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产生了系统的书目分类著作《别录》和《七略》；又虽然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已经十分自觉地致力于目录学的理论探讨，但是，毋庸置疑，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是在20世纪初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起步的。1931年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版）对古代目录的源流、体例、类例等论述颇详，深刻地影响了余嘉锡、周贞亮等人的目录学思想，实有荜路蓝缕之功。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学术，是以学术分科以及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为前提的。所谓“重试验，尊辨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梁启超语）是其本质特征。1931年刘先生以来的古代目录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于兹而还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取得的成绩

首先，意识到学科独立乃是现代新兴学科的标准，并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来研究其主要特征是不再作单纯的个案研究，而是自觉地把古代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中加以观照，以期在纵向历史的传承流变中获得一个整体的通观。这在《校雠略》和《校雠通义》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另外，也有横向的研究：或从一二个范畴出发，或从某一派别着眼，或从一个问题考察，作共时的研究。如姚名达《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分10个明确的个性化专题对古代目录学加以研究，条分缕析、推理谨严，表现出很高的理论深度。

其次，研究的表达形式得到了更新。传统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依存于目录凡例、案语、提要、序类，讲感受、述心得，观点零乱，不成系统，主要是一种感性的把握。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治经治史、考据训诂的一套，这与西方学术那种下定义、给范畴、重思辩的研究方法是大异其趣的。郑樵《校雠略》的核心命题是“类例”，但通篇没有关于“类例”的定义，而只有诸如“类书犹持军也”之类的喻象把握。章学诚《校雠通义》的核心命题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亦通篇没有关于“辨考”的界定，而只是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在行文中直接提出。

但是，自1931年以来，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西方学术重范畴、重逻辑、重推理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看成是现代学科的一个标志。在具体研究中，很具思辩色彩，条理分明，并且看重对理论意义的辩明，以求达到一个较高的认识水平。比如刘纪泽对古代目录类型的三分；容肇祖1934年版《中国目录学大纲》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与源流，历代目录类例的沿革以及目录的体制，包括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方面阐述颇详。特别是，一些理论著述都注意到给诸如目录、目录学、类例等概念作出逻辑界定，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展开逻辑推理，以期最终“成一家之言”，建立学科体系。此外，还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程伯群、张遵俭就有了中西目录学比较的专论，这无疑有助于国人接受西方的相关学术观念，“洋为中用”。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再次遭遇外来学术文化的冲击，理论借鉴更加丰富、娴熟。一些域外的新理论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总之，刘纪泽以来几代学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初具学科范型。先后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数十种理论专著和教材，形成了一套相对定型的评论标准，使我们对古代目录学在一般原则、技术和史实的层面上有了基本了解。与此同时，在古代目录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上，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目录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二　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首先，中国古代目录学并没有确立起自己的研究本体、由于学科独立性至今没有获得确认，导致它在和历史学，以及和近现代目录学的结合中丧失了自己的领域在理论层面上，诸如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对象与内容、原则和意义、方法和目的、社会职能等方面的讨论多欠周详。以研究对象为例，差不多迄今为止尚没有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而仅有关于（现当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然后再不加区别地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直接等同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现当代目录学是一套完全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建构起来的目录学学科范型。它和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相比，虽具有“目录学”一般特质之“同”；但更具有由各自深层文化支撑的个性差别之“异”其它如研究内容、原则、意义、方法、目的、职能等无不如此。这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缺乏个性化的理论畛域，不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事实上，古代目录学远远超出了受西方近现代学术规范影响的“目录学”的那种以单纯排检文献为己任的操作层面，具有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因此，（现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绝对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后者包括三项骨肉相连的内容，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独有的理论畛域。第一，整理和保护文献文本；第二，认为文献具有文本内涵和超文本内涵，目录致力于对上述两个层面之文献内涵的“规范化”识读；第三，构建文化图式。古代目录本质上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一种文化对整个世界所持的根本态度。这三项职能，在刘氏父子发凡起例的目录学实践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表达。

