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无疑是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和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

3月底，我去北京国家图书馆借阅中国平民教育史上重要人物陈筑山的著作《国族精神》。

承蒙图书馆咨询组热心指点，在典藏阅览室找到了这本194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

除了办理“读者卡”收费20元，典藏阅览室还规定：每阅览一次收费5元。

我翻阅之后，觉得不如把它复印下来。

男管理员说：“可以，每页5元。”

我吃一惊：“每页5元？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典藏书，为了保护，不能用复印机，只能用扫描仪扫描了再打印。”

此书150页，需750元。我付不起这么高昂的费用，只好回到座位上做点摘录。

当晚与一工程师聊及复印与扫描的区别，他笑道：“扫描仪的功能和结构从来就不是为复印设计的。复印机比扫描仪的工作温度和照度略高，但复印一页只需一二秒钟，而扫描需一百秒；书籍在扫描中受到的光、热辐射总量实际上多于复印，对书籍的折压磨损也超过复印。而且，扫描之后得逐页打印，打印一张图形文件约需90秒钟，你要的这本书复印几分钟可以完成，扫描、打印却要四五个小时。如果不做电子文本，绝对不应用扫描仪代替复印机。”

回到广州后，看到《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向公众（不管是否美国公民）开放宋子文手稿的情况，那些陈旧、脆弱的珍贵手稿公众可以免费阅览，自由复印，但不提供扫描。这似乎验证了专业人士的观点。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到国家图书馆，想继续看完这本书。这次是个年轻的女管理员，她检查我的读者卡说：“你的卡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过期了吗？”“你还要存100元保证金才可阅览。”我说：“保证什么？”她不回答。我又问：“上次来怎么不需要保证金呢？”她立即不耐烦：“这是馆里的规定，别问我。”我下楼去图书馆大门口的办证处缴纳“保证金”100元。回到阅览室，我把索书单交给她，她说：“要填上书号才找得着，你这个B824不是书号。”我说：“上次我填的就是这个书号，属于民国书目里的书。”她说：“那你找民国书目去，搞清楚了再来。”我说：“你这里没有书目吗？”她说：“没有。”我于是去楼下的咨询室。咨询员说：“民国书目并不提供书号。你把书名交给她，怎么找，那是他们的事。”我回到典藏室，把咨询室的意见告诉她，她现出愠怒之色，说：“没有书号叫我们找？！”我连忙说：“书目上的确没有书号，只有序号，要不我去把那个数字抄来？”她不回答，我又下楼，到咨询室，把民国书目上惟一的数字2952抄上，气喘吁吁地回到典藏室。她接过单子，不胜厌烦，一动不动。我忍不住叹息说：“在你们这里看书真难啊，就像探监一样——哪有你这么刁难的人。”

她顿时把我的索书单扔下，说：“你骂人，你是对我人格侮辱，你要赔礼道歉！”说着跑出阅览室。过了几分钟，把一位女士喊来了。这女士似乎是小组长，瞪着我说：“你要赔礼道歉！”我说：“我没有说错，不需要道歉。为了看本书，我已经楼上楼下跑了三四趟，折腾一个多小时了，我说错了吗？”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这时，坐在阅览室看书的一位长者（阅览室里仅有的两位读者之一）手拿着一本书站起来说话：“这位同志说刁难是言重了点，我来代他道个歉，也说说我的看法。为了看这么一本书，你们收了多少次钱？读者卡交了钱，又要交保证金，阅览还得交钱。这里是国家图书馆，书是国家的书，你们却随意收费，好像是你们私家的藏书，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有这个理吗？……”存包费（不准带书刊或包进馆）每次每包05元，阅览卡20元，中文图书保证金100元，外文图书保证金1000元，典藏书阅览费每册5元，复制（扫描）每页5元……

两人不答话，走出阅览室。过了好一阵，小组长一个人回来，默默地坐下，替管理员值班——由她来对付我。整个阅览室就我一个索书者。我把索书单交给她，然后坐下等待。过了约半小时，小组长大声吆喝我的名字（其实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以为书到了，谁知她说：“没这本书”，说着在索书单的“未取出原因”栏里勾上“原缺”（意思是图书馆未曾收藏）二字，将索书单朝我一扔。

我上楼找典藏部主任。主任说：“我派个最熟悉业务的人去找。”要我坐下等。20多分钟后，他说，“可以了，你到阅览室去，已经找着了。”说着陪我下楼进了阅览室。管理员却说：“书还没到呢。”主任掉头走了。我坐下继续等。

