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经方

说起经方，凡是中医几乎无人不晓这个古今相传的名词。经方，原来是古人对经验药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 养生 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类，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归入“经方”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经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么多记载经方的书籍，由于战乱等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不过，在一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的古代经验方，这部书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经方之祖

张仲景是东汉时代的人。据说他曾经当过长沙太守，后来因为当时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伤寒这种发热性疾病致死的占到了十分之七。家族的巨大不幸，促使张仲景发愤研究医学。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及其治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到处收集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药，用他的话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众方”，就是经方的另一种称呼。

所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经方之祖”，这一点也不过分，因为经过1800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实实在在的。

需要说明，在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后不久，这部书就由于频繁的战乱散佚了，幸亏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花了许多精力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内容的部分收集起来，编成了《伤寒论》。以后，到了北宋，《伤寒杂病论》中杂病内容的部分，被人在古书堆中发现了，经过编校整理，改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于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研究经方，不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绝对不行的。

经方与时方有何差异

历史 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一些比较通俗的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方剂形成上的远近之别。 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绝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再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自己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和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成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 经方的药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首方，2味药的有40首方，3味药的有45首方，4味药的有30首方，5味药的有28首方，合起来有160余首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 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适应症的隐显之别。 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时方的适应范围比较宽泛，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方剂结构的松紧之别。 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 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其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相对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方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只是不够成熟罢了。

但是， 历史 上却有一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为什么要提倡经方

第一，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 中医学是靠无数人的自身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得以逐渐发展的。前人的经验是后人实践的基础， 历史 是检验和加工医学经验最好的工具。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许多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是因为它们经过的 历史 很长，服用过的人很多，有关对这些经方应用的规律研究得较为明白，对它们的毒副反应也了解得比较清楚，故其疗效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经验方。

比如桂枝汤，据说是商朝的伊尹创制的，现在的医生还在使用。我用桂枝汤治疗心脏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中的方剂，不仅在古代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治疗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发热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汤。而且，不仅我们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名方，如若不用，岂不可惜？

时方中亦不乏好方，如玉屏风散，如补中益气汤，如藿香正气散等。虽然有不少时方的适应症不够明确，剂量及煎服法与疗效的关系也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毕竟已经成方，只要在临床认真 探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些时方也将成为新的经方。

问题是现在为数不少的临床医生，全然不顾中医处方的原则，随意处方，往往一张处方中药物达十五六味，甚至几十味，完全没有处方的结构，也不了解药物配伍以后相互之间的反应如何，对患者服药以后的效果心中也没有一点数，这种临床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时方”，我们不仅不提倡，还应坚决反对。所以说，提倡经方是中医学术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二，经方是配方的基础。 方是药物的配伍结构。古人认识疾病，是从一个一个症状开始的，如发热、头痛、腹泻、呕吐等等；用药，也是从一味一味药开始用的。后来发现疾病常常是出现多种症状，或先或后，或同时并见，于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伤寒、痞、痢、臌等等。然后，用药也有了变化，不单是一种药物，还发展出几种药物相加使用，经过不知多少人的实践，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代，慢慢地这种配伍的结构趋于稳定，于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柴胡汤、温经汤等。

就像棋手必须熟读棋谱，画家必须熟识画谱一样，经方成为了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算当今常用的时方，也多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温胆汤，就是由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而来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的著名验方血府逐瘀汤，则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椒梅汤、连梅汤等就有乌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气散则是半夏厚朴汤的变方。所以，后世许多名医，都十分强调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道理就在这里。

第三，经方其他许多优点。

一是用药精炼。《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处方，药物较少，大多在2～7味，对于理解经方的结构，对于临床疗效的观察以及现代药理研究和新药的开发，都较为便利。特别是许多2～4味药的小方，更是后世组方的基础，可称为方根。

二是价格低廉。经方使用的药物大多为常用药，其中植物药居多，再加上处方药味少，所以价格比较低廉。我常用大柴胡汤原方治疗胰腺炎，柴胡、黄芩、半夏、大黄、枳实、芍药，加上生姜、大枣，每天只要3元多钱！桂枝汤则更便宜，每天1元就够了。

三是方证比较明确。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方证相应，即《伤寒论》所谓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也就是说，应用经方治病，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症，这些适应症，比较客观具体，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来确定。方证就是经方的适应症或主治，是指示医生应用经方的目标。目标不明确，方药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医非常强调对症下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适应症的描述，虽然言辞古朴，叙述简略，但是比较客观，经过后世许多医家的充实和完善，许多经方的方证已经基本明确，如大柴胡汤证的“心下按之满痛”，炙甘草汤证的“心动悸、脉结代”等。