然而，在和西方近现代目录学的碰撞中，中国古代目录学不恰当地将前者作为最高参照范本，于是在“精于求同，疏于别异”的文化心态下泯灭了自己的个性。

其次，不能提供独特的意义创造，因而受到了当代文化的冷落。古代目录学研究本体的不明确和研究理论的缺乏，使得研究的目标不明确，甚至丧失了目标。以笔者之陋，至今尚未发现一篇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目的之文章；而只是在一些专书中老生常谈地得出诸如“读书治学的门径”、“科学研究的指南”、“现代目录学的借鉴”之类的结论总之，所谓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是表达一些有选择的目录学现象，所取得的成绩也多局限于认知层面。陈述事实多于阐释意义，缺乏足够必要的意义创造，致使今天的古代目录学研究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没有创立起真正经过严格思考的、符合古代目录学特点的理论体系，在刘纪泽的基础上并没有向前走多远，因而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故步自封，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并习惯于把古代目录学的价值归结为一个伟大的传统，用一个事实上存在着的传统回避当代文化的质疑，导致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由于古代目录学自身在意义上的“不在场”而日益成为一门单纯文献学、一门边缘学科和经院学科。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1931年以来的古代目录学研究虽然反省了传统的旧有研究模式，但冲击的只是传统微言大义的一套，而考据训诂等“治史”方法并没有受到排斥至今还满足于进行大量繁琐的、枝节的重复论证，进行一种知性的自我娱乐。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总是凌驾于发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于是，挖掘材料、罗列现象、提供背景取代了真正的理论研究。即使有意义创造，也常常是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学理想：认知的而非精神的。另一方面，由于过分急切地要展现自己，参与当代文化，导致古代目录学研究对其它文化形态（诸如哲学思潮、控制论、计量学等）的盲目仿效，使得古代目录学研究成为一种违背事实的、不可信的东西。

总之，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无论是就其价值取向，还是概念范畴，及其表达的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不能满足当代文化的期待，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三　结论

一个现代学科必须具备当代意识以及当代文化基本的精神特征、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这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判定一个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的基本标准。因此，古代目录学固然研究的是“史”，但并不是历史的还原，而是意义的重建所以，重新审视古代目录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学术语言，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应重新确立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本体。为此，必须从中西、古今目录学之间的相异性出发，以抵御近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目录学的侵蚀。古代目录学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它的目录系统的表层样态直接等同于深层的观念结构。目录系统的文化建构是和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相连的，从中可以看到存在的和谐、知识的统一、世界的希望和生命的意义。可见，古代目录学在文献排检的技术层面之外，隐含着意义创造。古代目录学学科研究得以成立的关键是要向当代文化传递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意义贡献。根据我们的理解，古代目录所呈现出来的文献规整性之“小序”，折射出了世界和人之规整性的“大序”，文献整序过程即是一个由物理世界秩序上升到依目的和理想的建构性秩序的反思过程。[2]而所有的其它文化类型，无不在表达着“秩序”：物理的秩序或理想的秩序。因而，古代目录学在所有当代文化中并不孤立。

其次，应积极寻求面向当代文化的共通的表达形式。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既然在当代文化中并不孤立；而导致其事实上被当代文化所冷落的原因只是该学科自身研究的话语形式。为此，在研究中必须完成研究语言的现代转向今天的古代目录学研究，研究的主体是我们现代人，并且，也是为现代人而研究的，因此，必当具有现代性。不能再使用前辈们的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意义指向和层次的变化。这不仅有助于有效地推动古代目录学学科研究的发展，而且有助于让我们和其它学科进行有效的交流，成果共享，以便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和当代文化之间实现介入和接纳。唯其如此，中国古代目录学才能摆脱事实上的单纯文献学、边缘学科、经院学科的颓势，恢复昔日“学子所重，几埒国学”的显学地位。

《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程立中内容提要

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后生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9747

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工作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目”的含义是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把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的文字，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或曰书目。一个完整的目录，大致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刻、提要、分类诸项内容。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目录的称谓有所不同。有的称“录”，如西汉刘向之《别录》；有的称“略”，如刘向子刘歆之《七略》；有的称“志”，如东汉班固之《汉书·艺文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有的称“簿”，如晋荀勖之《晋中经簿》；有的称“书目”，如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有的称“书录”，如唐毋煚的《古今书录》；有的称“解题”，如宋陈振孙所编《直斋书录解题》；有的称“考”，如元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朱彝尊之《经义考》；有的称之为“记”，如明末清初钱曾之《读书敏求记》；有的称为“提要”，如清纪昀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所创，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排列。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方法。经部主要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以及解经的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史部主要是纪传体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野史，它如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仪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诸子，包括《汉书·艺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论等。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法、十二部分类法等，但都是大同小异，影响很小。

