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专科书目

专科书目是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三十五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在专科目录中，目录学成就最高的一是佛经书目，另一是经学和史学书目。

佛教历经东汉、三国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一些著名僧侣编制了一批佛经目录，据统计，佛经目录有四十余种。这批目录各有特点，并积极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南北朝时期重要佛经目录是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374)，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祐说：“爱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道安的目录已佚，但从《出三藏记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点。《综理众经目录》把佛经书分为七类，一是经论录、二是失译经录、三是凉土异经录、四是关中异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六是疑经录、七是注经和杂经。经论录著录汉至西晋时的十七家经书，排列顺序以译经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并注明翻译的年代和异名。后附一篇文字，介绍译人的姓氏、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等。失译经录著录了一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译者姓名的经书。凉土及关中异经录著录的是只知道翻译地点，而不知道译著姓名的经书。古异经录著录了九十二部书，多是经书摘译的单行本。疑经录著录的是真伪难辨的图书，计二十六部。注经及杂经著录道安自注的众经和杂经。从上述七类内容看，它与综合性书目的体例大不相同，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种体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纯以年代为次，使读者可知经学发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别; 二是不知译者姓氏的单独立为一类;三是摘译经书列为一类，并以书的性质分别，眉目清楚;四是真伪难辨的书单独为一类，精神最为忠实;五是注解的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合，主从分明。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书目，陈垣在《中国佛教史概论》一书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三藏”指经、律、论，即佛教经书的总称。该书目是根据定林寺所藏经书，并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它们的编撰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铭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所谓“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所谓“名录”，指历代的书名经目，把经书分为十二录，其次序为：经论录、经缘录、律录、古异经录、失异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失译杂经录、抄经录、疑经录、疑经伪撰录、注及杂经录。所谓“总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和后记，共约一百二十多篇。所谓“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录二十二个外国人及十个中国人的传记。《出三藏记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录”，袭用《综理众经目录》并有所增补，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创新。其成就和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书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如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方面，记录了当时名僧事迹，抄录了经序和后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该学科都是非常珍贵的。二是在目录学方法上开创了广搜经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读者了解一种图书的始末源流。这种广泛搜集评论资料汇集成篇的方法为后世辑录体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来尤其是清代的专科书目广泛采用。三是详细叙述译者的传记，并专列为一个部分，经书质量的优劣与译者有重要关系，叙述译者事迹对于读者了解经书内容有一定关系，列传与目录相互补充，可更好地发挥书目的作用。四是在类目上根据图书实际情况而增设。在道安书目的基础上增列了“抄经”等类，节抄的经书不与原书放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僧祐的书目无论书目编制体例，还是目录学的成就都为后世所推崇。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人编撰《大隋众经录目》，它不以译经特征编目，而按佛经内容分类，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稍后，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又称《开皇三宝录》，全书十五卷，在现存经录中规模较大，共著录经书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众经录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录一千多卷图书。前三卷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录汉代至隋代所译经书，以年代及译人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先列所译著经书，然后附以小传。十三至十四卷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为序传。梁启超认为，《历代三宝记》“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误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佛经目录在唐代又有新的发展，较著名的有道宣编撰的《大唐内典录》和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立“众经举要转读录”，梁启超说：“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皆该省略焉。……诸如此类，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是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同上)。智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仿照《大唐内典录》编撰而成，其不同之处一是经论分类更加细密，二是提要较为详细。最为称道的是它对目录学的独特见解，“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卷一)。此后，宋代有惟白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代有智旭编撰的《阅藏知津》。宋代两部书目提要较为详明，明代智旭的书目改进了佛教图书的分类，又使用符号以识别图书的优劣、缓急，借以指导阅读。综观佛经书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部经目在体例上勇于创新，各具特点，僧祐以道安的目录而成，但在类目上超出道安目录五个类目; 隋代法经编的书目改编以前从经书特征编排的旧例，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这些不因旧法的编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鉴。其次，在著录方法上灵活具体。佛经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有译乃传，无译乃隐”。各部佛经书目特别注意翻译事项的著录。如道安的目录于各家经目下注其异名、译出的年月、译人姓氏、翻译始末、译笔优劣等。僧祐的“缘记”、“列传”、“经序”三部分也是为读者了解经书而采取的灵活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综合性书目，都是根据佛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这种因书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书目工作发扬。第三，在提要编写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经序”中专辑佛经译本的前序和后记，“列传”部分记述名录的译者事迹，两部分虽然独立，实际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后记是现成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作为提要的素材，不仅是佛经目录的一种创新，也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大发明。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广泛采用广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辑录体提要的一大体例。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较早的经学书目是郑玄编的 《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有《经史释题》、欧阳伸编有《经书目录》。最有成就的书目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二十六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各注明 “存”、“佚”、“阙”、“未见”四项，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照录原文，不加评论，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来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陈廷敬在《经义考》的“序”中说：“今古经具在而学术如此，经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兹先生所著《经义考》至于三百卷之多，虽其或存或佚者，悉载简编。余以为经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矣。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这些赞誉是符合实际的。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后代，也影响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响下编撰了《医籍考》。章学诚《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十五种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其它学科历代也编有不少书目。西晋的荀勗编有《文章叙录》，此后挚虞编有《文章志》、傅亮编有《续文章志》、沈约编有《宋世文章志》等文学书目。宋代高似孙编有《史略》和 《子略》两部书目，其中《史略》者录十三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在医学、数学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有《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集中收录某一学科的文献，或广泛搜集，详细著录，给人们查询利用专科文献提供方便;或详加考订，注明真伪存佚，为后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据。其中，《经义考》、《史籍考》等书目，把辑录体提要的方法发扬光大，不仅为后世书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而且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图书的多方面评论资料。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代道光年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方面的图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 (1876) 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少学者从书目中得到教益。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 《而已集·读书杂谈》) 余嘉锡先生曾对陈垣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张之洞当时编撰书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当时的青年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清代中叶，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非常推崇，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图书太多，不易读书人阅读，所以他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图书加以选择，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编成《书目答问》，以书目形式回答全国生童的读书问题。综观书目，其成就及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分类方面，它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分法，在经、史、子、集之外，新增“丛书”一部为五部。他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类的增设表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书目都采用五分法组织图书，今天集中全国各馆善本图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采用这种分类体系。部下分类，类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库全书总目》，如经部增列“正经正注”一类，以反映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一类;子部为周秦诸子立“古子”一类，以别于后世诸子，天文算法类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西学术的交融，同时又将天文算学书籍独立为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集部对清代人的别集按各家学派分别立类，如“古文家集”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个子目，并加注语说：“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张之洞在分类著录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与相类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总之，《书目答问》从基本大部的划分，具体类目的设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张之洞的见解和创新。其次，在图书的收录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规定了五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时，张之洞也规定了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义、校刊精审者。从上述收录标准中，可看出《书目答问》重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重在今人著作，实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为胜。综上所述，张之洞在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取舍贯彻了推荐书目所独有的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的原则。第三，在图书版本的著录方面，不追求古本，讲求质量和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关于善本书的标准，他认为首先是足本，无阙卷，未删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注的本子;再次是旧本，旧刻旧钞。在书目中对于版本的著录，刻意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二是比较各本，指出优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注明分合，标识异同。张之洞在书目版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不追求宋椠元刻，从读者方便需要考虑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鉴。第四，在图书的注语方面，力求做到简明，有必要解释的则解释，没必要解释的则以类举。注语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介绍图书内容，评论得失，有的考证作者，辨别真伪，有的则注明学术渊源。总之，寥寥数语，体现了指导读书治学的精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愈久，原书中的错漏就愈觉明显，因此范希曾撰 《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补正”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二是补记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成书后的版本; 三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一些书下还写了按语，说明利弊。因为《书目答问》是一部推荐性质的书目，所以它的指导读书的方法跨越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少报刊开设“书目答问”专栏，用以开列青年人必读的书目。受《书目答问》的直接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 。1923年，胡适首先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自称“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所以“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有不同意见，同年也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推荐书目，把所收之书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隋时涉猎书类。每类列举数十种要籍，每种图书简单说明内容及其读法。附录最低限度的必读书二十八种，并说“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梁开列国学书目之后，李笠编制了《国学用书撰要》、章太炎编制了《中学国文书目》、支伟成编制了《国学用书类述》、吕思勉编制了 《经子解题》、吴虞编了《青年研究中国文学宜选读之书》、王浣溪编了《中国文学精要书目》、陈伯英编了《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编了《国学用书举要》等。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鲁迅先生对胡适等开列的书目持不同意见，认为“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所以他开列的三种文学推荐书目非常简要。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编写《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目，计二十种(载《书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目录学·史志书目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藏书大家

