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学习汉文化。西夏钱明显的表现在其不仅有汉文钱，还有西夏文钱。同时期的金王朝，虽有本民族文字，但并未发现有女真文钱币。而辽国的契丹文钱则为非流通货币，具有纪念币的性质，两种货币都跟汉朝的货币大同小异，所以西夏货币与契丹货币和汉朝货币相比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学习汉文化。

赏《开丹圣宝》

辽太祖的契丹真假之谜

文/蓝云多多

契丹族活跃在我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属东胡族支系, 原分八部, 居于鲜卑故地。

辽朝（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 ）由契丹族建立，传九位皇帝，统治二百零九年。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公元916年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 。

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耶律德光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辽”，年号“大同” 。983年复更名“大契丹”。

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辽”，1125年被金国所灭 。

契丹族的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不常使用钱币。因此契丹自铸的钱币数量历朝都不多,只占当时整个中国钱币流通领域的百分之一, 从以往多处出土的辽宋钱来看, 都可证明此点。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底有没有铸造“开丹圣宝”，一直是钱币界的一大谜团。

一般认为开丹圣宝钱属于契丹耶律阿保机建国以前的早期铸币, 其文意一如唐代开国所铸的“开元通宝”, 取开国之义。开丹圣宝的制作较大丹重宝略精。“开丹”取契丹开国之义, 足证为祝语钱, 非行用品。

《古钱大辞典》引《续泉汇》谓“此钱文日开丹, 或取契丹开国之义软”引郑家相《辽钱考》则谓“ 既日开丹, 乃取开国之义。” 前者有所保留, 后者完全肯定, 两家即实契丹铭币与国号均解“ 开丹”为开国之义。

此钱似亦取法开元钱式, 文字古朴,属于魏唐书风的融合体, 且在用笔结构中流露出本朝书体特色。如“ 丹”字横画以隶笔出之; “ 开”字同唐开元钱之“ 开”字近乎似与不似之间; “ 圣”字体态与《中岳篙高灵庙碑》中“ 圣哲通灵”句之“ 圣” 字相近。准此, 可信开丹圣宝亦早于北宋钱, 为辽初物。

开丹圣宝一钱丁《典》列无考品；奥《志》列入岛钱；郑《考》和李《 汇》疑为辽钱；《翁考》读开圣丹宝, 为赵宋压胜钱； 彭《史为术士炼丹祝语, 以书体论, 不宜系辽。

不论如何，先欣赏欣赏我的这枚“开丹圣宝”，包浆老道自然，绿锈映衬其间，堪称佳品。

赏《开丹圣宝》辽太祖的契丹真假之谜

个人藏品

目前流传的“开丹圣宝”分两式。一式行楷，笔画拙朴具辽钱文风，制作粗犷；一式正楷，字形端庄，制作工整。两钱均为小平，径24厘米，重约27克左右，皆光背无文。

过去曾有人把“开丹圣宝” 、“ 丹巡贴宝”、“ 丹宝”钱等定为辽钱, 并认为是建国前撒刺的时期的铸币。

刘凤翥先生通过考证认为,丹宝钱的铸造朝代为北宋宣和年间, 不在辽境。 时间上不是辽初, 也不是契丹建国前, 而是辽朝末代皇帝天柞帝的天庆、保大年间。铸造地点为汁梁, 铸造者为方士 , 而且丹宝钱既不是国号钱, 也不是年号钱，非流通货币, 是供奉在神霄、五福、太乙等道教神前的压胜钱。

学界认为行用钱文用语具有俗成的格式。除了国号年号, 便是x 宝。最常见者,有通宝, 有元宝, 有重宝, 有大宝，有圣宝、镇宝、兴宝、世宝、泉宝,顺宝、内宝、太宝、巨宝、正宝、永宝、用宝、至宝、胜宝、信宝、玄宝等。唯独不见“ 丹宝”。

巴越之赤石曰丹, 钱非赤石所雕, 何以称为“ 丹宝’ 石之精日丹, 钱非药物, 何以称为“ 丹宝”色赤曰丹, 钱色黄赤不定, 何以必称丹宝

金末元初的知名学者元好问在《续夷坚志》卷一“ 神霄丹宝” 条记载着:“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 铸为钱。在神霄者歹其文日` 神霄丹宝’ , 五福者日` 五福丹宝’ , 太乙者亦如之。汁梁下, 钱归内府, 海陵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 服之不中喝云。内藏库使王寿孙说。”