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四库全书总目》为我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简称《四库提要》。

　　由清代纪昀等编纂。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今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该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稿完成。经过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四年定稿，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此方得广泛流传。

　　全书200卷。著录图书3401种，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

　　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

　　该书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但它是由乾隆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在图书入选、内容著录、提要、评论等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百卷。清纪的(1724—1805)总纂。内宁晓岚， 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由翰林育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土，送文达。能诗及骈文，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纪购与贴锡熊总其成，锡熊后入馆而先投，陶则终始其事。校理《四库全书》，虽白各专门学者分任，史部邵南江(晋涵1、子部周书昌(水年)，经部从子部的天文、算学类皆戴东原(震)，分别撰写初稿，而别择去取，笔削考核，则皆纪陶一人任之。购亦自称：“余于癸巳受识校书，弹仆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文集》卷八《诗序总义》序)乾陡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大体完成，＜四库全书总目》和eN库全书简明日录》也同时写出初稿，几经增改，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写定，并由武英殿刻版印行。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三干五百零三种，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六干八穴十九种。总计一万零三百二十一种。每种书部撰有·篇提要。

　　收入《四库全书》各书的提要，原来本是附在书前以供皇帝审阅之用。至于离书别行的提要，那才‘是供一般读者参考的。原有之各书提要，当它别辑成书、单独印行时，已经过纪陶大大修改、有些地方已与原文相差很远了。如将现在的《四库全书》(或坝”前面所附的提要，与《四库全书总B3逐一核对，就可证实这一点。

　　《四库全书总目》颇有一些特点； (1)本书是一部规模庞大的解题书目。它不同于正史中的艺文志是史书的组成部分，而与e5rJ录》、《祟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同样是书目的单行本。因而它在各部类的序论、解题、作者介绍、版本源流等方面，不像史志目录那样受篇幅的限制，因而可以尽量作11必要的叙述和评论，从而使它成为清代规模最大的解题书目。

　　(2)本书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两大部分，是一个创例。“著录”书，写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存目”书是不收入《四库全书》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同样撰写提要。

　　根据本书《凡例》规定，列入“存目”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书有谬误，应在提要中“附载其名，兼匡跃谬”；另一种是“寻常著述，末超群流……并亦存其目。以备考核”的。《四库全书》共收“著录”书三干五百多种，“存目”书则多达六干八百多种，后者多于前者一倍。这些书，赖有“存目”的提要，才使读者知其梗概，进而访求原书。试想当年如果没有这份“存目”提要，所存古籍将少去三分之二，鲜为人知，这将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四库全书》于乾隆36年（1771年）开编，46年（1781年）完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以“稽古右文”之名，行“寓禁于征”之实，致使编入丛书的只有3461种，79309卷，其余被认为价值不大且无“违碍”的图书未收入《四库全书》，列为“存目”。而其他有“违碍”内容的书则遭到禁毁、篡改、删节。可谓文化史上之又一浩劫。

　　《四库全书总目》

　　（清）永溶、纪昀等撰，共200卷，是在编篡《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完成的，著录书籍10254种，172860卷，对它们分别编写提要，汇成一部分类目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检索途径是：1、分类途径，需熟悉其分类体系。2、人名、书名途径，81年影印本附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名、人名索引。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如陈垣“《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Every work copyied into the SKQS was preceded by a long descriptive note which was writte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editor of the particular section in which the work was classifiedLater,by order of the Emporor , these descriptive note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re-edited by Chi Yun ,and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similiar notices concerning the works listed but not copied in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SKQSZMIn this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s in the SKQS itself,the classics branch is divided into ten sections, the history branch into fifteen, the philosophers branch into fourteen,and the belles-lettres branch into fiv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ction of bibliography ther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 after which the works are listed chronologically, the titles of the works actually copied into the SKQS preceding those merely listed, each title followed by a descriptive note

