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学习以下三位的，分别是：王羲之、颜真卿、褚遂良。

1、王羲之：王羲之贵为“书圣”，其行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均是最一流的水平，他也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王羲之的楷书规整遒劲、字体大方、撇捺之间铿锵有力，后世的颜真卿、黄庭坚、赵孟等无数书法家都从王羲之的字开始走进书法大门。

2、颜真卿：学楷书者，一般人都从“楷书四大家”中选择，其中，选择颜体者数不胜数，颜真卿初学褚遂良，后求学于张旭，并与怀素终日共同钻研书法，再结合“二王”笔法，自创“颜体”，“颜体”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颜真卿楷书的追随者众多，如今，国展上颜体依然备受瞩目。

3、褚遂良：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初学虞世南，后结合“二王”笔法创立“褚体”，在楷书学习者中，除“楷书四大家”字体外，“褚体”的学习者估计是最多的，“褚体”吸取了虞世南楷书的宽绰典雅的结体特点和欧阳询楷书锋利刚劲的运笔特点。同时，将他们瘦长的字形进行了压缩，对后来的颜真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雁塔圣教序》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入门字帖。

个人作品

小说集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78]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79]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80]

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81]

共5张

鲁迅全集 各种版本一览

鲁迅杂文合集

作品名称 初版信息 作品名称 初版信息

《坟》 1927年3月，未名社 《热风》 1925年11月，北京北新书局

《华盖集》 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华盖集续编》 1927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

《续编的续编》 1948年，上海出版公司 《而已集》 1928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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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品

鲁迅翻译作品单行本

翻译作品 初版信息 翻译作品 初版信息

《壁下译丛》 1929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 《现代日本小说集》 1923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现代新文学的诸问题》 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 《桃色的云》 1923年7月，北京新潮社

《艺术论》 1929年6月，上海大江书铺 《苦闷的象征》 1924年12月，北京未名社

展开全部

学术专著

鲁迅学术专著

著作名称 初版信息

《中国小说史略》 1923年12月，上册；1924年6月，下册，北大新潮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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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

封面设计（选录） 北大校徽（鲁迅原版） 民国初期国徽设计

28

鲁迅封面设计作品选录

鲁迅 校徽设计

2

国徽设计

自我象征（猫头鹰） 绘画（猫头鹰） 临摹作品

猫头鹰

其他作品

鲁迅其余作品合集

作品名称 初版信息 备注

《野草》 1927年7月，北京新潮社 散文诗合集

《朝花夕拾》 1928年9月，北平未名社 散文集

《古籍序跋集》 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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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质

小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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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木刻 赵延年 绘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122]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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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组画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124]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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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集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125]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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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遗物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125]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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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127][128]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129]

鲁迅 临摹作品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129]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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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作品初版封面一览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4][130]

书法特色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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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法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131][132]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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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设计作品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134]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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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诗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11][136][11][137][138][139][140][141]

学术影响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136][139][140][141][142][143]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11]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144][145]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唐朝初年，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叔父王传授，属于三国时魏国钟繇系

统。他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钟繇的楷书真迹，当时王羲之能见到的很多，确有记载的有《尚书宣示表》。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邺(今南京)后，又送给他的。后来，王羲之又将这本真迹借给了小他三十岁的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将《宣示表》陪葬。所以，传世的《宣示表》，实际上是王羲之的临本。而这个临写的《宣示表》，与传世的钟繇的《荐季直表》，都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可以代表钟繇的楷书风采。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

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

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NE361�，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

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

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

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

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革，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

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后完成，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行书

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行书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

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

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

到了东汉，行书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张怀�NF146�《书断》

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刘德升，‘字君嗣，颍

川人，桓、灵之时(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

流婉约，独步当时’(同上书)。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

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钟繇、胡�ND5D1�二人学书于刘德升，然风范各异，时称‘胡肥钟瘦’。

