至被打上了“愚忠”的标签。其实这个对王国维的评价确实是有根据的。因为王国维自始至终都不想丢了辫子,而且清朝末代皇帝对王国维也很好,所以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王国维忠于朝廷是必然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以上对王国维“忠君”思想的批评,大部分声音还是对王国维的褒奖。很多人关心王国维的成就。王国维留下的巨著可以说是中国的稀世珍宝,在美学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是难以撼动。王国维的书可以帮助红学的研究,同时也可以研究文学的目的。所以,把王国维称为文学思想家并不为过。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是什么意思?
看过王国维老师《人间词话》的人都会知道,王国维老师的作品里有三种人生境界。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是建立在中国古代传统诗词的基础上的,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却远非几句诗词所能表达。可以说王国维老师对人生三界的理解是非常独特和深刻的。
复制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
王国维人生三界之首,概括得最多的是北宋大诗人《蝶恋花》的诗,其中只有一句是“昨夜西风凋碧树”。上高楼,看天涯。“在原话中,颜姝想表达一种离愁别绪和对美女的向往,所以当他一个人在高楼里的时候,他感到悲伤和受冷落。而王国维先生在使用时,恰恰选择了冷峻空灵的意境,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年轻时的人生迷茫与怅惘。
第二种境界,是北宋名句《蝶恋花》的情话运用,历来为人所熟知。“当你越走越宽,你绝不会后悔,你会为伊拉克憔悴。”柳永在言语中的表达是为了伊拉克人民而心痛,可以说是越来越抑郁。但是王国维老师巧妙地用了这种话,已经理解为,人在追求梦想的时候,都在不断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第三境界是“《青玉案》”,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词有一种大年三十的悲凉感,同时也表现出烟花易逝的感觉。但王国维对此的解释是,只有成功了,才能真正知道自己内心最想要的是什么。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可以总结提炼得非常独特,对后世有很高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王国维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生前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
《观堂集林》二十四卷、《观堂别集》四卷、《庚辛之间读书记》一卷、《苕华词》一卷、《静安文集》一卷续集一卷、《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卷、《两周金石文韵读》一卷、《观堂古今文考释》五卷、《史籀篇疏证》一卷、《校松江本急就篇》一卷、《重辑苍颉篇》二卷;
《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殷礼征文》一卷、《联绵字谱》三卷、《补高邮王氏谐声谱》一卷、《释币》二卷、《简牍检署考》一卷、《魏石经残石考》一卷附录一卷、《宋代金文着录表》一卷、《国朝金文着录表》六卷、《汉魏博士题名考》二卷、《清真先生遗事》一卷;
《耶律文正公年谱》一卷余录一卷、《五代两宋监本考》三卷、《两浙古刊本考》二卷、《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卷、《古行记四种校录》一卷、《蒙鞑备录笺证》一卷、《黑鞑事略笺证》一卷、《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
《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四卷、《观堂译稿》二卷、《人间词话》二卷、《宋元戏曲考》一卷、《唐宋大曲考》一卷、《戏曲考源》一卷、《古剧脚色考》一卷、《优语录》一卷、《录鬼簿校注》二卷、《录曲余谈》一卷、《曲录》六卷、《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
扩展资料:
观点:
一、甲骨文研究
甲骨文始发现于晚清,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而孙治让和罗振玉等人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
《殷礼征文》以及《古史新证》等,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史记·殷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论断堪称精审。
二、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是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三、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后人常以此三种境界象征奋斗路上的心路历程。
参考资料:
席慕容(1943- ),出版的诗集有《七里香》(1981)、《无怨的青春》(1982)、《时光九篇》(1987)等。