契丹自铸钱币起于何时, 史书无详细记述, 但据《辽史·食货志》记载“鼓铸之法, 先代撒刺的为夷离董, 以土产多铜, 始造钱币。太祖, 其子, 袭而用之, 遂致富强, 以开帝业。”这一记述说明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撒刺的执政时就开始铸钱。

“开丹圣宝” 钱存世不多, 属珍稀币, 《辽金钱币》及《中国古钱币集》书中登载的, 均为铜质小平钱, 未见大钱及铁钱。

刘存忠先生的两枚开丹圣宝，钱品包浆自然,锈蚀严重, 字却清晰可辨, 整体风格与“千秋万岁”钱及五代十国时的“乾封泉宝”铁钱相似。

郑家相《辽钱考》说契丹国太祖以前固尝铸钱、惟此时尚分部落、

仅有一大人为长、文日开丹、乃自祝之辞制作简率、盖其制度尚未曾完备时期也。

《续泉汇》载开丹圣宝钱诸谱未载, 按辽本契丹改称、至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当宋太平兴国八年、复号大契丹、此钱文日开丹, 或取契丹开国之义。

翁树培《古泉汇考》: 开丹圣宝应读作开圣丹宝, 是赵宋的厌胜钱。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则曰: 此为术士炼丹时的祝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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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王贵忱拓片

那么，带丹字的钱到底是不是契丹钱呢？

正方如下：

这部分学者认为，第一, 开丹即是契丹, 不过同名异写而已。开, 唐宋音为苦哀切、丘哀切。契, 唐宋音为苦计切、去计切。从魏收《魏书》起, 中原各朝都习用契丹二字。开丹, 则当契丹统治区内初未习见契丹一译时自行音译之用字, 故二者互歧。

第二, 契或开, 是契丹谓大之语, 开丹或契丹, 即是大丹之义。大丹犹如大唐、大金。而音译意译一旦有所重复便成大契丹, 所以, 文献或石刻常见大契丹之称。

第三, 以国号铭币, 其例多见, 世所知者即有大周通宝、大齐通宝、大唐通宝、大宋通宝、大来元宝、大元通宝、皇宋通宝、皇宋元宝等等。开丹既是大丹之义, 则“ 开丹圣宝” 自与上列诸铭同例。

契丹一称原由两词构成，丹是中心词, 契是修饰语, 二语组成偏正结构, 表示专名。全音译是契丹, 半意译是大丹,全意译是大中。所以, 国名方可简化为丹, 却不可省称为契。此犹其后之大金。只可略称为金, 却不可省称为大。

认识契丹一名的构成、音读、意义、简称方式等等十分重要, 对于研究契丹文字怎样表记国号契丹, 对于怎样认定或识读契丹小字书写的国号契丹等等也十分重要, 对于解决有关这些问题的歧见与争论同样十分重要。

第一, 国号契丹, 契丹所铸币铭写为开丹。

第二, 国号契丹, 币铭简称为丹，《辽史》称东丹而不称东契丹, 《高丽史》中当与契丹交恶时称丹的情形, 完全吻合。而大丹一称又表即契丹一名由修饰语与中心词所构成。

所以, 契丹文字书写之国号契丹, 也必然由两词组成。若认为契丹一称是单词，仁以之求于契丹文字, 将永无解谜之时。

反方如下：

1987 年10 月, 蔡美彪同志在赫峰市出土辽代文物展座谈会上谈到, 他在某地参观一个博物馆, 其中在成吉思汗画像下放着一枚开元通宝钱。照陈列者的意思是:开元者, 开辟大元之义也。大家听后大笑。

自《魏书》立契丹传到金代, 正史和各种重要文献中皆把契丹族或辽朝的名称写成契丹 ,《元朝秘史》中虽有“乞塔”、“乞答”等同音异译, 但从无简称一个“ 丹”字者。这就是认为开丹圣宝不是契丹钱的原因之一。