胡�ND5D1�，字孔明，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

以经籍自娱，尤善隶行，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但作

品无一留世。

钟繇，字元常，颍川人。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时任宰相，

封定陵侯。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因其官高位显，书

法风靡一时。他的行押书体至王羲之时，尚在流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王

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

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传统，选择了钟繇书风。钟繇行书的特点，约与西晋时《李

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

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

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不脱钟

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兰亭序》、

《丧乱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远宦帖》、

《上虞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

一种风气’(梁袁昂《古今书评》)。这种欹侧之势，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

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即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类风格的行书，在王

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钟繇的行书就显得既古又旧了。东晋人士崇尚华美，时

风趋新厌旧，王羲之的行书成了达官贵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从而结束了钟繇

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

的风神。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

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

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

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纤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丧乱

帖》则笔速较快，跳跃捭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此二帖是

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

草书

秦末汉初，已萌草书。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此期的草书墨迹。

草书一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

以画地刿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

一月用了数丸墨。草书成为最能体现书家艺术个性的书体，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

拜，心慕手追。

汉魏草书，大多是较多地保留着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书写更为简便

的今草的雏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波挑多；

后者字可与字相连，大小参差，随意自由，使转多。

汉末出现了一些草书大家，如崔瑗、杜度、罗晖、赵袭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是张芝。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

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三国两晋时期的书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

张芝的草书，因时代所限，尚未脱离隶书法度，实为章草。张怀�NF146�《书断》

说：‘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

王羲之学习草书的蓝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

叔父王�ND447�所赠。王羲之章草传世作品甚少，较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

章草，写得非常精美，令人叹服。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

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

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

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

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

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

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

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

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

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书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尺牍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形式，是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主要载体。北齐颜之推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颜氏家训·杂艺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为人也!’

(《集古录跋尾》)《十七帖》正是这样一种堪称法帖的尺牍。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机变化。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体系风采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和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注：‘洽’指王洽)。唐张怀�NF146�《书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老套，一变魏晋的质朴淳厚风格，创造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推进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

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NFDA2�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复兼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书法雅言·取舍》)项穆的评判有失于绝对，但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体系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唐朝轶书法集评：

朝轶书法在谢无量与马一浮先生之间，得六朝人之风骨，如此年纪，能有此境界，殊为不易。　——虞逸夫（国学家、诗人）

朝轶首先是位书法家，而且是一位由学养朝着学者型提升的书法家，朝轶对待艺术的态度很虔诚，很单纯，很投入，而且比较彻底。他的人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相同的印证，他的书法经历过狂野、张扬个性的阶段，很早以前，我就感受到朝轶身上优秀艺术家的品质，我坚信朝轶在书法上会获得惊人的成就，我更期待他大器晚成，经历应该经历的丰富的人生过程。

——曾来德（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执行院长）

朝轶书法，能格调与技法兼善。此话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炫技者易伤韵味，倡格者又似荒笔墨。朝轶能同时把握方向感和方法论，这是素养和能力的证明。

——鲍贤伦（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朝轶其书敦厚而灵动，平正中笔锋每有玄机出之。夫书有法必依，又每有无法处。由气而引，由气而生，又所谓气息也。梁昭明太子云，文无气不立。书岂有异哉！朝轶治学之余，忽而兴起，或行或草，皆有文气氤氲之象。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朝轶尝以出世自居，念想世外桃源，在闹市里长吁短叹，殊朝轶不知十年笔耕，在京城所获甚丰，已然非当年川籍小生也！朝轶以出世之思，行入世之实践，书画已见青火之势，同龄一辈皆羡，朝轶来日有望，自不在话下。

——张铁林

唐朝轶能以不长的人生经历和学书时间便从某个局部较好地理解并把握了文化与艺术的精义，或许全凭着他的那份“遗貌取神”的本领，正像他读书、为文、做事，不尚“规矩”却能举重若轻。一如其个性，朝轶书艺尚虚、尚淡、尚古雅。他的书作一眼望去，疏疏朗朗，清奇散淡，一派天趣，无论完善与否，均无时下流行书风的那种做作或刻板。