席慕容,蒙古族女诗人。原籍内蒙古查哈尔盟明安旗。蒙古名字全称穆伦席连勃,意为浩荡大江河。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在父亲的军旅生活中,席慕容出生于四川。十三岁起在日记中写诗,十四岁入台北师范艺术科,后又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1964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毕业后任台湾新竹师专美术科副教授。举办过数十次个人画展,出过画集,多次获多种绘画奖。1981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席慕容的第一本诗集 《七里香》,一年之内再版七次。其他诗集也是一版再版。
席慕容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
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
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
徐志摩(1897~1931年)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云中鹤。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
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
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作品: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穆木天(1900-1971),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赴日本留学,1921年参加创造社,回国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负责左联诗歌组工作,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后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品:《旅心》(1927)
《流亡者之歌》(1937)
《新的旅途》(1942)
《穆木天诗选》(1987)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生于1905年3月5日,中学就读于皮市巷上的宗文中学堂。1923年,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同施蛰存(也是杭州人)、杜衡创办《璎珞》旬刊,译魏尔伦的诗。他译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32年后留学法国、西班牙。1938年赴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次年春被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教书。1949年6月以后戴望舒在北京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因病逝世。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驊(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生於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作品:《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国学大师。
作品:《静安文集》
《王国维遗书》
《王观堂先生全集》
《宋元戏曲考》
《曲录》
《人间词话》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诗词全编》
《<红楼梦>评论》
《流沙坠简》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此外,还有郭沫若海子冰心、艾青、食指等……。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 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 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成吉思汗一生所娶后妃甚多,其中有一位公主皇后,为金废帝卫绍王之女,系贞佑二年(1214)初由金宣宗所献。这位皇后在《元史》中没有专传,以后《元史》诸家重修之作,像邵远平《元史续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新元史》等,均为其补作了传记,其中屠、柯二人还参考了拉施特《史集》的相关记载,为诸家所作补传中最为全面之作。不过,笔者在翻检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对这位公主皇后,仍有一些可探讨的余地。为此,特撰此文,冀希能对诸家补传有所补正,并乞盼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
公主皇后为金帝卫绍王幼女,宫中称为**姐,这是诸家补传都已提到的,可公主皇后在卫绍王诸女中到底排行第几,诸家补传却没有交代清楚。其实,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金主珣厚赂忒没贞(即铁木真~引者注),以允济第四女**姐者妻之。”《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皇帝上》:“(天兴元年)四月八日,以天时向热,蒙古将还师,于是又讲和好,取太子金紫为质,而前此东海郡侯(即卫绍王~引者注)之女小四公主已立为皇后,欲索其一位骨肉以北,随予金帛无数而去。”以上两条材料表明,公主皇后准确地说应为卫绍王第四女。
