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文：

1．赛珍珠著《中国小说》，1939年分别由纽约约翰戴伊出社及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纽约哈斯克尔豪斯出版社再版。

此书是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讲演，着重论述了作为民间文学的小说特点，分析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及《红楼梦》三部小说的特点。

2．菲茨杰拉德著《成为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载《明镜季刊》第10期(1951年，259—266页。)

研究《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认为这两部小说有社会批评的作用，成为旧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颠覆力量。

3．克伦普著《平话与三国志的早期史》，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志》71(1951年249—256页)。

4．鲁尔曼著《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收入阿瑟·赖特编辑的《儒家学派》一书(141—176页)，此书196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又收入赖特编辑的《儒学与中国文化》一书（122—157页），此书1964年由纽约文学协会出版。

本文分析了中国通俗小说中将、相、书生等各种英雄人物类型，并分析了这些人物所反映的中国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道德等情况。

5．哈南著《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编辑的《中国遗产》一书（115一143页），此书1964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论述了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直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 着重论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游传》、《金瓶梅》、 《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形成，并论述中国戏曲里取材于小说的各种人物典型。

6．夏志清著《三国演义》一文，收入其所著《中国古典小说评介》一书（37一74页），此书1968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杜出版。

此书是对六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包括有关史料、书目、小说作者介绍、对传统小说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的分析等。

7．波特·爱德华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诸葛亮与蜀汉》，1968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

本文主要研究历史上的诸葛亮，同时概要地论述了小说的演进、小说的历史背景以及小说对历史人物的观点，并专节分析了《赤壁之战》。

8．杨联升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作为三国演义来源的三国志》， 1971年发表于斯但福大学。

9．多列泽罗瓦——维林格罗瓦，米列娜著《评李福清（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载CHNOPERL Papers,第4期（1974年，53一58页）。

10．柳存仁著《罗贯中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一文，收入《保罗·德米维尔先生汉学文集》一书第二卷（231一296页），此书1974年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11．克罗尔，保尔·威廉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曹操的肖像：人与虚构的故事），1976年发表于安阿伯密执安大学。

本文论述了曹操作为官员，诗人，戏剧人物的情况，分析了曹操在历史上与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形象，并分析了《三国演义》 的特点。

12．罗所，戈登·维克托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戏剧角色关羽：两部元代戏剧的评论》，1976年发表于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

13．王靖字著《中国传统小说的意义与生命力的循环》一文，收入捷克汉学家普什克教授著《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书（275一 301页），此书1976年由巴黎高等中国学研究学院出版。

14．杨联升撰写《罗贯中》辞条，收入卡林顿·古德里奇等编辑的《明代传记辞典》（1368一1644）一书卷1（978一980页）， 此书197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15．杨联升著《三国演义研究》，即将在美国出版。

本书着重研究《三国演义》的主题、人物塑造、版本考证等， 并评价了《三国》这部历史小说的优缺点。

16．杨联升著《毛宗岗》，此书即将由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列入特怀恩人物传记丛书。

17．李培德著《三国与水浒的叙事体模式》一文，收入普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此197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着重论述《三国》及《水浒》的结构。

18．杨联升、李培德等合编的《中国古典小说》，1981年由伦敦豪尔公司出版。

此书提供国外翻译，研究《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资料。

二、俄文

1．谢玛诺夫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外国文学》6月号，1955年（199一204页）。

2．丘布科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旗》8月号， 1955年（202一203页）。

3．基多维奇译评《曹操诗作》，载《星》第8号1973年193页。

4．李福清著《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发展问题》196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5．李福清著《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

三、日文

1．奥野信太郎著《论三国志演义》，载中央公论社五十四卷九号，诏和十三年（1938）。

2．荒井瑞雄著《关于毛声山》，载汉学会杂志八卷一号，昭和十五年（1940）。

3．小川环树著《毛声山评本与李笠翁评本》，载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昭和三十二年（1957 ） 11月， （615一623页）。

