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的故事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为以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所学校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及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的名义购书为宜。经过商讨，最后一致同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6]”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他生性积极，实际上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自这以后，郑振铎等便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前二年郑振铎替国家收书是以个人的力量，自发的，出于“嗜书如命”的爱好，而这时“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以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体现了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炽热情感。购书的目标，原则上以收购江南若干“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设法为国家购下。当郑振铎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以及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书商们开始骚动了，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书商“逐鹿”的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强劲对手，自知无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一带不会再有所获，于是他们便转移目标，常到郑振铎家里走走，并不时携带些好的书样。郑振铎望之心喜，和张咏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后，也豪不犹豫地收留下来。

这样一来，书商们便一天天多起来，郑振铎的家门庭若市，“样本”堆了好几箱。他不时要和诸位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那时，郑振铎已沉浸在收书之中，用他的话说，“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7]”此话言之绰绰，因为郑振铎本人就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书肆“淘金”，数十年来，他搜集有许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

从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看出，举凡当时珍本图籍从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购、论价等工作，因何炳松、郑振铎同在暨南大学不时相会，大都两人先行商定，然后征得张咏霓同意后办理，即支付书款。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时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拳拳报国之心。这里不妨摘录两段：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8]”“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9]

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据他后来回忆，“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10]另一章殆为“书生本色”，用于立银行帐号。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版本图籍一一鉴定论价，并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正如他给张咏霓信中所说的“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

相当繁重。郑振铎自接手这一工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见到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得以先睹为快，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幸事。作为一个文化人，郑振铎何所求

为了动员所有爱国文人一起加入这极有意义的“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作《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编者在《编后记》感谢作者“在万忙中写的论文，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由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郑振铎害怕所收的图籍再得而复失，那将是多么令人伤心。他在给张咏霓信中曾指出：“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故在收书的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图籍和史料重游影印出版，该丛书后定名为《玄览堂丛书》，这是后话了。

同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其他使命外，将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及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由于有了他这条内线，其后到重庆和香港的邮件都是走的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1941年4月底，历经1年多的时间，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的购置工作，随后开始编制“善本书目”。自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的寄。白天忙于此事，晚上还要编写书目，忙得不可开交。

7月24日，徐鸿宝携带着精品两大箱离沪，郑振铎去送行，回来后写信告张咏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后来他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徐鸿

宝抵港后，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上事多未能完结而放心不下，遂决定暂不走，到8月初运书之事基本告竣。

由于资金有限，购书时慎之又慎，间有错失良机，使有些图籍未能得到，对此，郑振铎非常伤心。“心中至为愤懑”，“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无缺，虽已尽力并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当日郑振铎一早就赶到暨南大学参加校务会，会上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大学关闭。”郑振铎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在10点30分见到日军车开来时，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作出了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爱国情结。

从9日至16日，整整一个星期，郑振铎每天都在搬运自家的藏书。一部分运到另租的一处，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他动员全家一起上阵，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计帮忙，仅搬书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一二·八”以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停顿，一是因经济来源中断；二是敌伪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三是为了书籍个人安全，他也不得不离开家。12月16日，郑振铎被迫离家避难。他回忆道“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郑振铎等为国家收书，虽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三千八百余种，约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四册，录有善本书仅三千九百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家原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

叶圣陶后来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对于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徐鸿宝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蒋复璁信中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勾勒出郑振铎等人的一身正气。

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曾编有目录，现不知流向何处。全部图籍根据郑振铎致张咏霓书信及其他著录，大约可分三部分：

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八十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

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许地山处并暂放在香港大学，原准备陆续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典籍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共计107箱。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台湾。

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郑二人分藏于几处地方，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译著、他的作品、他的办刊，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一萍在“疾风劲草识良师”一文中写道：“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

三十七年（1948）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该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军载运。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迁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颇多精品。中博筹备处运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运台图书文物，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新建的山边库房存放，又开凿防空山洞。联管处时期，进行对文物的抽查、清点；接着从事整理编目，先后编印了多种书籍，并有小型陈列室对外开放参观。其间也曾挑选精品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也参加过纽约「世界博览会」。

故宫迁来台北之后，陆续扩建数次，陈列空间逐渐扩大。五十七年（1968），又将图书文献从书画组中划分出来，使典藏文物单位由原来的古物、书画两组扩编为器物、书画、图书文献三处。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献处之下增设图书馆。其业务略举大端：如对文物重新点检、整理，详细登录；并且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该组作育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部分并在故宫任职。六十七年（1978），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增订出版为《清史稿校注》。故宫也展开编辑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故宫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及参与国际学术性活动。主办数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挑选精品出国参展，在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和韩国汉城的「中国展览会」，均大获佳评。