——马啸（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

无论是为文、为人、为书、为画、为事，对于朝轶，我们大抵是用不上期许和可能会这样的假设与客套，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朝轶一定是成的！才情大抵是对如朝轶这样的青年才俊最高的评价，但朝轶还是超越了这样的评价，才情只是他天生的一种必然，不用在才情上费力的朝轶就将全部的力量放在用功上，这就更让他在同辈中犹如玉树临风的感觉了，不居才而知用功，不傲物而又谦谦君子，如此的朝轶，当可以名士而期！不期而期！是为朝轶！

——一痴 （著名书法家批评家、书法网CEO）

朝轶很可爱，他的书画创作，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固执、天真与倔强，他的用笔，在笔画的转折上，不论是碑还是帖，都体现出了一种内心的执拗与坚守，当然，这是一种对雅逸畅怀的坚守。朝轶是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人，是一个能沉得下来、能进行精神驻留的人，他的笔墨中，既是与古人的某种精神对接，也是他作为一个当代文化人的某种精神焦虑，它所传递给你的，是一种精神的共振。比如，他学何绍基，其实不是要学何绍基之形，而是遗貌取神，表面是在学何绍基，其实是在用何绍基来表现自己的精神意绪，来增加他书法线条的某种丰富质感而已！朝轶所学的远不止何绍基，比如晚清民国的沈曾植、马一浮甚至徐生翁等，其实他在本质上、骨子里还是谢无量、刘孟伉、张大千等巴蜀文人的那种精神遗绪。

——朱中原（《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书法理论家）

朝轶对马一浮书法的热爱令我欣喜，也更钦佩他的勇气，展读朝轶的书法，你可以想到一些字眼：比如安详、清俊、简雅，那是一种缓缓而来的感受，宛如涓涓细流，虽无骇浪惊涛的刺激，却沁人心脾，长久不竭，我觉得这样的感受也很重要而且很珍贵，即对于一个艺术的欣赏者，你的呈现使他获得了什么这很重要，从朝轶的作品中我感受到那种对文化的依皈，那种对今天把艺术作为技术的反省和修正，我觉得朝轶在做着一件可以用“伟大”来表述的事业，他用艺术和心灵亲近昔贤，当今天的学书者纷纷以技术为能事，而且以炫技为乐趣和本事，忘却了艺术的本来，忘却了“书以载道”，忘却了“书为心画”，那朝轶做的可以说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事业，那是一种对先贤气息的接近和坚守，是一种真正的传承。

——丁剑（《十公子》杂志主编、书法批评家）

朝轶作品中的那些小品，手札、题跋之类，更显精彩。应该说朝轶的大字主要是一种充实之美，注重气势和笔力。小字作品则更多一份遒媚劲健，意趣盎然。古人的小品往往一味重于飘逸，在审美上偏于秀美。清代帖学好追董其昌，一意妩媚，却于董书由颜真卿书法中得其体格少有察觉，故而越学越弱，陷入一种病态的审美。朝轶的作品虽也是雅逸隽秀一路，但他参合了篆、隶的笔意，在体格上尤以大气而显的通脱，使其又有一番新的气象，融质朴于流丽，含刚健于婀娜。直观的看，更显得古拙。细细品读，古意中有新意，一股书卷气弥漫其间。犹如一碗山间采摘的清茶，入口只觉清香，怡人甘甜自在其中，耐人回味。小品书法入此境界者，惟见清人金农、赵之谦而已，二贤而下，朝轶直接其意，气定神畅，足与古人争一高下。

——谢权熠（《艺境》杂志主编、书法理论家）

按朝轶之学养、才情、风貌，我觉得其行楷更适于其心性的流露。其行楷作品能拙而弥古、疏而坚紧、篆籀行笔却能渗入唐人骨法，多骨丰筋，偶有翻转承接处也能精密峻拔。用笔果敢沉着却能温醇恬厚、透彻玲珑。在夸张处立体感多有聚合且时有凌空盘旋之姿，偶寄以作品以时代情怀，笔情墨趣在其心灵笔敦中张驰间张显玄机妙处。