古方能治今病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经方是古人当年临床经验的结晶，经方所治疗的疾病，也是当年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由于疾病谱的变化，今天，古代的许多疾病消失了，古人没有见过的新的疾病出现了。但是，也不能说现在我们人类所患的疾病与古代完全不同，比如现在依然可见的疟疾、痢疾，就是非常古老的疾病。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古方不能治今病。

第二，经方的许多主治，大多是针对人体在疾病中的反应状态，如恶寒与否，出汗与否，口渴与否，大便的通或结，小便的利与不利等，这些着眼点，与人的生理病理的基本状态有关。

从人类出现到现在已经有数十万年的 历史 了，而张仲景的年代离现今仅仅18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中我们人类的体质变化并不明显，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于外界各种刺激的反应在总体上没有多少不同。比如若我们与古人一起去洗桑拿浴，大家都会大汗淋漓；如果大家都吃大黄，都会出现大便次数增加。

由于经方重视机体的反应状态，所以，古方未必不能用于今人的疾病，即便是现代的艾滋病，只要有症状和体征，就有使用经方的机会。据报道，日本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使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有效。这就是因为虽然中医不认识艾滋病，但艾滋病所出现的消瘦、低热、食欲不振、淋巴结肿大等表现，与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相似。经方治疗的目标不是病原体，而是患病的人。这就是古方可以治疗今病的理论基础。

经方有毒副反应吗

凡药三分毒。经方所使用的药物，都是一些经典的、常用的药物，所以，有毒性是必然的。但是，要回答“经方有无毒副反应”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关于副作用产生的因素，不能仅仅孤立地考虑药物本身，还需要结合患者的体质及所患的疾病，且需要考虑经方中药物的配伍、剂量、煎服法、护理措施等。在使用经方中，如果将各种因素都考虑到了，而且配伍和服用法得当，可以减轻或避免出现毒副反应。

比如使用大青龙汤，由于该方中的麻黄剂量相当大，达六两，所以发汗作用强烈，可能出现过汗、心悸、肌肉跳动、四肢冰冷、烦躁、不得眠等副反应。如何避免呢？张仲景指出，一是要认清主治，即“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二要认清禁忌症，即“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三是掌握服药剂量，“一服汗者，停后服”；四是注意服药后反应，并采取抢救措施，如“汗出多者，温粉粉之”。

大青龙汤是发汗的峻剂，所以张仲景对其注意点说得很清楚。有些经方，张仲景并没有明确其注意点，这也并不表明其是无毒安全的，特别是现代临床上常见长时间服用中药，与古代中病即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出现毒副反应的概率自然会增加，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古代文献中对经方的主治症与禁忌症说得不很清楚，需要我们谨慎地开展临床研究。

如何判定经方的疗效

经方的疗效，应从结合以下三方面情况判断：

一是客观指征的变化，比如出汗、浮肿消退、大便畅通、气喘平息、脉搏由沉伏转为平缓有力、舌苔由厚变薄等。如桂枝汤服用以后的“遍身漐漐微似有汗”，大陷胸汤服用后的“得快利”，通脉四逆汤服用后的“脉即出”等。除这些传统的疗效标准外，现代临床理化指标也应重视，如服大柴胡汤后的血脂水平，服泻心汤后的血小板计数，服半夏泻心汤后的幽门螺杆菌检测结果等。二是自我感受的好转，如食欲增加，胸闷消失，咽喉异物感消失，情绪好转等。这是经方有效与否的重要传统标准。因为许多经方的方证诊断多以自我感受为依据，如半夏厚朴汤证的“咽中如有炙脔”，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三是生存质量的提高以及寿命的延长等。前两者是目前常用的，而后者亦很重要，但碍于指征不是很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对于经方的疗效指标，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商定，医生要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了解患者就医的动机和目的，了解患者目前最痛苦的症状，最迫切的愿望，最需要医生给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对疾病及体质的判断，根据经方应用的临床经验和报道，遵循临床应用经方的证据，对经方的预期效果（即服用经方有无效果，有何种效果，疗程多长，有无副反应等）作出预测，然后与患者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以后，就能作到互相配合，在复诊时可以对经方的疗效作出有效、显效、无效的判断。

经方不流行的原因

目前经方还不很流行，使用经方的医生也不很多。千古良方不被广泛应用，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曰不敢用。经方是把双刃剑，对证则效如桴鼓，误用非但无效，还能伤人。与其担风险，不如不用。