契丹正如我国北方其它少数民族一样, 虽然写成汉字是两个字, 但在其本民族的语言中是多音节的一个词,不能进行音节分割和省略。在契丹语及契丹语所属的阿尔泰系诸语言中均无简称“ 丹”的例证。

契丹灭渤海后, 改渤海为东丹, 因而契丹可简称为“丹” 。须知东丹即“ 东部契丹之意, 乃当代学者的观点, 史书无记载, 故不能当史料引用。

高丽史料都是先写出“ 契丹”之后再简称“ 丹” 。例如崔士威庙劫中有“ 戊午十二月中, 契丹兵马发来, … … 丹人迥兵, … … 丹国使太尉耶律行平到此。

在前边几卷用“ 契丹” 带出“ 丹人” 、“ 丹国” 后, 在后边几卷不再用“契丹”,径书“ 丹兵” 、“ 丹国’应当理解为用法凡例已作交待, 不应不联系前边的例证, 孤零零地抽出一条“ 丹国” 作为“ 契丹” 可简称“ 丹”的例证。它需要先用“ 契丹” 带出“ 丹” 字, 说明在汉字规范语中契丹不能简称“ 丹” , 必须做一下交待才行, 更不能由此理解为契丹语中“ 契丹” 可简称“ 丹’。

历代立国铸钱, 并无开汉、开魏、开唐、开宋等类铭文, 实在没有先例可援。

一言以蔽之, 带“ 丹” 字的钱均不应是辽钱, 更不是契丹开国钱。

好了, 赏析一下网络上流传的

宋太宗赵光义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两侧大规模北伐契丹，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从此宋朝也开始对契丹产生深深的恐惧，宋朝从主动进攻逐渐变成被动防御，但总体来说，宋辽两国还是以和平为主，从“澶渊之盟”签订到辽亡国，宋辽两国保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和平年代，两国在经济上有非常频繁的往来，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在文化上辽国也学习宋朝文化，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并发明了自己的文字。但是辽亡国之后，文化和民族却永远消失了，残留的文字，也成为无法破译的“死亡文字”。

契丹造字

契丹文字

辽国诞生于中国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在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长期使用“辽”和“契丹”两个国号。此时的游牧民族与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等等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有了国家和城市的概念，也不再是单纯的“逐水草而居”，尤其是他们已经开始创制自己的文字。在建国不久之后的神册五年（公元920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便令耶律突吕不与耶律鲁不古以汉字为蓝本，创建自己的文字，当时共创造出三千多个文字，是为契丹大字。

文化保护

五代时期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关系都比较复杂，比如辽国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中就有大量的汉人，他们使用的就是汉字，而契丹民族创建自己文字之前，贵族阶层也有普遍用汉字、讲汉语的情况。所以，辽国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的条文，保护契丹文字。并且，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又创造了适合契丹语的表音文字——契丹小字。这两种文字在当时都被限定在契丹本族中使用，并且严禁外传，甚至连契丹的书籍带到国境之外都被视为违法。

文化消亡

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

自我的文化禁锢已经让契丹文化的生命力大大减弱，随后契丹国力也逐渐衰落。北宋末年，长期受到契丹族统治的女真族逐渐崛起，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完颜阿骨打正式称帝，建立金国，随后与北宋签订了“海上之盟”，在公元1125年宋金两国联合灭辽，建国210之久的辽国就此灭亡。

辽亡国前后，契丹文字曾经在女真贵族中普遍流通，但后来金国也参照汉字和契丹文创建了自己的文字，后来金章宗在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宣布彻底废除契丹文字，这个已经使用了近三百年的文字便逐渐在历史上消失。

契丹大字

在字形上来看，契丹文字和汉字非常相近，而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契丹民族中也已经诞生了辉煌的文化，可惜他们自己的故步自封以及民族的衰落，最终让这个伟大的民族与文化一同消失，直到现在，契丹文仍然是无法完整破译的“死亡文字”。