——张平（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学术秘书）

唐朝轶的不同之处，就是从来不会如社会上某些人那般，把书法当做一种赖以生存的技术，孤立起来看待。而是把书法和自身整体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结合起来。朝轶擅作小楷，以二王小楷为法，但他没有刻意去体现法度上的尽善尽美，而更为注重精神气韵的表达，写得轻松随意，疏落大方。而书卷气息的自然流露，便使得他的小楷作品，具有了一种不激不厉，文质彬彬的特质。

——付德锋（书法理论家）

朝轶之书，实北碑与南帖在形式与精神上的和契统一。观其长幅大制，既有风樯阵马、偶显峥嵘之风骨、气度，亦有温润恬淡、连贯柔转之二王风神、懿范，一雄强、开张，一飘逸、隽秀；一秋风塞北，一烟雨江南，竟能在朝轶腕下相得融释，不亦一大创举乎？观其细作书札，则呈另一艺术面目尔。北碑之势，进而遁于其中，唯精彩处露其秀骨，可见伯翔书踪；南帖之法，竟为朝轶所忘，直入“无法”之境也，其作面目恬静，人间烟火味道消弭，禅意纵横、天真烂漫，得弘一之三昧矣。盖其年纪既青，书道体悟臻如斯境界，真朝轶之幸也。吾等混迹社会之人，当自汗颜乎，亦当珍惜过隙之时光，潜心追摹矣。

——黄崇超

唐朝轶绘画辑评

朝轶出笔便脱俗格，尽得逸趣，此读书养气更兼先天气韵使然。作画贵有古意,康南海云:古意者有三，一曰真,二曰简,三曰朴。三者皆具自得古趣。朝轶笔墨由古人入，当是正途，书法立足，由此入画，笔笔写来，完成由书法到画法之转换，石涛上人有言:今人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朝轶力避俗径，从笔线中讨生活，领悟宾老诸前贤关乎笔线力学之教诲，自可入大明境界矣。

朝轶书画皆见古意之旨，画拙朴自然，无斧凿痕，虽尚显生，然格趣不俗，生后熟再返生，必登高境。朝轶书法天趣横生，笔老质朴，直抵古人心，它年必入辣拙老境，余深信不疑矣。

——程大利 (著名画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朝轶工书善画，取法明贤，能于心象之外，克臻法度，少年老成，愈见笃行之力，今日画坛能据德依仁，以道行者，朝轶乃余称为翘楚。

——吴悦石（著名画家）

中国画，尤其花鸟画是画学问，画修养，画人品，一生都要为此付出努力的事儿，况且还须天赋出众才行，朝轶具备以上诸素质，有学养、有诚心、有人品、路子正，故朝轶可画。写意花卉直从书法出。朝轶能书，此为最重要之一点。传统传统，讲究传承，而朝轶画承宾虹老人出，路也走得对。如今真心用心铁心探求艺术真谛者已不可多见，如古人笔笔考究者更是稀见，而朝轶能不畏危途，虔诚治学，堪令人佩！

——吴冠南（著名花鸟画家）

朝轶兄弟书陆放翁诗长卷，佳诗好字，相得益彰，展卷细读，如沐春风；朝轶好古，读书练字，京城十载，已有成就，勇猛精进，可期大成！

——范扬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

朝轶的花鸟相比山水更具个人特色，从传统中来，以书入画，下笔沉着痛快，不落俗套，将书法的用笔很好地运用到绘画当中，有金石气，朴厚古雅，给人一种清新的面貌。

——纪连彬（中国国家画院创作研究部主任）

朝轶擅书法，精用笔，线条质实淳厚，又能灵动多变，故其山水，气骨雄健而韵致悠长。山石皴笔遒健自然，神苍骨腴。布景形势壮阔，气脉流贯，又能空简多变。烟云变幻，草木华滋，信笔写去，参差起伏，造化之妙，尽在笔端，绝无修饰，做作之时习。其笔墨简洁处，尤其意致超然。

其画每有长题短跋，如燕舞飞花参差于幅上下，或阐画理，或赋短句，无意中以书境添画境之妙，真文人画也。

花鸟不惟写形而难得意，故朝轶花鸟全以得势为主。枝叶萦纡高下，浓淡大小，向背明暗，一任自然，一气呵成。不以雕镂逼真为归。细加玩赏，神理凑合，善得花鸟之生意，兰草竹叶，线条多变畅达，尤得神韵，亦书法助画法也。

