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博物馆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由甘肃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2年12月12日批准新设的省文物局下属的县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20名，主要承担甘肃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职责。原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职责并入甘肃简牍博物馆。

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先后在敦煌至酒泉、张掖、额济纳旗一线汉塞烽燧掘获汉简3000余枚，被誉为上世纪出土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一。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两汉居延地区发现汉简11000余枚，是当时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大收获。1949年后，又先后发现武威《仪礼》简、医药简、王杖简460多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8400多枚，肩水金关汉简12000余枚，敦煌马圈湾汉简1200多枚，甘谷汉简20多枚，天水放马滩秦简460多枚，悬泉汉简23000多枚，水泉子汉简600多枚，黄家湾晋简30多枚。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吐蕃文、西夏文的木牍。甘肃是汉简大省，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在近世以来发现最早，研究历史最长，是研究历史、文化、丝绸之路、中外关系、西北边疆的中外学者奋力耕耘的重要领域。

甘肃简牍整理研究的专门机构始自1986年。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设后，“汉简整研室”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个内设机构。曾先后在此工作过的同志有：初世宾、薛英群、吴_骧、何双全、马建华、张俊民、张德芳、柴生芳、王元林等。

从2005年开始，甘肃简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利用问题受到省内外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连年提出提案和建议，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和加强甘肃简牍保护利用的力度，充分发挥甘肃简牍作为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应有效益。2007年，省编委批准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加挂“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牌子，增加事业编制8人，专门承担甘肃出土简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利用等职责，并在用地用房以及经费问题上加以支持。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后，甘肃简牍的保护整理研究等各方面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是开始进行全面保护，对长期浸泡在水里的放马滩秦简进行了脱水、脱色、整形、灭菌、加固、封装等工作，对河西出土的汉简已经或正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科学保护；整理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初步文字释读已全部完成。延滞四十年之久的《肩水金关汉简》陆续出版，现已出版壹、贰、叁三册，使之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2014至2015年,全书五册将全部出齐。《悬泉汉简》的整理释读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从明年开始陆续出版，力争在几年之内出版完毕。甘肃简牍研究中心还多次组织简牍学专家赴居延、敦煌等汉简出土地实地考察，召开了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居延遗址和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陆续同西北师大合编《简牍学研究》，并发表论文近百篇。

随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战略的提出，在“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甘肃简牍博物馆”，使简牍这一特色文化资源在全省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已成为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共识。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设已被列入全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大项目，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正在积极开展选址、立项、建馆和制定保护、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中长期规划。力争在三年之内建成一座规划科学、设计先进、功能齐全的现代化专业博物馆，为甘肃文化建设增添一座标志性建筑。

在永昌县一个叫者来寨的村庄里，一些村民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体貌与众不同。根据有关方面考证，这些极具欧洲人特征的村民，就是古罗马后裔。然而，日前根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查考，在先秦以前一直到明清时期，曾有大量的外国居民和过客，在河西地区经商、居住或生活。

公元前623年-前175年月氏人和乌孙人

根据汪受宽教授考证，秦汉以前，河西走廊曾经是大夏、月氏、乌孙等欧罗巴人种的居住地。汉朝占领河西走廊以后，一直到明清，这里有留居或回迁的月氏、乌孙等族宗裔，有归附中央皇朝的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外族或外国人被安置于此，有无数西方来华的君王、商贾、使臣、学人、僧侣、签军等欧罗巴人种的过客或整个部族留居，还有由东边派来驻守、为仕或迁来居住的欧罗巴种个人或家族。

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之中出土了一件青铜“人头銎钩戟”，戟上人头像活脱脱勾画出了一位具有白种人体质特征的民族：长颅、深目、高鼻、窄面、薄唇、头戴护耳尖帽。这说明，在先秦以前的相当时段，中国北方从山西北部，到陕西北部，到甘肃东部中部西部，一直到新疆、中亚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欧罗巴种草原民族。

月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民族。大月氏是河西月氏人西徙的一部分。《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当时的大月氏人正是深目多髯的欧罗巴人种。乌孙，曾经是与月氏同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游牧的古老民族。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大量的乌孙人西迁河西。上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骟马类型遗址，就是乌孙人在河西走廊活动的文化遗迹。《汉书·西域传》有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本其种也。”据此，乌孙人皆为碧眼赤须、深目高鼻的白种人。

