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分类理论应用于目录制作的国家。距今已经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我国第一个成熟图书分类法的建立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建立的《七略》。《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等人校勘当时皇家藏书一万多卷，并为每种书编撰叙录一篇，后将各书叙录汇辑成册取名《别录》。分成六部：第一部“六艺”，包括易、书、诗、礼、乐、御、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第二部“诸子”，包括儒、道、阴阳、法、名、纵横、杂、农、小说十类；第三部“诗赋”，包括屈原等、陆贾等、孙卿等、杂赋、歌诗五类；第四部“兵书”，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第五部“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第六部“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共计三十八类。六部前有总序一部合为七部。刘向死后其儿子刘歆把《别录》简化，编为《七略》，意思是存《别录》七部之略，全书分为七大类分别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合称《七略》。其中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这七部（书目只是六部）分类法是现存有文献可考的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图书目录。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别录》和《七略》在唐末已经佚失，现今我们只能从东汉班固以《七略》为蓝本编成《汉书·艺文志》中窥视《七略》的概貌。《汉书•艺文志》也就成为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专著。

刘歆父子建立的六部三十八类图书分类法并没能沿用至今。因西汉藏书在东汉献帝之时遭遇劫难，魏文帝曹丕时代“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由秘书郎郑默据以编撰成《中经》，形成了后来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中经》这部书目录由于亡佚，难以确知其分类。但据晋武帝泰始十年秘书监荀勖校理群书编成的《中经新簿》（也称《晋中经簿》）可以确知采用了四部分类法。《中经新簿》其类目如下：甲部，有六艺及小学诸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到了唐代，魏徵、长孙无忌等修撰的《隋书·经籍志》用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取代了甲、乙、丙、丁四部。此后历代的公私藏书目录均采用这种四部分类法。因唐朝初年设立的集贤书院是按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名为“四库书”。 这便形成了“四库”名称的由来。清代修《四库全书》仍沿用着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只是对子目进行了一些调整。由于纂修《四库全书》出自钦定，《四库总目》成书后，四部分类法便占据了分类界的统治地位。此后称四部分类法为四库分类法。《四库全书》的体系排列是：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共十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共十五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共五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图书集成。总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三百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共抄七部分藏于北四阁（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南三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著作。而把章回小说、戏剧著作排之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件怪事。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明显不足之处在于：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诸子著作放在子部之外。深受罢除百家独尊儒术之害。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轻视科技著作。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这些缺陷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视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邪说， “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七部《四库全书》最后命运为：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英法侵略军焚掠圆明园时与阁俱毁。文渊阁本现存台湾省。文溯阁本现存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存北京图书馆。文宗阁和文汇阁本均在咸丰三年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时毁于战火。文澜阁本在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时阁毁书散，后由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自力收集购回八千余册，并将部分缺书重加补抄。光绪六年文澜阁重建，丁氏兄弟将书交回文澜阁。此书后经两次补抄已全部补齐，现藏浙江图书馆。

因中西方两种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的差异，西方古代的图书分类法与我国有着本质区别。西方图书分类法始于古希腊。发源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主张分为历史、哲学、文学三大类。近代以后，随着知识分化及分工发达，学术分类更加细密，逐渐形成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图书分类。

相比与我国的四部分类法西方按性质分类应当说更为科学。我国的四部分类法随看似按性质分类其实更倾向于形势分类。就经部而言：诗类属文学，礼类属社会科学，春秋类属历史，而《论语》又属哲学。随着国门开放，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西方翻译书籍的增多及西方分科性学术的普及，图书分类及学术分科向细密化发展是大势所趋，那么就必然要求冲破四部分类体系，按照近代分科观念及分类原则，以学科为分类标准对中西典籍进行分类，对中国知识系统进行重新配置与整合。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对四部分类法进行改造并有所突破，至二十世纪中期完成了与国际图书分类的接轨。纵观世界各国的图书分类随各有不同之处但基本原则一样，那就是图书分类法的理论法则是形式逻辑；图书分类法的技术规则遵循：基本级别律、交叉学科定位律、文献传承律、排序先后律、排架同位律。

基本级别律：基本划分为7级，作为常识处理。第一级以宇宙属性为标准分为人文类图书和自然类图书。第二级以基本学科属性为标准划分。第三级以附属学科标准划分。第四级以图书的功能属性划分。第五级以图书品种属性划分著作。第六级根据图书国际空间划分为本国和外国图书（非学科定义空间）。第七级以图书时序划分（非学科时序）。

