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加入中国***。

1982年2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1982年2月至1989年12月，先后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工作。

1989年12月至1995年3月，在辽宁省绥中县工作，历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

1995年3月至2003年11月，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历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调研员、副组长、组长（正局级）。

2003年11月至2014年1月，在国家文化部工作，历任教育科技司司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4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胡瑗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北宋时期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_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

中文名：胡瑗

外文名：HuYuan

别名：安定先生、胡安定

国籍：中国（北宋）

民族：汉族

出生地：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

出生日期：993年

逝世日期：1059年

职业：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创立理学“安定学派”

为“宋初三先生”之一

创立苏湖教法

代表作品：《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等

祖籍：陕西省子长县安定镇

卒地：杭州

墓地：浙江湖州胡瑗墓、江苏如皋胡瑗墓

人物生平

祖籍今陕西省子长县安定堡（一说甘肃省镇原县，西汉时属安定郡）。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于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属江苏省如皋市）的一户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曹魏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因俸禄较少，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景_元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1036年，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随镇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1041年（庆历元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学”。

1044年（庆历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1050年（皇_2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_新乐图记》3卷。105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1056年（嘉_元年），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虽身为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1059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葬于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被范仲淹遵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其主要贡献为：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人物简介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

他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用”。

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

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胡瑗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作品，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人物成就

教书育人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

二是如何办好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

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浇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力纠时弊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改革教育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社会实践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实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_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

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杰出思想

倡导天人合一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

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2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主张知行合一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历史地位

胡瑗一生的人格风范，成就业绩，不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学子、学者的倾心敬仰，而且受到后世历代人们的钦佩。

宋神宗《御题胡安定先生》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宋代的许多名贤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为之作像赞，或为之写墓志、墓表，称颂他为“苏湖领袖”、“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王安石《书赠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把胡瑗与孔孟置于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诏，尊胡瑗为“先儒胡子”，“从祀孔庙”，至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先儒胡子瑗之位”的牌子，仍与韩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与孙复、石介在历史上还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先生”之称。理学又名宋学，是宋代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故名理学。胡瑗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认为“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以传统的儒学伦理为核心，大胆质疑，自立新解，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宗。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内在关系，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性命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学案》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讲学于南方称南派，孙复、石介讲学于北方称北派，亦称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颐、朱熹。其中程颐是胡瑗的学生，朱熹是程颐的学生。

现代编的《辞海》所载“理学”条目，虽承认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学生”之称，但又说：“其实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孙复、石介完全置于理学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后裔传至今已35世，其大门楹联历代相传都是写的“乡贤世泽，理学家声”，或“苏湖世泽，理学家声”。笔者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编写的《江苏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苏乡土志》，都记载：“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这应该是最符合历史的定位。

人物影响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

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个人作品

石壁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

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

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

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

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

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

仙气既飘飘，儒风亦悠悠。

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

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

酣味碧溪水，苦饮黄金瓯。

因羡汪君居，复思汪君投。

遇景清兴发，浩与天云浮。

斐章异绣段，洒翰非银钩。

庶与谪仙诗，千古同风流。

睢阳五老图

始同优烈晚同间，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穷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著述

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称当时学者“大约以为（胡瑗）少著述，而不得比於_洛”。然则根据《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书籍的记载，胡瑗著述多达十三种，当不在少数。这十三种著述分别是：《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_新乐图记》、《尚书全解》、《景佑乐府奏议》、《皇_乐府奏议》、《春秋口义》、《春秋要义》、《胡先生中庸义》、《吉凶书仪》、《武学规矩》、《论语说》、《资圣集》。但可惜的是，除了《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_新乐图记》三书今天尚能看到之外，其馀几种皆已亡佚。

后世纪念

如皋市安定广场

安定广场坐落于原如皋体育场所在地，建于2003年，因纪念北宋先贤、大教育家胡瑗（安定）而得名。

如皋市安定小学

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创建于公元1747年，得名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世称安定先生，如皋人），学校前身为“安定讲堂”“安定书院”，素有“千年书院，百年安定”之称。

近日，教务老师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川师大图书馆堪称古籍收藏的一个重镇。据馆长曹成建介绍，图书馆馆藏古籍共有11万余册，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包括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以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为收藏重点和特色。

教务老师走进恒温恒湿的书库里，只见泛黄的书卷整齐地放在单独上锁的书柜里，其中不乏《太和正音谱》手抄本、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珍贵的孤本。

《通鉴纪事本末》 看点

《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写法，历经760余年保存完好。

相较于一般的线装书，一本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大开本引起了教务老师关注，书根处印有“宋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字样。这本古籍正是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印刻的《通鉴纪事本末》。

“它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书中内容都来自《资治通鉴》，由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川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成荫介绍，《资治通鉴》部头很大，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全书共有300多万字，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实在难以下手。“《通鉴纪事本末》将其浓缩，并且首次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述方法，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成荫说，全书概括提炼了239件事件，每一个事件各立标题，详细讲述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结果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抄录。“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梗概，也可以阅读原文，而且这样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也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

成荫介绍，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是宋刻本，年代很早，且为全本，共有42卷，从文物性上判断，在古籍中属于价值颇高的珍本。它虽经历了760余年岁月，但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并无褪色，也没有虫蛀现象，实属难得。“从书页上的痕迹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判断后人在元代和明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保存条件应该一直都很好，进入川师大图书馆收藏后，就更好地被保存起来了。”成荫说，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书库建筑、温度与湿度、空气净化与通风、照明与防紫外线、消防与安防以及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以更好地保存古籍。

《太和正音谱》 看点

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全国仅存的明代手抄孤本，分为上下部，上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一首《天净沙·秋思》已成千古名篇。

作为戏剧大家，马致远作品颇多，想了解更多，《太和正音谱》就是一个好选择。

《太和正音谱》由明代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作，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子，在仕途遭遇不顺时，爱好结交文人雅士，在戏曲等方面颇有研究，因此他所著的这本书，不仅是早期元曲杂剧重要理论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囊括了元初至明初的元曲整个历史时期的大部精华。

成荫介绍，川师大图书馆馆藏为钱榖手抄本，这也是全国仅存孤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存放于国家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记载戏剧理论、戏剧作者等，下部则全部是戏曲曲牌，共收录了300多支曲牌。明代钱榖，本就是一名画家、书法家，这本抄本字迹娟秀、结构工整，标明正衬。“可以明显看出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艺术价值远超一般的抄本。”成荫说。

《四库全书》 看点

太平天国年间流落民间，上世纪60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馆员在上海书店购得。

2016年，川师大图书馆有19部古籍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8部都是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零本即不完整的有缺失的丛书），包括《古史》《后汉书》《唐书》《江南通志》等。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由3800多人历时13年才抄写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成书时共有7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和“北四阁”。川师大图书馆馆藏的抄本，都是来自“南三阁”中的杭州西湖的文澜阁。

“这18部古籍，虽然都不完整，但今天能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已是十分珍贵难得。”曹成建说。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三阁均遭受破坏，《四库全书》被毁或大量流失到民间。后来，不少文化名人想尽办法搜集抢救，但仍有大量书籍散落。曹成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专门拿出资金，派出人员，四处奔波购买古籍，这些《四库全书》零本，就是馆员们1960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那时，馆员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籍市场和书店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古籍。”

教务老师看到，在馆藏《四库全书》的首页上，有十分清晰的乾隆印玺“古稀天子之宝”。据悉，这是乾隆晚年，70岁时才刻的，这枚印玺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乾隆用品中的精品。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关注古籍网拍、了解市场价格！网拍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

长按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点滴拍卖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