我就这样坐着，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动静，问管理员，依然是“书还没到”。

我再上楼去找典藏部主任，门已紧闭。

我只好去找馆长。豪华的办公楼里，绝大多数房门紧闭，敲门无声息。辗转奔波，总算找着一位和善的前任副馆长，她允诺把情况转告给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并给典藏阅览室电话，让我回阅览室，“书确实已经取到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看不了几页阅览室就要关门，而我却得付5元钱“阅览费”；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书取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没有再进典藏阅览室。

图书馆的要义并不是收藏，而是以文献公益于社会。即使是晚清和民国，其图书馆也自觉奉行“任人借阅，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则。国际社会更是将享有图书馆服务列为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1949年就发布过世所认同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是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和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必须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包括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当年马克思在穷困中能完成内容浩瀚的《资本论》，就是得助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却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从读者身上搜刮钱财，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目前该馆规定，办理中文图书第一外借库（藏书较全的中文书库）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者，在京就读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元；办理外文图书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在京就读博士生及博士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0元。办证只是入门的初步条件，馆内各室还有不同的“规定”或收费。阻碍进步、蔑视民权，国家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不能不让人感到愤慨。

参考资料：

http://wwwccmvpcom/viewthreadphptid=7&extra=page%3D1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在网站上下载当时:

1、首先打开数据库名称：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2、其次检索入口登录。

3、最后资源类型古籍，语种选择中文，点击免费下载自己需要的古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直接继承了南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皇家珍藏，更广泛地继承了明清以来许多私人藏书家的毕生所聚。宋元旧椠、明清精刻琳琅满目；名刊名抄、名家校跋异彩纷呈；古代戏曲小说、方志家谱丰富而有特色。本数据库的建设，以保护古籍、传承文明为目的，将逐步发布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古籍影像，使珍本秘笈能够展现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面前，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得到共享。

　　当然有，照片作为藏品，与其他的藏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除了艺术价值和古董文物价值外，还有影像史料的价值。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只关注了影像内容的价值，关注对影像内容的读解，关注影像的史料价值，基本忽视了老照片的古董文物价值，更没有考虑到照片在视觉艺术上的价值。

　　在国外，摄影收藏已经有了很长久的历史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国际影像收藏市场升温，摄影拍卖也应运而生，许多著名的博物馆设立了专门的摄影艺术展厅，法国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在2003年就已经收藏有5万多张摄影藏品。在纽约、伦敦、旧金山等大城市，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摄影作品拍卖会。2002年，一张拍摄日期为1825年的老照片以398万美元的成交价被法国国家图书馆购藏。法国著名摄影家罗伯特杜瓦斯诺50多年前的名作《市政大厅前的吻》，其原版照片以2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而2006年2月由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拍摄的一幅《池塘月光》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竟拍出290多万美元的天价。

　　专家指出，目前由于海外市场成熟，而中国藏家对老照片的冷漠，老照片国内外的价格差距极大，已经有些国外的收藏家长年在中国搜罗老照片。

　　影像收藏在中国虽然还显偏门，不过从2006年秋季正式登堂入室以来，毕竟也经过了两年多的培育和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九大门类：中国重要摄影家的代表作、中国摄影史名作、国外名家名作、艺术摄影(也称美术摄影)、用摄影媒介创作的当代影像艺术品、古董文物老照片(历史上著名的影像、有史料价值的影像和有收藏价值的)、在摄影技术技法发展史上标志性照片、底片、影像古籍善本。

　　同时，各大拍卖公司也开始逐步重视这块市场，比如嘉德，在尝到甜头后在其3月的四季拍卖中再度推出一批老照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拍品为影集《CHINA》(译为：《影像·大清国》)。在这本英文名为《CHINA》的相册中，收录了多位著名摄影师中多人的作品共计71张，既有中国北方的风景(北京、天津)，也有中国南方的见闻(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香港、澳门)；既有通过外国摄影师眼睛看到的中国，又有通过中国摄影师眼睛看到的中国。这些作品中不但很多都是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每张照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都非常丰富加之相册品相完美，极为难得，估价为60万元人民币。