4．志田不动鹰著《释三国演义》，载研究（文学篇）二三。 1961年2月（1一16页）。

5．高桥繁树著《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①——“虎牢关三战吕布”，载中国古典研究19，1973年6月（119一133页）。

6．高桥繁树著《三国平话与三国杂剧》②——“连环计的虚构”，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287—407页)。

7．芦田孝昭著《三国平话的结构与文体》，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409—427页)。

8．中钵雅量著《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载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23，1974年4月(29—43页)。

9．立间详介著《关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载桥论丛78—3，1977年9月(1一16页)。

四、朝文

1．丁范镇著《枕中记研究——特别与三国遗事传说故事一关联》，载大东文化研究2，1966年6月(111—142页)。

2．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群像》，载汉阳大学校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9年5月(9—25页)。

3．金时俊著《三国演义考》，载汉城大学校教养课程部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篇．)1，1969年5月(144一164页)。

4．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载论文集(汉阳大学校)5，1971年7月(9—50页)。

附、港台版

1．王止峻著《谈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载醒狮6—8，1968年8月(20页)。

2．柳存仁著《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1，1976年12月(169—232页)。

3．柳存仁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67年香港龙门书局出版

：①原载《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1929年），先后收入郑氏《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②参见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何满子：《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

④丘振声：《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见注③。

⑤黄钧：《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⑥傅继馥：《〈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

⑦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第3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⑧详见拙作《〈三国〉人物数更多》，载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报》。

⑨详见拙作《〈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载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⑩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68年。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亦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马兰安：《〈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日本《东洋文化》第71号。以上文章的中文译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

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刊刻

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该书最早的刻本，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因

此，学术界在探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时，自然也都是基于上述认识，

把《三国演义》作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结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对

其作出种种论述的。然而，疑问也在不断产生：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

初（有的学者推算出罗贯中大约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

年（1522）近20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长

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巨著？

不过，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

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问，因缺乏

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

看法并未被动摇。

明代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

要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显然是最为关

键的。然而，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难的。明清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刻

本的《三国演义》，今知有30余种，这些版本或存于国内或流于海外，

都是一般学者所难以见到的，有条件接触这些版本的人实在不多。寓

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对海外所存《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较详尽

的考察，认为明刻《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所依据的原本似应早于

《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请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

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所收柳存仁文《罗贯中小说之真

伪性质》）；北京大学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国演义考评》一书

中，对国内现存的几种《三国演义》刊本进行了详细的对勘，得出了

与柳存仁先生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应当说是《三国演义》版本考证方

面一个不小的突破。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版本的考证

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年版），专门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他共搜集

到35种版本，将其分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从

分析版本流变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谓详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着眼

点是要追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顿

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即为《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

考证学》），所以，虽然考证精详，但结论中却有许多主观假设，反

而加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样，柳存仁和周兆新

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层，却仍然认同罗贯中创作《三

国演义》这一观点。这就是说，前面所提出的疑问仍未破解。

笔者自1986年开始留意《三国演义》研究，在阅读有关文献和学

术论文的过程中，越发感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

发展史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攻

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

客观上也有了考察该书版本的条件，因为国内所藏的十余种《三国演

义》版本几乎都在北京。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调查了北京各大图

书馆中所收藏的《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

取得了大量证据。

这期间，最关键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图孤本黄正

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该书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中著录为“明天启间刻本”。从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国演义》各本

中，它的出现时间是较晚的，所以，一些学者虽早见过此书，却未加

留意；英人魏安更将其列在D支的删节本一类，未加考校。实际上，这

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盖了

而已。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

正文部分则是早期留下来的旧版！何以见得？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

《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

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

分目录文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三是该书前有一篇“山人博

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

花”。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引起了我详细考校此书的极大兴

趣。我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详细对勘，从书中诗词、

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黄正

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详见笔者为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0年出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前言》）。有关黄