公主皇后出嫁前后的细节,诸家补传也颇多可疑之处。像蒙古一方所派征婚使者,屠寄、柯绍忞二人均认为是阿剌浅。据《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贞佑二年三月“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来。……庚寅,奉卫绍王公主归于大元太祖皇帝,是为公主皇后。”是蒙古所派使者为“乙里只扎八”。杨志玖先生正确地指出,“乙里只”实际上为《蒙古秘史》中蒙古语“额勒赤”或“额勒臣”的对音,意为使臣。扎八才是使臣真正的名字,此人即《元史》中的札八儿火者,与阿剌浅并非一人。[1]此外,在叙述公主皇后与蒙古使臣会见的场面时,诸家补传大体一致,像魏源《元史新编》卷一五《后妃传》:“使者遂拜公主于阶下,并请公主北向其国遥拜,主不敢拒。”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九《后妃传》:“阿剌浅即拜公主于阶下,请公主北向蒙兀国遥拜,公主不敢拒。”柯绍忞《新元史》卷一〇四《后妃传》:“引见阿剌浅,即拜后于阶下,又请后北向拜,后不敢拒。”但笔者所接触的材料,大都称蒙古使臣令北拜者为金宣宗,而非公主皇后本人。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鞑靼款塞》在谈到蒙古征婚情况后,称:“又令珣(金宣宗名~引者注)向其国遥拜,珣不敢拒。”与之记载相同者还有《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宋史全文》卷三〇、《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等。诸家补传是另有所据,还是根据当时形势自己所作出的揣度,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由于出身金室帝胄,公主皇后在成吉思汗后妃中的地位颇高。波斯史家拉施特在谈到成吉思汗诸妻时,指出“作为长后与获得充分尊敬者”只有五人,其中公主皇后名列第四,其它四位皇后分别为大皇后孛儿帖旭真、二皇后忽兰、三皇后也速干、五皇后也速伦。对于“公主皇后”,他是这样介绍的:
四皇后公主哈敦(哈敦为皇后之意,公主哈敦即公主皇后~引者注),乞台君主阿勒坛汗(即金朝皇帝~引者注)之女。我们知道,她长得不美,但由于其父是伟大的君主,就使她获得身份,受人尊敬。她没有为成吉思汗生下子女。她一直活到阿里-不哥时才死去。[2]
不过,在《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所列四大斡耳朵及各斡耳朵所属皇后中,并没有公主皇后的名字,与其出嫁背景相似的西夏公主察合,则名列第三斡耳朵,名“察儿皇后”。[3]对此,柯绍忞是这样解释的:“太祖于四斡耳朵之外,又为后建斡耳朵于斡儿洹水西。”[4]屠寄则认为公主皇后应主第四斡耳朵,指出:
《成文录》称汉公主与夏公主各分庭帐,据此,知察合既守第三斡耳朵,岐国公主当守第四斡耳朵。然按之史表,也速皇后列第三斡耳朵第一位,也速干皇后列第四斡耳朵第一位,而无公主皇后,盖旧史失载。辣施特书则谓成吉思汗正妻五人,三曰也速凯特,四曰公主哈敦,五曰也速仑。多桑书则三曰也速干皇后,四曰也遂皇后,五曰古楚皇后,即公主可敦。然成吉思止有四个斡耳朵,每个正位只有一人,共四人,不得有五。盖也遂、也速干姊妹以长幼为次,同居一帐,而公主可敦则居第四斡耳朵第一位,与辣施特书符合。但辣施特分也速凯特、也速仑为二帐误,与史表及多桑书同,殊不知也速凯特已以正位让其姊也速仑矣。[5]
成吉思汗只有四大斡耳朵,《元史》言之确凿,且此制度为以后蒙古诸大汗所继承,不容置疑。柯绍忞认为成吉思汗又为公主皇后单独建立一斡耳朵,无事实根据,属牵强附会之论。相反,屠寄称也速凯特(即也速干)让位与也速仑(也遂)之事,却可以在《蒙古秘史》第155节找到相应记载。由此看来,屠寄的说法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按蒙古习俗,斡耳朵即使在大汗及掌管斡耳朵的后妃去世后,依然继续保存,“居则有曰斡耳朵之分,没复有继承守宫之法”,“列圣宾天,其帐不旷,以后妃当次者世守之”。[6]公主皇后所在的斡耳朵当然也不例外。《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在介绍“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的沿革时,有这样一段话:
至元九年,拨隶安西王位下。皇庆元年,又属公主皇后位下。延佑元年,改隶章庆司。天历二年,又改隶储政院。[7]
文中出现的“公主皇后”,显然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主人公,到皇庆元年(1312),公主皇后虽已去世约半个世纪,但她生前掌管的斡耳朵却依然保留下来,此即文中所谓的“位下”,只是当时的主管后妃是哪一位,我们已不是很清楚了。无独有偶,有的记载显示,十年后的英宗在位期间,武宗皇后伯忽笃,又曾受命主“太祖皇后完颜氏斡耳朵”,[8]这位太祖皇后完颜氏,无疑指的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公主皇后。
三
全真教为金朝中叶在华北地区兴起的新道教,自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后,开始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但公主皇后与全真教的关系,以前学者却较少留意。其实,从现存道教石刻资料中,我们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以下是摘录自《道家金石略》中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两道懿旨。
皇帝福荫里,公主皇后懿旨:
道与卫州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匠人官员每者:据汲县城隍庙北极观、刘村岱岳观、山彪村长春观,俱系燕京大长春宫掌教真常李真人的宫观。那底俺每不是功德主那是么?教大众在意住持,与皇帝、皇后、太子、诸王、诸子告天念经祈福祝寿万安者。应系有底宫观地土、园果、房屋、孳畜,不得教人强行夺□□过往一应使臣、往来军马并诸色人等,不得观中安下搔扰。如有违犯之人,照依先□□皇帝圣旨治罪施行者。