　　而今年的北京华辰拍卖影像板块，将根据经济大环境和市场变化推出知名摄影家的古董文物老照片、底片，因为这些拍品是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只能被发现、挖掘和重新认识。对藏家、投资者和收藏性资产来说，错过了就不会再有，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制作的八个样板戏的全套原始老照片等。据相关负责人透露，还将规模性地推出影像的古迹善本，为中国的影像收藏市场提供一个新的种类。

　　收藏老照片还应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中心明确，代表性强的照片价值高

　　老照片是过去社会生活真实的写照，是用摄影的语言来记录时事。越是中心明确，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价值就越高。像长城，还有北京故宫，上海外滩等各地的风景的老照片都是藏家追逐的对象，他们对研究各地城市发展，建筑历史等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不但受到个人藏家的喜爱，也是很多博物馆的收藏对象，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在早期的摄影作品中，民俗照片是对单纯人像作品的一个突破，是第一批从摄影室里走出去拍摄的作品，对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价值很大。很多早期在中国的外国职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街头的民俗照片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每张都卖到了1000—2000美元。

　　第二、尺寸越大，价值越高

　　由于早期照相技术的限制，大尺寸的照片冲印不多，加之照片尺寸越大越不易保存，因此很多品相完好的大尺寸的照片，拍卖价格都超过万元。

　　在嘉德近一两年的拍卖中，几张不同的上海全景照片长度都超过一米，成交价高的三四万元，最低也超过了一万元。在目前的古玩市场里，清代的照片很少有大于二十厘米见方的，稍微大一些的照片一般都是几千元的价格。一般的民国风景或集体照，长度超过三十厘米的，价格超过千元；而超过一米的用转机拍摄的长条民国照片，价格都在四千元以上。

　　第三、摄影师或摄影室的名气大价值高

　　同样或同类的摄影作品，照片上有摄影师或摄影室的标志或签名，能够断定是知名摄影家的作品的，价格自然高于同类。

　　在国际上拍卖的中国早期人物和民俗摄影作品中，如知名摄影家汤姆逊的作品有不少都超过了2000美元。而我国早期基本上没有专业的摄影师，大部分是摄影室里的商业摄影师。香港和广州的宜昌照相是中国最早的名摄影室，上海的公泰和苏三兴照相及天津的元彰、梁时泰照相等名气也不小。如果能够断定具体摄影室的作品，自然价格要高于无名氏的作品。

　　第四、题跋增加价值

　　相片的题跋有两种：一种是印在底版上的，一种则是手写在相纸背面的。中国摄影师在照片的印制过程中，往往会手工增加相关题跋。这些题跋真实、准确地说明了照片拍摄年代、地点和照片内容。因为有些题跋结合了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因此也使照片增添了中国色彩，增加了照片的艺术特性。有这样题跋的照片价值更是上一个台阶。

　　当然除了上面四大因素外，老照片价值还跟照片是否发表过、是否被名家收藏过有关。仝冰雪介绍说，如果是纯文献型的老照片，没有发表过的价格上会比发表过的高。但如果是艺术含量高的老照片，曾经被发表过的，那么其价格却会高出一筹。如果老照片曾经是某名家的收藏物，那么它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如果照片上附有这位收藏家的签名或题字，那它的价格更是可以上一个台阶。

所谓孤本，顾名思义就是已知的唯一的一本，因此相当珍贵。

而善本，指的是内容完整的，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无文字讹误的书本，而且这个书籍必须足够的古老或者足够的稀少，古老就是接近甚至于就是原本。因此也非常的珍贵，但如果不止一本，则不能称为孤本。