1、商朝：甲骨文

2、商周：金文

3、秦朝：大篆、小篆

4、汉代：草书、行书、隶书

5、唐朝：楷书

6、宋朝在此基础上添加、运用宋体字。

7、蒙元用汉字,蒙古文字,八思八文。

8、辽代用汉字,契丹字。

9、金代用汉字,女真字。

10、西夏用汉字和党项字。

11、清朝用汉,满,蒙,藏四族文字。

一、贝币

是我国最早的一种货币

二、先秦铜币

布币、刀币、圆钱

三、秦汉铜币

秦、汉半两、两汉五铢、新莽钱币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的货币

王铢钱

五、唐、五代铜币

开元通宝、年号钱、五代十国钱币

六、两宋铜钱

北宋铜钱、南宋铅钱

七、辽、西夏、金、元铜币

辽代铜钱、西夏铜钱、金代铜钱、元朝和元末农民起义铜钱。

八、明、清铜钱

明、南明和明末农民起义军铜币，清、三藩、太平天国铜钱。铜元

九、铅钱、铁钱

十、金、银和金、银币

黄金和金币、白银和银币

十一、纸币

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金、元纸币，明、清纸币。

-文字

-古代货币

北宋用“货币战争”克制了强大的辽朝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峰的北宋王朝，虽然无力依靠军事手段有效压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却善于利用自身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对周边民族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将文化经贸活动作为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和辅助手段。从宋辽之间持续近百年的互市情况来看，与武力压制相比，经济力量的影响无疑程度更深，影响面更大，影响力更持久。

“澶渊之盟”前后的宋辽互市贸易概况

宋王朝建立之初，北宋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军事对抗不断，长期的战争状态给宋辽两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正式签订了“澶渊之盟”。盟书规定:宋“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贡辽，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澶渊之盟”的签订给双方断断续续长达四十三年的战争，画上了休止符，开启了宋辽之间近百年相对和平的局面。这种和平局面，对于保障宋辽人民安定的生活，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双方边境的经贸活动更是给宋朝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为宋朝赚回了更多的财富，获得了辽朝在经济上的“供养”。

北宋与辽之间的官方贸易关系在北宋初年并未正式确立，双方的商贸交往多为边民自发性质。在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前后，随着双方关系的逐渐趋于稳定，双方在沿边各地设置多处“榷场”等进行边贸交易活动。“榷场”税收也成为各自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尤其是宋方在榷场贸易中“岁获四十余万”。

这项利润实际上完全可以弥补岁币的损失，在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的朝臣上疏中就提到：“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法浸坏，遂耗内帑。”北宋早中期榷场贸易的利润完全可以弥补岁币带来的损失，只是在北宋晚期徽宗年间以后，由于榷场法坏，才出现岁币要从内帑中支付的情形。

除“榷场”贸易外，宋辽人民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两地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民间贸易活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商品的跨地域流通，宋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也越来越高。由于辽朝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北宋。

在经贸往来中多半输出的是牲畜和畜牧业产品等原材料和半成品，北宋则以输出瓷器、加工后的成品为主，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决定了双方贸易的不对等性。贸易顺差导致宋辽两地之间的商品供需关系逐渐发展为在北宋主导下进行。

此外，因宋辽两地在经济类型上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双方的交往不仅满足了各自经济生活所必需，同时也使辽朝经济部分地融入到宋朝的经济体系内，宋辽“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加。

由于在经济文化上北宋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北宋铸币技术高、成色足，故而成为国际贸易中币值最为稳定的通用货币，诸国“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辽朝立国二百年间，通过贸易和战争，唐宋货币大量流入辽境，尤其在“澶渊之盟”之后，坐收“岁币”。

巨额财富的流入大大刺激了辽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同时，由于铸币技术、原料成本等诸多条件所限，辽朝自铸货币数量稀少、流通有限，故而辽对宋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货币流通领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赖。辽朝境内流通的货币大多为宋币，而数量极为稀少的辽朝自铸币，其政治外宣的作用，明显大于其经济属性。

从宋辽时期钱币的传世和出土情况看，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唐宋钱币，辽朝钱币百不足一，也印证了这一点。

“宋钱北流”一方面缓解了北宋内部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辽朝基本放弃了货币的发行权，在经济活动中几乎完全使用宋币结算。这使得辽地的原材料商品通过自由贸易与宋钱一起源源不断地回流宋境。