—— 楚默（著名学者）

庄子有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蜀中朝轶先生，颇得先贤东坡先生之风，游于艺，而浸于诗书，其书画出入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北铭南帖，无不熟之心手，亦如东坡云：退笔如山也。暇时潜心读书，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满腹于胸中。如此，读书之时甚于临池染翰之时也。不知者谓其无用，实浅俗之见也。书画者，读书乃正大之道，不知者，叛之者，皆不足道也。朝轶先生读书如此，必大成也。若溪恭之。

——周祥林（中国书协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朝轶的山水画新作，立足中国艺术精神传承，追求内美，在艺术语言选择上，他把书法与人文上的修养很好地用到他的山水画创作中，作品注重用笔的书写性与积墨法的运用，气象清厚和润，饶有书卷气息。

——王平（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朝轶习画，可作“以书入画”一解，以其多年书法的学养而作画，可谓取法乎上。其画远取白阳，下及虹庐、近师药窗，以书法用笔入画，力拔今人肆意涂抹习气，更从金石家绘画中体味用笔用墨的内美。故其先写花卉折枝、清供，再及山水，不为院派造型手段所惑，追寻笔墨正宗，一本文心雅意，有一种极其自信的书卷气息。

—— 许宏泉（著名书画理论家、画家）

朝轶为人为艺，皆葆有一种真率诚挚之心，故其书情画意皆存真实，为众人赏。朝轶书画兼擅，书法之内容多取佛教典籍《心经》、《阿弥陀经》等等，意以帖学一脉发之，方整中蕴藉温醇雅意，非长期浸*书海者不能为，不可识其真矣。其山水、花卉笔法墨趣，亦以书写的状态一以贯之，清厚古雅，属文人画一格。

——魏广君（中国国家画院画家）

朝轶画作气格雅正，风姿华美，色墨交融，自有海派气象，山水近元人格，积墨处多有可观，是为士夫画也!其以书入画，自有寻常画家所不备的笔墨天趣，若假以时日，当更有大家风度。

——方辉(青年画家）

朝轶于画，用心用意可谓深矣。其意，与其书法同出于一辙，重内敛之美，即不喜时髦画风，也不甚留意历代画迹之奇巧浮华与匠作，而重“含道映物”与“澄怀味道”。当然，能“含道映物”者是圣人，圣人历来稀缺，降之是“澄怀味道”，能此的人是贤者，贤者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心向往之”者。

——王振羽（青年画家）

朝轶兄热爱传统文化，一直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旨归，求古风、古意也是朝轶兄在艺术上的一贯主张，这非常难得！我与他交往，感觉到他为人安然有静气，其书画也是书卷清气荡漾于尺幅间。朝轶兄的花鸟师法晚清金石画派，朴茂遒丽，自非一般画手可比。而在山水画似乎更体现出了他的艺术才情，他从书法线条入、从山川精神入，一下子进入了中国山水画最本质、最核心的领地。

——耀文星（青年画家、理论家）

朝轶的画不是追求外在绚丽华美的表现，而是一种灵魂静心的告白，用一颗真诚炙热的赤子之心去面对艺术，他不是很在意结果的完美，更注重过程的充实与畅快，所以，正因为他的这种对待人生和艺术的态度，使他的画更有一种充实自然的内美，也让他在书法中积累的笔墨经验于绘画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使他的画在时下画坛片面追求形式效果的画家中显得格外突出。

——李博（青年画家）

观朝轶书画近作，笔墨语言纯正、朴素，毫无烟火之气，以书法中篆籀用笔入画，极富金石味道，笔画间中正圆和、朴拙出新，于豪放中见精微，细微处见精神。同时，他关照自然，对自然的真实物象细心揣摩，加以重构，淡化其表象的存在，强调内心的主观精神感受，笔墨间饱含真情，这也正是他率意放旷的个性使然。

——付振宝（博士、青年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