右付卫州汲县北极观常住收执。准此。
乙巳年五月初十日,图剌里写来。[9]
天底气力,大福荫护助里,公主皇后懿旨:
据代州神岗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宗主宁神子张志谨,系早遇真师,参承正法,广修善行,德业清高之士,可赐广玄真人名号。所立宫观具系长春宫掌教李真人所管底下院去处,仰随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应据大小官员每,照依已先皇帝圣旨里丘神仙门人应有底宫观院舍,大小差发都休教著者。有底田产、园林、果树、水旱碾磨、头疋,诸人不得扯拽铺头口,其余宫观下院等处一体行香者。仰随处官司就便添气力者,教这宫观里道众安稳住坐,念经告天,与皇帝、皇后、妃子、太子、诸王祈福祝延圣寿万安者。
懿旨付灵都宫收执,准此。
庚戌年五月初六日发行。[10]
两道懿旨都发布在蒙古大汗空缺期间,前一道发布时间乙巳年,为乃马真后四年,即公元1245年;后一道发布时间庚戌年,为海迷失后二年,即公元1250年。此外,前一道懿旨提到的书写地“图剌里”,或许与蒙古发祥地之土兀剌河(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之土拉河)有关,《蒙古秘史》中的“土兀剌”,在《元史》中又称“秃剌”、“秃忽剌”,[11]公主皇后所在的斡耳朵应该就在这一带。这里距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也不远,丘处机一行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时,曾路过此地,并在行程录中有过详细记载。
公主皇后参与对全真教的保护,除了同当时蒙古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有关外,还与母女二人同全真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师徒在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路途中,与公主皇后母女都有过接触。辛巳年(1221)六月二十八日,“汉、夏公主皆送寒具等。”此处的汉公主即为公主皇后,而夏公主则为西夏襄宗安全之女。七月二十五日,“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曰:‘昔日稔闻师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此处之钦圣夫人袁氏,即为公主皇后生母。[12]钦圣夫人为金朝内命妇封号,叙正五品。由于这一制度系宣宗贞佑后所创,[13]袁氏的这一封号应当是在丈夫被废,公主皇后被确定出嫁后才得到的。丘处机的弟子与继承人尹志平与母女二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其传世诗文集《葆光集》中,有一首写给袁氏的《临江仙》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袁氏坎坷遭遇的同情。
十载饱谙沙漠景,一朝复到都门。如今一想一伤魂,休看苏武传,莫说汉昭君。
过去未来都拨置,真师幸遇长春。知君道念日添新,皇天宁负德,后土岂亏人。[14]
原词有序云:“袁夫人住沙漠十年,后出家回都,作词以赠之。”如从贞佑二年(1214)袁氏随公主皇后北上算起,十年后当为太宗六年(1224)。大概在此年前后,袁氏从漠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燕京,并拜丘处机为师,成为全真女冠。公主皇后对尹志平也非常尊重,尹志平晚年南巡期间,癸卯年(1243)“秋八月,蒙公主皇后懿旨,遣中贵请师还五华山,夤奉香火,预作寿宫,以岭云‘怡老’。”[15]我们在研究全真教在蒙元时期的发展时,似应注意公主皇后母女与全真教的这段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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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原载《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二期(1948年5月),后收入作者《元史三论》第163~17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元代回族史稿》第370~37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按,蒙古语使臣的音译,《华夷译语·人物门》作“额勒臣”,《鞑靼译语·人物门》作“额里陈”,《登坛必究》所载《译语》作“额儿臣”,见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89~9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 察合名见《蒙古秘史》第249节,为西夏襄宗安全之女。
[4] 《新元史》卷一〇四《后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元史二种》本。
[5] 《蒙兀儿史记》卷一九《后妃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元史二种》本。