　　The notes giv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number of chuan, the source of the copy made use of by the Ssu Ku editors, and the nature and style of the work;the wholeof,or a summary of the table of contents is included,examples of the work's strong and weak points are given, and finally there is a critical evaluation 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author is included in the first time a work written by him appears in the catalogueThese descriptive notes, although containing a few mistakes and occasionally showing prejudice,particularly against Ming writings,are very well written ,and on the whole ,show excellent judgementEach was written by a specialist in the field in which it is classified, and all were finally edited and their style made uniform by one of the greatest scholars of the Chien Lung period Even though the Ssu Ku Chuan Shu Tsung Mu has one serious defect in that it gives no information on different editions, no other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an be compared with it either in the number of works included or in the clarity and thoroughness of its descriptive notes 10254 works, with a total of 171796 chuan(414 works not divided into chuan), are included in the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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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点下面一段古文 (请全文抄在答题纸上标点。 每打错一个标点扣 1分,扣完为止。共 10分)

四、简答题 (每小题 10分,共 20分)

1简述《汉书·艺文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 地位。

答①《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 录学文献。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由班固撰写,简称 《汉志》,属于史书志目。《汉书》十志之一,《汉 书·艺文志》是作者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 的,仍存六艺,绪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 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 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

②总共著录图书 38种, 596家, 13269卷。凡是 作了合移增删的,均自注明“出”“省”“入”若干 家,若干篇,以示更改。故《七略》虽佚,根据此书 仍可看出其概貌,可以知西汉文化典籍的状况。此书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图书目录,并首创史志目录 的体例, 对后世目录学尤其是史志目录的发展影响极 大。

2简述《隋书·经籍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 地位。

答①《隋书》,唐魏徵等撰。据考,《经籍 志》 由李延寿, 敬播初修, 魏徵删订。 它收录梁, 陈, 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公私收藏的书目,对著录书 籍 14000多部, 89000多卷的旧目进行删补,著录书 6520部, 56881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 之下,分 47类。

②《隋书·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之后又 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且自有特点:它确立了四部分 类法, 为后世公私目录普遍采用; 志首有总序, 各部, 各类之末有小序,扼要说明学术源流;每录一书,按 书名,卷数,作者的次序著录,对于作者,只叙其时 代官衔, 不作评价, 其著录方式渐趋稳定; 书下小注, 记载忘,残,别本,反映了六朝时代书籍流传存佚的 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故最为后世学 者,研究者所重。

3简述古代文献编纂的原则和要求。

答①古代文献编纂的原则是由编纂成果的质 量要求决定的,编纂古代文献的成果最基本的要求 是:全备,真实和科学。这也是古文献编纂工作应当 遵循的基本原则。

②全备,是对文献编纂工作的首要基本要求,即 搜集材料应当力求搜罗全部文献,避免重大的遗漏, 这样才能提高编纂质量,使之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真实,求真的基本要求是不伪不滥。所编录的文献本 身应当真实, 采集到的文献史料也要经过审慎的考证 才能编入, 不能擅改原文, 逐一注明原始出处; 科学, 这里的科学是指体例而言,即文献史料的编排应当科 学有序,要便于读者阅读和查检。

4简述古代文献辑佚的基本要求。

答①古代文献辑佚的基本要求表现在“全, 真,正”三个方面。所谓全,就是要避免漏版。既辑 一书,搜求该书的佚文应当力求全备。为此,应当博 览群书,不但要查各种典籍,还要查找同一典籍的不 同版本,尽可能详备地搜集资料。

②所谓真,就是要避免滥收和误收。所辑内容正 确无误,不要误将本书中已有的不是佚文的文字辑 入,更不要将他书的文字作为本书的佚文辑入。这就 要勤于查核,对搜辑到的史料作认真的考辨,避免张 冠李戴的错误。

③所谓正,就是要体例完善。首先,所辑的文献 应当尽可能依据善本,准确抄录,认真核对。其次, 所辑佚文的编排,应当尽可能还原书的本来面貌。

5简述校勘的四种方法。

答①对校法: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 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的错误的方法。此方法 的优点在于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 的依据。

②本校法:即以同一种书的上下文或不同部分相 校,从而抉择其异同,正其误。 在没有异本可供比 勘,或虽有异本,但无校勘根据可循的情况下,此方 法有效且实用。

③他校法:即以本书以外的各种文献典籍来校本 书。此方法能解决对校和本校所不能证明的讹误,但 要求校勘者熟悉古代文献。

④理校法:即根据事理,文理进行校勘。包括两 种情况:一是在校除各种异文之后,要依理对异文的 正误做出判断和抉择,这一类往往是和本校,对校, 他校结合进行的;二是在通过对校,本校,他校无法 找到版本的情况下,按照事理或者文理加以推断。此 方法“最高秒”但也“最危险”。