蒋复璁任职十七年馀，至民国七十二年（1983）因病请辞，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接任院长。七十三年（1984），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三处的文物大都移至新大楼地下两层的库房存放。正馆陈列室加大，并作整体性的更新设计。库房和展览场所都建立恒温、恒 、防火、防潮、防震的措施以及二十四小时防盗的安全监控系统。七十四年（1985），故宫举办六十周年院庆，并举行学术演讲和讨论会。七十六年（1987），故宫正式成为行政院部会级的一级机关。此期间故宫接受「摩耶精舍」之捐赠，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且营建「至善园」，八十五年（1996）新建图书文献馆落成。

民国八十年以后，故宫挑选文物出国展览。例如，是年美国华府的「探险时代的艺术」大展、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1996－1997）美国的「中华瑰宝」巡回展览、八十七年（1998）法国巴黎的「帝国的回忆」展览。八十二年（1993），故宫开始与民间团体合作，借展西洋美术。例如，是年的「莫内及印象派画作」特展；八十四年（1995）的「罗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八十七年（1998）的「毕卡索的世界」特展。八十八年（1999）开始，借展大陆文物。例如，是年的「三星堆传奇」特展；以及配合故宫「汉代文物大展」而商借的「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的文物展览。

八十九年（2000）五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揭橥本土、中华与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观，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国家民族之荣耀为限。一年来他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举办定期小型研讨会，配合展览推出学术讨论会，如「文学与美术学术讨论会」、「清代档案与台湾史研究讨论会」等，并邀请国内外学者专题演讲。要求展览深入浅出，以收教育之功效，举办「展前说明会」，邀请院内同仁、志工与中小学教师提出看法与建议。

为解决本院长期存在的参观动线混乱、馆外人车杂 等问题，考虑台湾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防震设施，强调以科技方法维护文物，以及本院未来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提报行政院，分为五个子计划，针对展览空间,馆外交通,文物维护及分院之发展设立，勾勒本院二十一世纪发展的蓝图。

“两岸故宫藏品，比起来哪家的多？哪家的精品多？”这是两岸同胞乃至国际社会都不甚清楚而又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在比较前，我想首先说明三个情况：

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

二是，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共13491箱，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政府曾下令马衡院长选择留平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虽将珍品编目造册报南京，但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后来一箱也未运走。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当然多是精品。其实留下的78%精品也相当多。国民党向台湾运文物，因战争形势突变只运了三次，第三次拟搬运1700箱，由于运输舰舱位余地有限，加之仅有24小时装船时间，结果只运出972箱，另728箱也留在了内地。

三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

我们再从几大项文物来具体比较：

一、书画收藏。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北京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早期和晚期（明清）之争。在绘画的时代方面，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列女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就宋代绘画而言，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外，还藏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而18、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已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在书法方面，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在碑帖方面，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

二、陶瓷类文物。北京故宫有35万件，一级品1100多件，二级品约56万件，还有上世纪以来在全国110多个窑口所采集的3万余片陶瓷标本。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占优势，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但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是台北故宫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庆至宣统官窑瓷器、历代民窑瓷器以及古陶瓷窑址标本、实物资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宫均占有明显优势。北京故宫在历代官窑瓷器收藏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相当可观，不容忽视。在古陶瓷收藏方面，两岸故宫各有千秋。

三、青铜器方面。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总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外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

四、工艺类藏品方面。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数量上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目前仅北京故宫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是台北故宫所不能及的。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北京故宫则有101355件。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金属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从台北故宫出版的有关如意、文玩等出版物所选文物看，其工艺水平明显逊于北京故宫藏品。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

五、宫廷类文物收藏。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

六、图书典籍方面。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样式雷”建筑图样、舆图等特藏文献，等等，以上共约195万册（件）。另有20余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这些构成了北京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除了所存旧藏外，有近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省市积极支持下征集、购买的散佚清宫文物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解放初期，国家就毅然花50多万港币从香港买回著名的“三希”中的两希——《伯远帖》和《中秋帖》。当时台湾也想买，但经费没有落实，他们至今引为憾事。迄今为止，先后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宫捐献文物。毛主席三次将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转送故宫保存。张伯驹、朱翼庵、孙瀛洲等人的无私捐赠，彪炳千秋。新征集的文物，许多在价值上比清宫旧藏毫不逊色。这使故宫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巨大宝库，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

由于多种原因，许多人对北京故宫文物藏品状况不很清楚，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有的甚至说：“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这显然是误解。当然，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两岸故宫的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只有从整体上来看待，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