初为鄞县学徒，宁宗、理宗之际，历溧水、绍兴、鄞县教授。嘉定间（1217～1224）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任兴化军通判，端平三年（1236）以朝散大夫知台州，除浙东提举，次年改知嘉兴府。淳v四年（1244），以精研经术，除为国子司业。九年（1249），以侍除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

陈振孙性喜藏书。以藏书知名，在通判兴化军任职（今福建莆田）时，先后访购和传录了当地藏书家如郑寅、李馥、方渐、郑樵、林霆等人的藏书，在江西南城任县令时，当地有藏书家，他抄录了众多罕见之书。如唐代元度所撰《九经字样》，乃是五代开运丙午年（946）刻印的古京本，这是他收藏的最古的版本。还借抄官方禁止刻印的图书，如《奉诏集》、《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等书，均为珍异之本。藏书楼名为“直斋”。先后积书达51 480卷。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T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编成《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第二部著名的私家藏书提要题解目录。该目原本56卷。它的特点在于解题，它介绍作者生平，举每书基本大意，评其得失，考辨谬误。每书不只记载书名，对一书卷数、作者姓氏官职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均作著录。在“解题”中，寥寥数语，或记古书款识和版刻，或阐所得善本书之经过。《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该目所著录的书籍后来大部分已佚。根据“解题”，为古籍考证提供了宝贵资料，对考宋一代学术源流有指导门径的作用。原本已佚，现通行本是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22卷，分经、史、子、集四录，53类，收书3 096种，51 180卷。超过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之数。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丰富古典目录学内容有重要贡献。元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经籍考》，以晁、陈二目为蓝本。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

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古典文献学专业可以在出版社、图书馆、文化单位从事古典文献的研究、校勘、注解等工作。

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古籍整理、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研究、考辨、编纂、译注及现代化传播等，多在图书馆、出版社、文化单位进行中国古籍的辨伪、校勘、注解等。常见的中国古典文献有：《周易》、《诗经》、《论语》、《说文解字》、《礼记》、《史记》、《资治通鉴》等。

古典文献学主要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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