6清代王引之提出的校勘古籍的“三勇改”和 “三不改”原则是什么

1/3

答①引之语：“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斩工主之，斩工误，吾则勇改。唐宋元明之士，或不知声答文字而改经，以干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该。若夫周之末，汉之初，经师无所帛，异尔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久矣，其本字什人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反之圣之任也，吾不改。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王引之简介，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公译，争取更多的人看懂；

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王引之简介，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系统的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写官，斩工误矣，吾疑之，且思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

②也就是说，古籍因抄写，刻印和后人妄改出现的错误，有确凿的理由和版本一句的，应当勇于改正；那些义可两通的字，假借字，知其为误却没有版本依据的字，则不改。

7．请简述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总结清儒辨伪的六条方法。

答①著录传授上检查

②从书籍所载事迹、制度和所引书上检查 ③从文句或文体上检查 ④从思想渊源上检查

⑤从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

⑥从 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材料上检查

五、论述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1．举例论述学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与意义。 答目的：①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为了更好的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曾指出：“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体改民族信心的必要条件。”

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为了打好从事文献整理及一切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例如，不明目录，就难以找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不明版本，就无法确定最好的书籍版本等；

③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为了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我国古代的学者在文献整理的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主要采用实证地方法，形成了无证不立，孤证不为实说等一系列学术规范。

意义：①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

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2．试论版本学的功用。

答①读书须择善本，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产生了一些不同版本，而这些版本之间，从文字到编次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往往决定读者从书中获得知识是否正确。读书不择版本是一种偏向，把好的版本仅当做古董收藏欣赏，而不将其作为研究资料加以利用，也是一种偏向。正确的态度是“读书宜求善本”；

②整理古籍广求众本，进行比较，择善而从，是校书应当首先采用的基本方法。不论是整理出版图书，还是读书治学，凡需要校勘就应广搜众本，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

③购藏书记应鉴异本；

④学术研究也应该注意版本，我们从对版本的研究中可以了解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

3．试论目录的结构与功用。

答①目录的结构包括：书名，叙录，类序三项。书名项为目录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没有书名不能称其为目录，叙录为古代图书目录中最重要的结构部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类序为古代目录中介绍某一类图书学术交流，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②目录的作用：对了解历代文献状况与学术盛衰具有重要意义，目录著述以其特有的形式为人们了解，检阅图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把握学术流变具有重要意义，目录著作对文体兴起，流变，盛衰，得失往往予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显示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对文献差别的产生发展予以交代；

对学习研究和整理古典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古典目录“彰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使其具有很强的学习研究方面的指导意义，学习研究学术，最要辨明源流，考查得失，否则如在黑暗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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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大家

初为鄞县学徒，宁宗、理宗之际，历溧水、绍兴、鄞县教授。嘉定间（1217～1224）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任兴化军通判，端平三年（1236）以朝散大夫知台州，除浙东提举，次年改知嘉兴府。淳v四年（1244），以精研经术，除为国子司业。九年（1249），以侍除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

陈振孙性喜藏书。以藏书知名，在通判兴化军任职（今福建莆田）时，先后访购和传录了当地藏书家如郑寅、李馥、方渐、郑樵、林霆等人的藏书，在江西南城任县令时，当地有藏书家，他抄录了众多罕见之书。如唐代元度所撰《九经字样》，乃是五代开运丙午年（946）刻印的古京本，这是他收藏的最古的版本。还借抄官方禁止刻印的图书，如《奉诏集》、《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等书，均为珍异之本。藏书楼名为“直斋”。先后积书达51 480卷。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T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学术价值

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编成《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第二部著名的私家藏书提要题解目录。该目原本56卷。它的特点在于解题，它介绍作者生平，举每书基本大意，评其得失，考辨谬误。每书不只记载书名，对一书卷数、作者姓氏官职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均作著录。在“解题”中，寥寥数语，或记古书款识和版刻，或阐所得善本书之经过。《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该目所著录的书籍后来大部分已佚。根据“解题”，为古籍考证提供了宝贵资料，对考宋一代学术源流有指导门径的作用。原本已佚，现通行本是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22卷，分经、史、子、集四录，53类，收书3 096种，51 180卷。超过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之数。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丰富古典目录学内容有重要贡献。元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经籍考》，以晁、陈二目为蓝本。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

历史评价

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