“宋钱北流”对宋辽双方的经济影响

辽朝方面的情况是：“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辽国境内流通的大量宋钱和每年收入的大量“岁币”，使其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幅，远超经济总量的增幅，造成了辽朝出现类似现代社会“货币超发”的情况。

以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的发行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辽地畜牧业产品和其他原材料，通过双边经贸活动源源不断地输入宋境，换回贵族和民间所需的各类宋朝商品。在经济上对北宋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剧，使辽朝上下在享受着丰富的宋朝产品的同时也慢慢消磨了斗志。

辽朝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无私”地交还给宋朝这部强大的生产贸易机器，又转化为滋养宋朝经济的养分。北宋利用自身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借助经贸交流，成功克制了强大的辽朝，取得了军事手段无法获得的利益。

辽宋边境的贸易不仅导致辽国财富大量流失，北宋获得巨大的财富，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两地的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双方都乐此不疲，却忽视了在和平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强军强国的战略，双方都因武备废弛，为日后的亡国埋下了伏笔。

货币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辽朝因经济上受到北宋极大影响，实际上已经在无意中将本国的货币发行权交给了宋朝，以现代经济学视角审视“宋钱北流”影响下的辽朝经济，无疑是一场“货币战争”。

对于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保持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抑制“通胀”、防止“流动性过剩”，维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亦有可资借鉴的启示意义。

值钱。绢画的丝绢是辽代所特有的，很值钱绢画对研究辽代绘画艺术，绢织文化；对破解古代绢画失传的古画技；对失传的传统手工艺进行研究恢复；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传统手工艺；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安史之乱”以后，军阀混战，北方民族崛起，五代就有沙陀族建立后唐和后汉，继而是契丹人建立辽朝，党项人建立西夏，女真人建立金朝，蒙古人东西征战势不可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制定了防止割据、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守内虚外的国策，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削弱。面对北方诸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袭，宋朝统治者穷于应付，屡屡败北，不断妥协退让，议和苟安，更无暇关心境内其他民族，仅以笼络、羁縻怀柔政策，以求无事，从而缓解其北部军事压力。面对北方强邻的严重威胁，宋人的民族历史观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宋人强调“夷夏大防”，以“正统论”来区分大宋与北方诸强邻的历史地位，在所撰史书中，更竭尽对历史上和现存民族政权的鄙视和批评。 

         宋朝时“夷夏”对立的情况前所未有，学界的正统史观更趋强烈。宋正统史观的始作俑者欧阳修连撰七篇文章，阐述其“正统论”，说“君子大居正”，“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欧阳修还将这些思想实践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其所撰《新五代史》在以主要篇幅撰成梁唐晋汉周之纪传考（即志）之后，将十国列为世家，以《四夷附录二》三卷居于全书之末，序云：“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

        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以附录第一、第二两篇记契丹辽自耶律阿保机至其孙耶律璟的历史，系以梁唐晋汉周之年号，称“阿保机僣号”，“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充分显现了欧阳修的“褒贬义例”的史家书法和正统史观。其后，学者对正统观多有讨论，司马光言：“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或作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这是在讨论三国史时所说，但在其撰至五代之契丹辽的历史时，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以五代诸朝正统，不系契丹辽的年号，称契丹王、帝为“契丹主”，屡以“契丹入寇”、“犯塞”为词，皆显其此时仍认契丹辽为非正统政权。

        苏轼也有“正统论”多篇。苏东坡门人陈师道亦撰写了《正统论》，训统为一，以为统者，一天下而君之者也。 靖康元年（1126）底，金军第二次南下，开封沦陷。次年四月，徽、钦二宗及后妃、皇族、大臣三千多人被俘虏北去，北宋灭亡。南渡后的宋朝，对金人的夷氐胡虏身份一再强调，国仇家恨的悲痛，伴随着对“夷氐猾夏”的激愤，正统论更成为学术思想之大宗。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开篇即言：“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氐为中国患久矣。昔在虞周，犹不免有苗、玁狁之征。汉唐以来，如冒顿之围平城，佛狸之临瓜步，颉利之盟渭上，此其甚者。又其甚者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