二曰不想用。经方味少药贱，对医者而言，不仅回扣少，往往病人也因药贱而怀疑轻视，因此，不如开大方，既取悦于病家，又增加经济效益，何乐不为！

三曰不会用。用经方须熟悉药证、方证，最好应有专门传授，并加上细心体会，其经验性及实践性极强，若仅懂一些所谓功效方义，当然难以获效。

我认为，目前中医界第一二种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第三种人。让大家了解经方，运用经方，是振兴中医的当务之急！

学经方还应注意的问题

要学好经方，还应澄清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

有的人认为中医先理法后方药，看病必先理论。实际上，中医临床思路是药—方—法—理。没有药，哪有方；没有方，哪有理与法！

有的医生遇见病人先考虑哪里虚。医者须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

中医本不求每证必有脉、舌相应。临床诊断时，黄芪证可以不看脉；附子证可以不看舌，但必看脉；细辛证的关键是恶寒不渴。

不要被所谓的“理论”障目，见便血，便认为是脾不统血；见小便不利，就认为是中气不足；见胃下垂，就认为是中气下陷；见久病，便谓虚；见高血压，便谓肝阳亢；见冠心病，便谓瘀。临床实际，绝非这样单纯。

不可先议药、后议病。即见大黄黄连，即畏其苦寒伤中；用地黄阿胶，就畏其滋腻碍胃；见桃仁红花，便畏其破血动血；见柴胡葛根，又畏其劫肝阴，伤胃汁；见人参黄芪，又畏固表碍邪；见麻黄桂枝，畏其辛温动血。若如此畏手畏脚，那还能开什么方？只能是竹茹、丝瓜络、百合、代代花、白扁豆之类性平之品罢了。

有人以为古方不能治新病。此说貌似革新，但其中有一隙未明。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人在疾病中的反应方式是不变的，各种症状是不变的，经方中有许多根据“病的人”的效方，可以说是几千年不变的。用曹颖甫先生的话来说，是“仲师之法，今古咸宜”。

有人说经方难学。其实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来苏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程度。

曹颖甫先生是自学中医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用大承气汤治疗邻居老妪便秘腹胀拒按而脉实者，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治疗先母洞泄，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潘氏肠痈，还亲自服用白虎桂枝汤治疗自身寒热。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经方疗效，逐渐对经方运用得十分娴熟并屡起沉疴。其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不少人害怕经方有副作用。要知，“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科学，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医界流行先议药后议病的风气，脱离具体的病人和病情来谈药物的优劣，这是需要批判的。

总之，提倡经方，不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科学思想、医疗道德、人才培养、科研方法等关系中医发展的诸多方面。只有正确、全面地认识经方，才能充分认识经方派的 历史 功绩，充分认识提倡经方的现实意义。

四方区始建于1951年，系沿用原四方村之名。

600多年前，四方地区隶属莱州府即墨县管辖。相传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始，即有云南等地移民陆续迁徙来此定居，逐渐形成了错埠岭、洪山坡、徐家坡、徐家村、吴家村、湖岛村、小村庄、四方村等村落，历代均属即墨县管辖。

相关史料，当从《即墨县志》中获得。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爆米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一种食物，很多人都喜欢在看**的时候买一桶爆米花吃，再配上一杯可乐，可谓是十分的惬意。大家可能都认为爆米花是在现代发明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出爆米花了。在一本古籍中也曾提到过爆米花，并且这本古籍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本草纲目》。

在400多年前的时候，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用玉米制作爆米花的方法，同时他也记录了，爆米花在古代的做法。在古代人们制作爆米花也是有很多方法的，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爆米花可以炒着吃，可以炸着吃，也可以拆成白花吃。所以说，爆米花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小吃，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现在制作爆米花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人们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把玉米粒、油以及适量的糖，一起放在专门制作爆米花的机器里就好了。人们在制作爆米花时，为了让爆米花的味道变得更好，在制作的过程中也会加入一些人造奶油等香精，目的就是为了让爆米花的味道变得更香，从而变的更加诱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在爆米花里面添加一些色素，吸引小朋友们购买。

其实像这种加了很多添加剂的爆米花，我们尽量要少吃一些，因为经常吃人造奶油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变的肥胖。人造奶油中含有非常多的能量和一些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我们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些伤害的。所以在吃爆米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控制住量，不要一下子吃太多了，因为爆米花也是比较甜的，吃太多的爆米花也会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蛀牙的情况。

不是，《山海经》是一部记载我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神话奇书。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而成。山海经，是中国第一书！有详细描述的书籍：

《尚书》《战国策》《逸周书》《庄子》《列子》《史记》《论衡》

记录到《益寿方》这本书中，古代第一个用上益寿通脉方的人孙思邈。

孙思邈（541年—682年，存在争议，详见正文“年龄争议”目录），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相传为楚大夫屈原的后人，[1][2]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