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国内最先开始古诗词英译的

许渊冲(1921年4月18日- )，男，生于江西南昌。

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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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词英译（许渊冲）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妩媚求之求之不得,妩媚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Cooing And Wooing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By riverside are cooingA pair of turtledoves;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Water flows left and rightOf cress long here, short there;The youth yearns day and nightFor the good maiden fairHis yearning grows so strong,He can not fall asleep,But tosses all night long,So deep in love, so deep!Now gather left and rightCress long or short and tender!O lute, play music brightFor the bride sweet and slender!Feast friends at left and rightOn cress cooked till tender!O bells and drums, delightThe bride so sweet and slender!

大风歌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SONG OF THE GREAT WIND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A great wind rises, oh! The clouds are driven awayI come to my native land, oh! Now the world is under my swayWhere can I brave men, oh! To guard my four frontiers today!垓下歌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力兮驹不逝。驹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耐若何！XIANG YU’S LAST SONG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I could pull mountains down, oh! With main and might,But my good fortune wanes, oh! My steed won’t fightWhether my steed will fight, oh! I do not careWhat can I do with you, oh! My lady fair!

龟虽寿曹操神龟虽寿，尤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INDOMITABLE SOUL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Although long lives the tortoise wise,In the end he can not but dieThe serpent in the mist may rise,But in the dust he too shall dieAlthough the stabled steed is old,He dreams to run for mile and mileIn life’s December heroes boldWon’t change indomitable styleIt’s not up to Heaven aloneTo lengthen or shorten our dayTo a great age we can live on,If we keep it fit, cheerful and gayHow happy I feel at this thought!I croon this poem as I ought

回乡偶书贺之章（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IHOME-COMING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IOld, I return to the homeland while young,Thinner has grown my hair, though I speak the same tongueMy children, whom I meet, do not know am i“Where are you from, dear sir” they ask with beaming eye（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IISince I left my homeland, so many years has passed,So such has faded away and so little can lastOnly in Mirror Lake before my very doorThe vernal wind still ripples the water as before

七步诗曹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WRITTEN WHILE TAKING SEVEN PACES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Pods burned to cook peas,Peas weep in the pot:“Grown from same root, please,Why boil us so hot”

神情诗顾恺之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修寒松。SPIRIT OF THE FOUR SEASONS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Spring water overbrims the streams;Summer could fancy peaks outshines;The autumn moon sheds brilliantOn winter cliffs stand cold-proof pines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360问答

中国翻译历史上五次高潮和世界翻译历史上的六次高潮分别是什么样的，求简答。

永远的MOW LV9

2013-09-18

满意答案

yioh961h

LV10

2013-09-19

资料如下，简答时只列纲要。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等等。

1、《天演论》

清朝末年，甲午海战 [1]  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作者简介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Darwin's Bulldog)。

赫胥黎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内容涉及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多方面知识。1893年，68岁高龄的他应友人邀请，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演化的讲演，主要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

2、《原富》

这篇文章选自《严复诗文选注》。《原富》，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的代表著作，出版于1776年。严复自1898年开始着手于翻译这部著作，后以《原富》的书出版，并在译文中加了约三百条按语。

书籍简介

书名：《原富》按语选。

又名：原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

作者：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

原版名称：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译者：严复。 

类别：经济。

页数：1106。

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9年9月。

3、《群学肄言》

翻译者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于1903年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

基本信息

中文名：群学肄言。

词目：《群学肄言》。

读音：Qunxue Yiyan。

译音：The Study of Sociology。

4、《群己权界论》

《论自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59年。

《论自由》中心论题有三个：

第一，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第二，论个性自由；

第三，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

作者简介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1873年），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和法律思想家，也是一位极为活跃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是英国政治改革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先锋。

5、《穆勒名学》

穆勒名学本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反映十九世纪后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一部代表性的逻辑著作，是英国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总结。

书籍简介

此书主要在阐述理则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反映十九世纪後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一部代表性的逻辑著作，是英国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总结。

此书主要在阐述理则学，通称逻辑，源自古典希腊语 (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言语」(引申出意思「思维」或「推理」)；1902年严复译著《穆勒名学》，将其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

