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的翻译作品分别有：《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

许渊冲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曾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许渊冲是江西南昌人，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39年，他在联大读一年级的时候，就把林徽因的诗《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这是他最早的译作。

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许渊冲的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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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是20世纪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创作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版于1913—1927年间。这是一部与传统小说不同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七大卷，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

　　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先后出现过许多优秀而杰出的翻译家，他们同时也是佛学大师、高僧；譬如东晋的法显，东晋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的真谛，唐朝的玄奘、鉴真、义律、不空等。那么，究竟谁是其中 的一位？在我看来，非鸠摩罗什莫属。他在佛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就等同于「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学（及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　　鸠摩罗什，出生于公元344 年，逝世于413年，原籍天竺（今属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东晋后秦时期高僧、国师。他翻译了大量佛经（总计达35部294卷），其中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维摩诘经》、《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 为著名；尤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金刚经》堪称万经之母，是 著名、最 、水平最高、质量最好、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　　早在1600多年前，鸠摩罗什所翻译（其中还带着相当一部分再创作的成分）的《金刚经》，其思想和文笔竟然是如此准确、深邃、流畅、优美、简练、隽永，实在是令人赞叹不已。在我看来，他不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而且是古往今来、整个东西方国家的各种翻译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至今我还没见过一部像《金刚经》这样内容和形式、理论和语言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翻译著作。>　　在鸠摩罗什的一些传记文章里，人家这样评价道：「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译出的佛经，在内容的表达、词语的应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中国之佛教由鸠摩罗什而面目一新。」这些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溢美，而是非常客观中肯。>　　　>　　　我对《金刚经》的看法非常之好、评价非常之高，而且也已经背诵和研讨过数百次了。去年11月在阅读《金刚经》整整100遍之后，我写了一篇体会《如是我闻》，现引用于此，供大家参考：>　　最早知道《金刚经》，那还是在中学上历史课时。老师说，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和书籍，就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它印制于中国唐朝咸通九年，即868年，距今有1100多年历史了，后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我去年去敦煌时，还特地就此事询问过当地的工作人员。>　　《金刚经》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万千佛经之首、之母，并被称为中国古籍五大经[即《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易经》、《诗经》、《金刚经》]之一。它先后有过多人翻译，但以鸠摩罗什的最好，唐玄奘次之。唐玄奘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翻译最好，《心经》被称为《金刚经》的压缩版、解释版、补充版，其实严格上说这是两部几乎完全不同的作品。在这两者中， 更看好《心经》，认为《金刚经》太长，不合适流传；《心经》简短，比较好读，是最好的一部佛教文本。其实不然，不管从哪方面说，《心经》又哪里比得上《金刚经》呢？这就说明，学问思想博大精深、堪称百科全书的 ，在佛学方面的造诣亦略有不及。>　　《金刚经》几乎涵盖了佛教一切最基础、最本源的理论和学说，融宗教、哲学、文学、文化于一炉，内容丰富广博，思想深邃睿智，画面精彩，形象生动，情节圆满，语言优美，文字整饬，流畅通达，浑然一体，朗朗上口，完全可以媲美于西方宗教的《圣经》、《古兰经》，哲学的《理想国》、《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等一流顶尖名著。>　　黄炎培读《道德经》，总结4字：「为而不争」；读《金刚经》，亦总结4字：「如石不动」。其实我的体会，却是刚好倒了过来：读《道德经》应是「如石不动」，读《金刚经》才是「为而不争」。为什么呢？其实，道家和佛家都讲「有」和「无」，但是，道家的「无」确确实实是没有，空空如也，把一切放弃，看破红尘名利，求得超脱和平定，这便是「如石不动」；而佛教讲的「有」和「无」本质上是指「多」和「少」，是让人丢掉「少」的，将来才会得到「多」的，丢掉次要的，将来才会得到重要的，先舍后得，有舍才得，这便是「为而不争」。>　　文中有大量类似「如来所说XX，即非XX，是名XX」的句子，很像《道德经》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说法，都极富有逻辑性和辩证法思想，那也正是这两部作品各自的特征：《金刚经》是让你把手头原本看得很大、其实并不大的东西看小它，从而去追求和获得真正大的东西；而《道德经》是让你将干脆该对像看穿、看破、看无。（记得 第一次见到赵朴初时，还跟他开玩笑说：「如来所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　　所以，人们曾经常说佛教宣扬的是四大皆空、一切虚无，这实在是误解了佛教。佛教其实是把道教的出世和儒教的入世结合了起来，就是说既要积极地对外做事，又要保持自身内在的清净修为。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佛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而是要放眼广大、不拘小节，丢掉烦恼、心胸豁达，不要固执、转移视线，打开心智、专注事业，干大事而舍小我，既为又不争；否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佛教事业，又怎会做得像今天这样巨大呢？至于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是发展到了禅宗的境界，有些类似于道教了。>