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09年）匈奴人

公元前203年，匈奴冒顿单于率兵打败月氏，夺取河西走廊地区。前121年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浑邪王斩休屠王降汉，汉完全占有河西走廊。这80余年间，河西的主要居民是匈奴人。

汪受宽教授解释，关于匈奴的人种，古籍没有记载，现代学者从文献、语言，以及考古材料研究的结果认定：“匈奴人种最初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或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种。其北部和西段，有欧罗巴人种的混合。”其主要原因是，匈奴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许多欧洲种的戎人（如义渠戎、乌孙人、月氏人）投靠归附，这些人就构成了河西走廊和西域的蒙古人种的欧罗巴人种。

有专家学者认为，河西休屠王就是欧罗巴种人。因为休屠王太子金日被汉俘获后受到汉武帝的青睐，最后成为托孤重臣。《汉书·金日传》称：“日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当他因善于养马而受到汉武帝喜爱重用时，“贵戚多窃怨，日‘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病甚时，霍光将辅佐幼主之责让于金日，金推辞道：“臣外国人，使匈奴轻汉。”从当时，金日的身高、像貌，到人称其“胡儿”，自称“外国人”，以及独一无二的“祭天金人”铜像来看，都使人产生匈奴休屠王家族就是欧罗巴人种的猜想。另外，匈奴单于往往有一位西域国的阏氏，其子孙混有欧罗巴人种的血缘也就不足为怪了。

隋唐五代（公元581年-959年）昭武九姓人

根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有诸多的商人、使者来华。其中，波斯曾多次遣使入朝，还有许多波斯商人长期留华不归。这些，有考古资料可以得到证实，1955年出土于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载明，墓主就是留居长安城的波斯人。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在647年至762年的115年间，波斯28次派使节到唐朝。阿拉伯帝国在唐史中称为大食。史载，651年至747年近一个世纪里，大食22次通使唐朝。除了波斯和大食之外，昭武九姓与唐的来往亦非常频繁。

昭武九姓，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西域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的粟特民族和国家的统称。具体指康国、安国、钹汗国、米国、史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漕国共九国的王族皆姓昭武，为昭武九姓。九姓的祖先是月氏人，原居河西昭武城（有学者称“张掖”即“昭武”转音）为匈奴所破，迁居葱岭，分为多个小国。昭武九姓“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李白曾以诗的语言进行描述：“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谲诡貌，岂知造化神。”由此，准确表现了昭武九姓绿瞳、卷发、鼻高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汪受宽教授说，唐代武威有许多欧罗巴种人定居或做官，凉州更是昭武胡人的一个居住中心。唐岑参的诗中，有许多提及河西凉州胡人的诗句：“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外，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借胡人狮面舞形象表达了凉州胡人因安西路断无法返回故乡的悲伤：“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李端《胡腾儿》更有诗言：“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蒙元时期（公元1226年-1368年）中亚人

蒙古族于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不仅消灭了西辽、西夏、金、大理、南宋而统一中国，蒙古的铁骑还横扫整个大陆和东欧，从而建立了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

蒙古人在西征的过程中，将征服地大批具有生产、作战能力的工匠、士兵、学者、青年男子和妇女、儿童掳获，迁徙到东方，从青壮年中挑出一些人，编为签军，加入蒙古军队。根据相关方面统计，蒙古人共从中亚掳掠了100万左右人口（该数据为蒙古人西征前军队总数的15万左右的7倍）来到中国，开始了中亚人在中国的民族变迁过程。1226年蒙古军队攻占西凉府（今武威），1227年灭西夏，河西走廊成为蒙古大汗的控制地区。1229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将其次子阔端封于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而阔端的部众之中有许多来自中亚签军，这些属于欧罗巴种的色目人，长驻武威、永昌一带，对当地人的血统有一定的影响。

汪受宽教授指出，河西走廊是东西方交流陆路的必经之地，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以河西及宁夏为主的甘肃行省成为被蒙古人掳掠的中亚人的最早聚散地，同时也是东来中亚人的居留地，仅在“肃州（今酒泉）东关内两条各一里多长的街道上经商者‘番回居大半’”。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