交叉学科定位律：所谓学科交叉，主要是指基本学科交叉，也指附属学科交叉。知识融合，学科交叉一般有如下几种：一． 行业应用学科和理论基础学科交叉。二． 行业应用学科交叉。三．理论基础学科交叉。四． 一般应用学科与理论基础学科交叉。交叉学科定位应该遵循学以致用原则。从应用不从理论，从行业不从基础，从前不从后。

文献传承律：文献传承律主要以学科为母项，用二分法（原著、派生）提纲挈领，四分法（著述、学术、教学、帮助）分门别类，以逻辑规则逐级划分，以古今时代为经，中外空间为纬，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归集，以反映文献的传承关系。

排序先后律：排列以先古后今，先国内后国外，先一般再特殊，先理论后应用、先理学后工学、先单行再合订、先原著后派生的办法。

排架同位律：同作者、同标题、同内容、同时期、同品种在同学科前提下原则上同位并列排架。

图书分类学科的定义是：人文类学科——是关于人类的信仰、情操、思维、行为、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学问。自然类学科——是关于自然界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问。基础学科——是人文类学科和自然类学科在特定学科领域的理论或技术研究的学科。有理论基础学科和技术基础学科之分。应用学科——是指基础学科在某行业或领域应用的学科。泛论学科——是指在人文或自然领域具有广泛意义的理论学科。

图书分类法在各藏书机构级别的不同尚有一些规则和区别，图书分类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图书分类学），在此我就不再多谈了，有以上的基础足够管理好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在我国现代各级图书馆虽然存在着不同的分类，但基本遵循着：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B 哲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教育，科学，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TD 矿业工程 TE 石油，天然气工业 TF 冶金工业 TG 金属学，金属工艺 TH 机械，仪表工业 TJ 武器工业 TK 动力工程 TL 原子能技术 TN 无线电电子学，电子技术 TP 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 TQ 化学工业 TS 轻工业，手工业 TU 建筑科学 TV 水利工程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 Z 综合性刊物。

附：有关书籍的一点小常识

部：书籍的计量单位之一。中国古代简策时代的册(策)书用箩筐储藏，箩筐称作“篰”，其后“篰”演变为“部”。一部书有时相当于一种书，有时包含若干种。其册数无限定，可以仅为一册，如《论语》；也可以是多卷或多册图书构成，如《二十五史》收编《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25种历史著作，也各是一部书。大部头的书籍，一部书可以包括数千种或数千册。如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种：图书的计量单位之一。凡自身构成一个独立体的图书，均称一种图书。现代出版物一种图书可以是一册，也可以是多册，其特点是具有单独的书名、单一或统一的定价。如《毛泽东著作选读》全书分上、下两册一个定价，计为一种。而《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共60卷，每卷均单一定价，则计60种。《四库全书》在四大部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在一些小类下又细分子目，一目计一种。

卷：书籍的计量单位之一。中国古代写在帛或纸上的书，卷起来收藏。因此书籍的数量按“卷”计。一部书可以分成若干卷，每卷的文字自成起讫。后代沿用下来，“卷”指全书的一部分，如卷一、第一卷、上卷等。现代出版物中，一卷多为一册，但也有一卷分若干册，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共50卷，其中第26卷分I、II、III三册、第46卷分上下两册。有些书则在一册之内包含若干卷，如陈寿著《三国志》书局1959年版)共5册，第1～3册为《魏书》，计30卷，第4册《蜀书》15卷，第5册《吴书》20卷。

册：书籍、期刊的一种装订形式。“册”的名称源于中国古代书籍形式——简策。在发明纸以前，中国把竹劈成单片用来书写文字叫做简，编连起来的简叫做“策”，也写作“册”。写在简上的文章可以分成数册。中国书籍的装订形式经过卷轴制发展到册页制，其后又经过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演变到今天的书刊装订形式，基本保持着册页装订形式。现代出版物，期刊一般以一期装订一册。书籍一种装订一册或若干册。篇幅较大的书为便于刊行，通常根据书的内容结构分册编序出版。其中有分上、下册(或卷)出版的；有分上、中、下三册出版的；也有的书以数码编序的，如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等。册还有“分册”和“附册”之分。分册指分卷册装订的著作的一个实体单元。有的书依著作内容划分单元，如《辞海》分成《语词》、《哲学》等20多个分册出版。册是独立的形体，用以统计书刊出版发行数量和图书馆的藏书量。图书版权页上的“数”一项，是以册计算的。非出版物的实用的本子，如账册、纪念册等均以册的形式装订，并以册计量。