附上国家对善本的完整详细的划定：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丰富，品类齐全，古今中外，集精结粹。作为国家藏书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法接收中国大陆各出版社送缴收藏的出版样书，此外还收藏中国大陆的非正式出版物，例如各高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之列。是图书馆学专业资料集中收藏地和全国年鉴资料收藏中心。从藏书量和图书馆员的数量看，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图书馆之一，是世界著名的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可上溯到700多年前的南宋皇家缉熙殿藏书，最早的典藏可以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文献中珍品特藏包括善本古籍、甲骨金石拓片、中国古旧舆图、敦煌遗书、少数民族图籍、名人手稿、革命历史文献、家谱、地方志和普通古籍等260多万册（件）。截至到2012年底，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容量达3119万册，其中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就有200余万册，著名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举不胜举。其中尤以“四大专藏”即“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最受瞩目。 类别文种文献细类册（件）数图书 中文 普通书 5,413,505（册） 普通古籍（含新线装） 1,648,206 （册） 台港图书及海外出版的图书 200,068 （册） 合 计 7,261,779（册） 外文 西文书（英文、法文、德文及其它） 1,895,277 （册） 俄文书（含其它部分斯拉夫语种） 622,147 （册） 日文和东文书（日文及其它部分东方语种） 1,041,785（册） 合 计 3,559,209（册） 图书合计 10,820,988 （册） 期刊 中文 中文期刊（514623种） 6,701,841（册） 外文 外文期刊（47207种） 6,631,305 （册） 期刊合计 13,333,146 （册） 报纸 中文 中文报纸（7624种） 119,097 （合订册） 外文 外文报纸（1708种） 93,206 （合订册） 报纸合计 212,303（合订册） 特藏专藏 古籍善本 282,300 （册,件） 新 善 本 14,918 （册,件） 外文善本 35,638 （册,件） 中文地图 96,861（册,张,幅,件） 外文地图 49,306（册,张,幅,件） 照 片 99,646 （张,册） 画 片 64,581 （张,幅） 金石拓片 304,265 （张,片） 金石书籍 10,080 （册,件） 金石画册 644（册,件） 手 稿 86,178（件） 书 札 2,930 （册,件） 民语文献 159,781（册,件） 精装精印 7,463（册,件） 其他特藏 299（件） 图书馆学资料 41,575（册） 敦煌吐鲁番资料 21,255（册,件） 家谱、地方志资料 53,949 （册,件） 其他国内资料 1,006,990（册） 外国政府出版物 56,985（册,件） 联合国资料 560,897（册,件） 特藏专藏合计 2,956,541 （册件,张,幅,片） 缩微文献 缩微胶卷 100,750 （卷） 缩微平片 1,308,207（张,片） 缩微文献合计 1,408,957（卷,张,片） 视听文献 录 音 带 19,708（盘,盒） 激光唱片 40,224（张） 立体声唱片 967 （张） MP3 2,860（张） 录 像 带 14,608（盘,盒） LD视盘 1,880（张,盘） VCD视盘 85,829（张,盘） VHD视盘 260（盘,盒） DVD视盘 38,037（张,盘） 视听文献合计 204,373 （张,盘） 电子文献合计 42,895 （张,盘） 馆藏总计（截止2010年） 28,979,203册（件） （表格来源： ）

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编写了《中国国家书目》、《民国时期总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30余种书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还编辑出版了《馆刊》、《文献》、《中国图书馆学报》等学术期刊。除了传统出版物，国图还牵头编制和出版了《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据库（1949-1987）》、《中国国家图书数据库（1988年至今）》等电子出版物。 国家图书馆接待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读者（少年儿童图书馆接待六至十五周岁的少年儿童）；双休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可接待中学生及在家长陪同下的少年儿童参观；全年接待中小学校组织的集体参观。

凭身份证、户口簿、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港澳通行证或台胞回乡证、首次免费办理国家图书馆读者卡，享有读者卡基本功能并在符合其他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按手续办理扩展功能；少年儿童凭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户口簿、护照、港澳通行证、台胞回乡证）、学籍卡、学生证办理少年儿童图书馆读者卡（详见办证相关规定）。

进入阅览室、服务点须持国家图书馆读者卡。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可以凭第二代身份证进入开架阅览室阅览，少年儿童凭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读者卡进入少年儿童图书馆。

持卡者须遵守国家图书馆借阅规则及相关规定。违反规定情节严重者，其读者卡/第二代身份证借阅功能将被置停，待接受处理并纠正后恢复使用。

持有优待证的老年读者可优先借阅；持残疾证的残疾人读者免收因特网上机浏览费。 总馆南区：自2011年5月10日起，进行封闭维修改造，2014年9月9日恢复开放，开放时间是周一至周日9:00-17:00