它经常被称为是对论证评价准则的研究，尽管逻辑的精确定义在哲学家之间是有争议的事情。但这个主题还是有所依据的，逻辑学家的任务是相同的： 提出大量的有效和谬误的推论，从而允许人们区别出好论证和坏论证。

-《天演论》

-《原富》

-《群学肄言》

-《群己权界论》

-《穆勒名学》

没有绝对的，同学。因为东西方交流是一片地区的。不是一个人的，比如丝绸之路开始，就已经有了贸易，当然就有了简单的语言交流。最开始可能是用手势，然后慢慢明白对话。如果一定要说某人，那可以有个代表性的

马可波罗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七百多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无疑是位先驱者，其所著《游记》家喻户晓，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今天，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马可·波罗学。

《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游记》共有五种译本，其中以冯承钧的译本较为谨慎完备，被公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其流传也最为广泛。

中国翻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玄奘取经,但较有规模地翻译西方文化,则始自清朝中叶在这以后百年的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福建籍翻译家,他们为开拓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福建师范大学林本椿教授主编的《福建翻译家研究》,列举了50多位福建翻译家的译事成就,并称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对此,我深有同感

在翻译领域,福建曾产生过好几个“第一”：有1702年旅法、后获法国皇家文库第一个“中文翻译家”称号的黄加略,有最早组织译“夷书”的林则徐,有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有最早翻译西方小说的林纾,有最早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有最早翻译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的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有我国第一批赴欧留学生,有最早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的许孟雄,还有辜鸿铭、许地山、林语堂、林同济、黄嘉音、郑振铎、冰心等一大批译界前辈所以称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看来是有根据的

福建何以会产生这么多有影响的翻译家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它首先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早在唐朝,福州、泉州就是当时外贸的港口后来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福建停留过,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福建与海外的交流更加扩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势必催生着经济、文化翻译的成长学外语,出国去,日益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一项追求

地域上的对外开放,也促使了人们思想的开放这批闽籍译界先驱,也许接触外来文化较早较多,因此按现在的说法,思想较解放,敢于突破老框框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究竟“东学为主”还是“西学为主”,早年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些闽籍翻译家,却勇于顶住压力,积极介绍西方文化,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他们所发挥的思想先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试想,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纾,在别人帮助下,竟能在27年中“译出”180多部西洋小说,这当中既要有勇气,当然思想还要开放才行

50多位翻译家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思想敏锐,勇于开拓仅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在100多年前,就有眼光译出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这部巨著,充分显示了翻译家的前瞻性这部译作曾影响了包括鲁迅、胡适等文化巨匠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人,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书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2）勤于学习,精于专业他们外文好当然不奇怪,可贵的是,许多人几乎是博古通今,中文及中国文学的功底都相当厚实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身兼作家、教授、科学家、外交家、出版家还有些人不仅翻译硕果累累,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3）态度严谨,恪守译德这些翻译家译书的态度极为认真,严复译《天演论》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林语堂在英译《苏东坡传》时,对涉及苏东坡的每一篇诗词和每一件事,都要查证文献典故,决不想当然应付冰心在译《先知》之前,则要细读原著好多遍,并说她只译她喜欢和弄懂了的

福建翻译家的成就,只是我国整个翻译队伍中一个很小的缩影,但是,“一叶知秋”,仅从这个小缩影,不难觉察出我国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步伐

波啤婆提是由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严维所译的。

严维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长。他翻译的作品涵盖了不同领域和语种，包括英、法、德、俄、意、日等多种语言。他的翻译风格准确、优美、流畅，深受读者喜爱。严维先生对于翻译的态度十分严谨，注重原文的准确理解和传达，同时也善于将翻译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此，他的翻译作品不仅忠实于原著，而且在语言、文学上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独特性。

对于读者而言，选择严维先生所翻译的作品是非常可靠和明智的选择。首先，他对原著的理解和把握非常准确，能够将原著的精髓和思想传达给读者；其次，他的语言表达优美、流畅，读起来非常舒适和自然；最后，他翻译的作品涵盖了各个领域和类型，无论是文学、哲学、历史还是社会学等，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读物。

对于翻译者而言，学习严维先生的翻译方法和态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原文的研究和理解，善于运用多种翻译技巧和策略，同时也注重翻译的文学风格和艺术性。因此，他的翻译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读性，而且在文学上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独特性。学习严维先生的翻译方法和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达原著的精髓，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和艺术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