　　北大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

　　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臧仲伦教授

　　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经由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包括《驿站长》、《钦差大臣》、《往事与随想》（合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大雷雨》、《切尔卡什》等等，总计约一千万字。另有二百五十万字的译作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出版或尚待发表。

　　此外，臧先生还分别为曹靖华、巴金、朱海观、王汶、郭奇格、朱祖荣和芳信等七位翻译名家校阅翻译作品，它们包括《铁流》、《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罪与罚》、《白痴》、《一江春水》、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总计约二百五十万字。

　　法国文学翻译家北大教授闻家驷

　　先后参加了《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条目的编写工作。翻译出版了《雨果诗选》、《雨果诗抄》和《红与黑》。闻家驷先生的这些成果对后人的教育和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翻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玄奘取经,但较有规模地翻译西方文化,则始自清朝中叶在这以后百年的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福建籍翻译家,他们为开拓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福建师范大学林本椿教授主编的《福建翻译家研究》,列举了50多位福建翻译家的译事成就,并称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对此,我深有同感

在翻译领域,福建曾产生过好几个“第一”：有1702年旅法、后获法国皇家文库第一个“中文翻译家”称号的黄加略,有最早组织译“夷书”的林则徐,有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有最早翻译西方小说的林纾,有最早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有最早翻译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的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有我国第一批赴欧留学生,有最早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的许孟雄,还有辜鸿铭、许地山、林语堂、林同济、黄嘉音、郑振铎、冰心等一大批译界前辈所以称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看来是有根据的

福建何以会产生这么多有影响的翻译家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它首先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早在唐朝,福州、泉州就是当时外贸的港口后来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福建停留过,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福建与海外的交流更加扩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势必催生着经济、文化翻译的成长学外语,出国去,日益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一项追求

地域上的对外开放,也促使了人们思想的开放这批闽籍译界先驱,也许接触外来文化较早较多,因此按现在的说法,思想较解放,敢于突破老框框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究竟“东学为主”还是“西学为主”,早年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些闽籍翻译家,却勇于顶住压力,积极介绍西方文化,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他们所发挥的思想先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试想,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纾,在别人帮助下,竟能在27年中“译出”180多部西洋小说,这当中既要有勇气,当然思想还要开放才行

50多位翻译家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思想敏锐,勇于开拓仅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在100多年前,就有眼光译出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这部巨著,充分显示了翻译家的前瞻性这部译作曾影响了包括鲁迅、胡适等文化巨匠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人,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书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2）勤于学习,精于专业他们外文好当然不奇怪,可贵的是,许多人几乎是博古通今,中文及中国文学的功底都相当厚实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身兼作家、教授、科学家、外交家、出版家还有些人不仅翻译硕果累累,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3）态度严谨,恪守译德这些翻译家译书的态度极为认真,严复译《天演论》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林语堂在英译《苏东坡传》时,对涉及苏东坡的每一篇诗词和每一件事,都要查证文献典故,决不想当然应付冰心在译《先知》之前,则要细读原著好多遍,并说她只译她喜欢和弄懂了的

福建翻译家的成就,只是我国整个翻译队伍中一个很小的缩影,但是,“一叶知秋”,仅从这个小缩影,不难觉察出我国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步伐

唐玄奘

玄奘不但是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外国，让外国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化的翻译家，是他第一个把老子的著作译成梵文。印度学者这样评价玄奘：“在中国以外没有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只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参见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您好 这个问题估计无从考证 传说中 中国最早的翻译是 一种名叫“角端”的怪兽，此兽日行1万8千余里，走遍世界各方，通晓天下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是最早的“同传译员”吧。呵呵

以下列出具体中国翻译发展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二）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三） 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四） 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

（五）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其实身为译员，我自己觉得哪位祖先圣贤最早译出了英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辈已经给我们用辛勤和汗水留下了这份瑰宝，我们就要更好的去传承它，完善它，从而更好的利用它创造更大的价值。

个人的见解 希望能帮到您一点 祝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