篇：首尾完整的作品。古代把写在扁平的竹简上的诗或文章等作品称“篇”。这是个形声会意字，“竹”为形符，会意字“肩”(户＋册)作声符。竹简用绳子串联成“册”，文章短的一篇或几篇一册，长的一篇可能包含数册。“篇”常用作文章或书的名称，如《劝学篇》、做量词用表示一部完整的作品，如“一篇文章”、“诗百篇”；也用于带有文字的纸张、书页，“一篇”为“两个页面”。“篇”和“编”有时通用，都可指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编：把竹简串联成册的绳子或皮条。后引申为成本的书。现常用作书名(一卷本或多卷本)，如《中国通史简编》。一部书按内容划分大于“章”的结构单位：“第一编”、“上编”、“下编”。“编”的篇幅有长有短，从书册的物质形式看，有数编一册、一编一册，也有一编数册。

辑：按一定编选原则，将一个人或若干人的分散的同类作品或有关某个主题的资料收集在一起编辑成集。如《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收集了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种历史资料共编成6辑，既有原始档案，也有个人的文章和当局的电文。图书的量词。成套的图书、资料汇编等按其内容或按发表先后顺序分成的各个部分，如《近代稗海》，收编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史料，已出多辑。期刊用语。某些期刊为满足部分专业读者的需要而出版的专辑。

集：汇集单篇作品的书册，如文集、画集等。集有总集与别集之分。汇集各家注解的书也指通释经传的注释。《论语集解》就是集诸家之说，记其姓名，陈述彼此差异。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的集部。晋代荀勖把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经，乙部为诸子，丙部为历史，丁部为诗赋、图赞、汲冢书。其后李充撰《晋文帝四部书目》，改甲部为经、乙部为史、丙部为子、丁部为集。至唐代魏征等编《隋书·经籍志》，则把四部直接称为经、史、子、集四部。直到现在一些古籍分类仍然沿用。《四库全书》集部收录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集也是出版物的量词。成套的出版物有分集出版的，为表明其连续性，常冠以顺序号，如“第一集”、“第二集”，上、中、下集，初集、续集，甲集、乙集等，《康熙字典》则按地支分子、丑等集

甘肃省图书馆是由建国前的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和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而成的。1916年甘肃省公立图书馆初创，到1944年国立西北图书馆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直至1949年10月二馆合并为兰州人民图书馆，后更名西北人民图书馆，从1953年始称甘肃省图书馆。

八十余年来这所老馆历经了艰难创业，曲折发展的过程，凝注着几代图书馆人的心血。

建馆之初，图书馆只是几间风雨飘摇中的藏书楼，虽经数十年惨淡经营，至49年合并时仅有16万余册藏书，几十间破旧平房。解放后随着图书馆事业的逐步发展，馆舍条件也得到了逐年改善。

至20世纪八十年代白银路和甘草店备战书库三处，总面积7，150平方米。1986年甘肃省图书馆新馆大楼在风光秀丽的滨河东路拔地而起，占地14，364平方米，建筑面积18，073平方米，书库楼主体15层。近几年又经陆续续建，馆舍面积已达28,400平方米，是目前西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在兰州市南滨河东路488号

自习室有两个，都在图书馆1楼

自习室1在图书馆进门后往右走

自习室2你面对自习室1门口后再往左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两个自习室差不多大

开放时间早上8点半（周末9点）到下午5点半，不过早上一般不到8点半就开了

另外按照规定需要用50元押金办个借书证才能进自习室，不过我去了很多次从来没见过查的

　　部分开放，详细情况如下：

　1、周一至周五，古籍、地方文献、工具书库、盲文阅览室实行朝九晚五，开放时间为9时到12时，13时到17时；

　2、周二至周日，电子阅览室、期报刊室、少儿阅览室、综合文艺图书借阅室开放时间为8点30分到17点30分；

　3、自学室从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时间为8点30分到17点30分。

好象没有啊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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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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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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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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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兰州市中可以看书学习的地方具体如下：

甘肃省图书馆。地址：城关区南滨河东路488号，环境安静。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图书馆。地址：城关区兰州大学内，图书馆的地下一层和一层主要是自习室，楼上主要是图书阅览室，藏书很多。兰州商学院图书馆。地址：和平镇和平镇薇乐大道4号，西北最大图书馆，气氛较安静。兰州市图书馆。地址：城关区雁宁路415号，可以乘135路到市图书馆站下车，有8个阅览室，气氛很安静。兰州交通大学逸夫图书馆。地址：安宁区交通大学内，有电子阅览室，信息量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