正甫刊本的考证文章脱稿后，呈启功先生审阅，先生看后说：“文章

写得很扎实，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对其中的个别论述提出了修

改意见。后来，我到北京图书馆将黄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启功先生目

验，先生在认真审视了该书的版刻风格后，指出：“这确是明代早期

的民间坊刊本，证明你提出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这个黄正甫刊本

的发现，可以说使“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今所见最早刻本”

的固有观念失去了依据。同时，从该书中也获得了一些进一步探讨

《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线索。这个在福建出现的黄正甫刊

本的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

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也就是说这

个今所见最早刻本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另，柳存仁先生在《伦

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到一个朱鼎臣本，他对该书的目录和题

署作了详细的著录，该本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仅题作“书林梓”、

“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之十四又题作

“羊城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从柳存仁先生所作的

文字说明看，他认为该书也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却也自始至终

不题为罗贯中撰或编次（这个版本出现得较晚，有待详考）。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刻本的

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

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

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他的记载，该书

作者与罗贯中有交往，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到他叫

“罗本”（今人有说他名“本”字“贯中”，纯属附会）。只说他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种杂剧。压根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

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到了近200年以后的明

周汝昌简介：

周汝昌，字玉言。研究员，男，汉族，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贴津贴。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

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40万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内连销三版，后增订至80万言，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雪芹》（14万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增订至20万字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考》（12万字），198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献芹集》（40万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头记鉴真》（20万字），与周祜昌合著，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8万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分出；《红楼梦的历程》（11万字），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恭王府与红楼梦》（20万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曹雪芹新传》（23万字），199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红楼艺术》（19万字），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真故事》（27万字），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红楼真本》（12万字），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184万字），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风流文采第一人》（25万字），1999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学术专著：《范成大诗选》（22万字），1959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诗选》（20万字），与他人合著，1962年作家出版社、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万里选集》（28万字），1962年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法艺术问答》（8万字），1980年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出；《诗词赏会》（20万字），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28万字），199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54万字），1999年安格教育出版社出版。

其他成果：《石头记人物画》（题诗40首），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岁华晴影》（23万字），1997年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出版；《胭脂米传奇》（18．5万字），1998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砚霓小集》（30．8万字），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脂雪轩笔语》（18万字），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主编了《红楼梦辞典》、《中国当代文化大系红学卷》；校订过新版《三国演义》、《红楼梦》、《唐宋传奇选》，并撰序文；为《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唐宋词鉴赏词典》、《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词典》、《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诗词典故词典》。《〈红楼梦〉世界语版》等撰写了序文；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序跋与专栏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

周汝昌的红与黑(文摘)

一部震惊学界的名著，一门悲剧性的学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如何交集在一个又聋又瞎的学者身上？

●误会：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罪证：在“文革”中，我所有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死亡：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对于死我还没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弱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品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10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50年心血，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抵御声色要招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伏案甚低，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问：“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他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几乎认不出。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采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呜，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她笑了笑说：“这只是一个原因，和小时候得病也有关。”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

“您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34岁由“红”变“黑”

“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的一段佳话。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也许设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他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是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枯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程(指《程乙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

据史料记载，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时，他抛下了家中的万卷藏书，只带走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还给他的《甲戌本红楼梦》，可见此书之宝贵。通过几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此书由其兄周祜昌用蝇头小楷清缮出来，交付出版社。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界。当时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出书后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书脱销了，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在北京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部。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新证》出来后，毛泽东也看了，在《毛泽东读评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到《新证》。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红”变“黑”时年34岁。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一个红学家叫米乐山的，还在著作中称周汝昌为“红色红学家”。

“红学界让我受不了”

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可是为什么您却不愿让人称您为红学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您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您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10月我就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这事人人皆知。但是后来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死我还没想过”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您个人的问题。您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您能否谈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有一天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到总部去拿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室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专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那是1970年9月5日，这是我的纪念日。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哪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所震撼。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作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