[6] 《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序》,中华书局点校本;《至正集》卷四六《勅赐崇源寺碑》,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7]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另有“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民匠怯怜口总管府”,“掌太祖四皇后位下四季行营并岁赐造作之事”,下辖机构三处,分别为“管领大都上都打捕鹰房纳米面提举司”、“管领大都涿州织染提举司”、“管领河间路清州人匠提举司”,设置时间为延佑五年(1318)。这反映的当是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拨隶章庆司以后,公主皇后位下机构的设置情况。
[8] 《至正集》卷四六《勅赐崇源寺碑》。
[9] 《道家金石略》第48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文字系笔者依原文语意所补。《全元文》第一册亦收录此文,但误将其列入乃马真后名下。
[10] 《道家金石略》第508页。
[11]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至治三年)八月二日,晋王猎于秃剌之地。”卷三一《明宗纪》:“(天历二年五月)乙亥,次秃忽剌。……己卯,次秃忽剌河东。”
[12]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本。
[13]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14] 《葆光集》卷中,正统道藏本。
[15] 《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道家金石略》第540页。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史上面一位十分难能可贵的文学大家,可以说王国维的作品也是繁多的,基本上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王国维了,那王国维的作品都有哪些呢下面是我为你搜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国维的作品
王国维的作品中的文笔细腻工整,辞藻华美,有着极强的 国学 风采于其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为人所熟知,可以说是王国维的代表作品之最了。王国维在元曲艺术上面也有极强的造诣,同时王国维也编写了一部《宋元戏曲考》,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宋朝以及元朝中的戏曲艺术的极大程度上面的归纳和分析。同时也成为了不可多得的对于元曲艺术的分析之作品。
王国维的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人间词话》,其中,王国维写下的人生的三重境界,历来都是文人墨客所推崇的,可以算是王国维把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精华融入到了人生之中,如此着实被人褒美。另外,王国维的评书也是极好的,其中有关于《红楼梦》的评述以及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分析,因而也有一本《红楼梦评论》遗世,这部书可以作为研究红学的参考。王国维由于从小便开始受中国古代的传统 教育 的熏陶,所以王国维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中国文人的气息,在王国维的作品中也能够体现出来那种文人的气质。
王国维的作品中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作品,便是《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这部作品有着不同一般的价值,其中也能够看出王国维的人生价值和精神层次的追求。
王国维的 故事
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迷一般的人物,对于王国维的故事也同样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有很多是由后人根据相关的记载而臆想出来的,但是都表达出了对于王国维先生的崇高敬意。关于王国维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尤以王国维的治学故事最为人所熟知。
相传,王国维是一个性情极为淡泊的人,寻常是不与常人亲近的,有着自己安静和宁的内心世界。因而王国维在上完课之后,便会很会的离去,并不会与学生过多地谈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语,但是只要是有学生上门请教王国维任何一点的学术问题,王国维都是知无不言的,竭尽自己的所能所知帮助学生答疑。在王国维的心目中,学术是不分等级门派的,因而王国维对于任何研习学术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王国维上课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装作自己很懂的样子,只是轻轻地说一句自己也不知道,显得自己很无知,但是却恰恰是王国维的过人之处,出于对学术严谨性的考量,王国维从不轻易地作诠释或者是下定义。还有类似的表现出王国维治学态度的故事,便是王国维直言自己愚钝,王国维坦然称自己对于《诗经》、《尚书》有很多出都不懂,在当时实属不易。
另外,流传颇多的便是王国维的辫子故事了,王国维把自己头上的辫子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王国维认为自己的辫子便是自己的气节,可以没有生命,但是不能没有气节,没有辫子。
本文2023-08-05 20:35:0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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