总馆北区：周一至周五9：00--21：00

周六至周日9：00--17：00

少年儿童馆：周一至周日9：00--17：00

古 籍 馆：周一至周五9：00--17：00 区域名称服务内容服务项目工具书区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及相关丛书（中厅负一层），世界主要文种的外文百科全书、字词（辞）典、传记资料、书目索引等外文工具书（中厅一层），各类中文百科全书、字词（辞）典以及部分港澳台地区出版的中文工具书（中厅二层）等藏书3万余册（件），部分存放于总馆一期的外文工具书和美国化学文摘（CA）提供闭架阅览。图书开架阅览、咨询导读等。中文图书区近年出版的部分中文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图书以及部分图书的配套光盘四十余万册（件）；用于数字资源服务计算机138台，阅读光盘用机6台。图书开架阅览、光盘闭架阅览、数字资源服务、咨询导读、文献复制、研究室服务等。经典图书区著名奖项获奖图书；名家名著；国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科技史及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图书；目前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丛书；各学科学术史中所提到的经典名著等，藏书一万余册。图书开架阅览、光盘闭架阅览、电子资源服务、咨询导读、文献复制等。自助复制处为读者提供自助复制服务。老年人（凭老年证或65岁以上）、残障人士（凭残疾人证）、孕妇可由各自助复制处辅导人员代为复制。　　自助复印流程： 确认卡内有足够的金额——>刷卡——>输入密码（默认为生日6位——年年月月日日）——>复印（依面板标注尺寸放好原稿，选择需要的纸张，按开始键启动）——>确认消费金额——>再次刷卡退出。　综合咨询台　为到馆读者及非到馆读者（电话服务）提供综合业务咨询，解答读者的一般咨询，辅导查找馆藏。办证处办理国家图书馆读者卡或第二代身份证的借阅功能，并办理证卡挂失、补办、退卡、增减功能、年度注册、证卡充值、退费等相关业务。　目录查询区　提供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实现本馆馆藏文献目录检索及续借、预约等服务。外文文献阅览室最近1年的西文图书（包括原法律阅览室和海外中国学文献中心的部分西文图书），藏书约12000册；闭架提供1975年以后（含1975年）的西文图书；最近1-2年的西文、日文、俄文期刊（包括原法律阅览室和海外中国学文献中心的西文期刊），近5700种；用于数字资源服务计算机34台，阅读光盘用机2台。开架阅览、闭架阅览、光盘闭架阅览、数字资源服务、咨询导读、文献复制等。日本出版物文库阅览室最近一年的日本出版物文库图书约10000册。开架阅览、光盘闭架阅览、数字资源服务、咨询导读、文献复制等。中文报纸区近两年（含当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级以上280种中文报纸。提供建国后中国大陆出版的在本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上检索到的中文保存本报纸（我馆有缩微制品和数字资源的中文保存本报纸原则上不提供阅览）开闭架阅览、咨询导读、无线网络电子资源服务、文献复制等。中文期刊区近两年（含当年）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近11000余种，其中开架近6000余种，闭架近5000余种。期刊开闭架阅览、咨询导读、无线网络电子资源服务、文献复制等。基藏中文图书阅览室提供基藏库收藏的2003年（含2003年）以后中文图书；用于阅读光盘用机1台。闭架阅览、光盘闭架阅览、咨询导读等。保存本阅览室保存本系指为履行建设国家总书库职责入藏的永久保存的馆藏中文文献。本阅览室提供中文保存本图书、三年前保存本期刊、三年前台港期刊供读者阅览。闭架阅览。中国年鉴阅览室提供中文年鉴（纸本，光盘，全文数据库）的阅览服务，以及互联网上免费获取的年鉴全文资源导航服务。读者可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和阅览室的宣传栏及时了解中国年鉴阅览室每个月的新书书目，以及新创刊年鉴的内容介绍。室藏年鉴数量约2万余册（件），阅读光盘用机4台，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用机4台，内设阅览座位32个。保存本文献凭国家图书馆读者卡闭架阅览。缩微文献阅览室国外博士论文、中文报刊、民国图书、1931-1934年间江西苏维埃政权出版物、日本政府出版物、英美政府解密资料和早期来华传教士文集，以及1850年前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世界各国语种词典和各国人物传记等胶卷或平片。其中外文资料最早可追溯到1498年，中文资料最早可追溯到1862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学习的珍贵资料。缩微文献闭架阅览、咨询导读等。学位论文阅览室本馆收藏的博士学位论文20余万种。闭架阅览、咨询导读、文献复制等。数字共享空间180多个中外文数据库和10余万张光盘；用于数字资源服务计算机236台。数字资源及互联网服务，多媒体资源阅览，手持阅读器借阅服务、残障人士特殊服务、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资源体验、用户信息素质培训等。人工服务处提供扫描、打印、拍照、装订等多项业务。　表格资料来源：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