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有一档文化探索纪实节目《闪耀吧！中华文明》这个纪实节目见证了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敦煌情结，可以看到西北大漠戈壁上面，陈坤和许丹睿走进了世界瞩目的敦煌莫高窟，推理探索莫高窟背后的文明故事，历经了千年的岁月与历史的沉浮，敦煌莫高窟内有近7万件文化珍品，而这档节目主要探索了莫高窟内的很多的谜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华文明是否是世界性文明。

我觉得中华文明是世界性文明。

虽然西方现代文明横扫全球所向披靡，但是我国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走向世界，不止局限于东亚一隅之地，中华文明是世界第一梯队的文明，虽然年前错过了恋爱时代的扩张风口，导致中华文明在那个时候没能成为世界性文明，局限在了东亚大陆一角，但是现在中华文明，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而且我觉得中华文具有独立自主发展能力的空间，相信在今后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会完完全全走向世界性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性文明的原因一。

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你得了很多人的向往和学习，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之前有衰落期，但是有辉煌也就有衰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华人民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给全世界都带来一些影响，而且中华文明也使得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迈了一步，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也为很多西方文明带去了相关的借鉴，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性文明的原因二。

中华文明语言的人文性，普世性，包容性，都是被称为世界性文明的原因，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中华文明现在被世人所理解，被世人所接受。中华文明有很强大的包容性，它不排斥外来文化，还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性，主见性的文明，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中华文明是世界性的文明。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中华文明即中国历史，起源于中华上古时代，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距今有五千多年到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了,其中九千年以前的历史，也可以归之于远古时代。

中华文明可以指古今中国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包括物质和精神成果，其中中华人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本文所谈的中华文明仅指古今中国（含非大一统中国和大一统中国）国家历史，包括口传历史（即所谓史前史）和文传历史，这涉及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性质（也可以说是形制）的演变。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生命力最顽强的人类文明之一，中华文明还是从古至今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又年轻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对于我们坚定文化与文明自信及理论与道路自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汉文化在国家战略及国家利益上的最大核心就是——大一统。

中国历史五千年，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但提到国家前途及发展时却异常地统一，这是中国之所以每每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总能迅速翻身的最重要理由。只要给中国和平的50年时间，必然能创造出另世人瞩目的辉煌。

二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代的文化大师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先贤百家争鸣，使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至今不能超越的度，他们既不把思考局限在文化专业的小圈子里，又不把思考放任到抽象玄虚的领域，而是在社会秩序构建和国家发展上创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共同的话语平台。这是他们集体地为中华文化选择的精神方向和深层内涵。

孔孟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天下虽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墨子的很多观点与儒家不同。他不同意把社会分为“上智”和“下愚”，而且主张“兼爱”，不分社会等级地来选拔贤能的管理人才。但是在治理国家上他的目标是统一天下，消除争斗，叫做“非攻”。

老子认为管理的复杂反而会刺激社会的混乱，不如拒绝一切机智、机巧，反朴归真，回归一种“极简主义”，回归自然生存。这种观念的高度，到今天还令人惊叹；他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理论也是建立在统一后的国家立场之上的。

最令人注目的是法家和儒家，法家认为应该用法、术、势交相并治，也就是说用法律、权术和威势，建立霸业，实行改革，强迫服从。秦始皇，就成了法家学说的实验者，但由于法家过于显现严酷无情的专制主义，秦朝又实验得辉煌而短命，所以后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总是在儒法之间交替使用。一般总是借儒家来建立精神秩序，又借法家来建立权力秩序。一方面是宣扬人文教化，一方面是配置权力结构。

结果，很多文人政治家也就成了多重人格结构的自然组合，比如曹操，诸葛亮，他们有法家的手段，又有儒家思想的应用，更有两家的共同点——大一统。

所以，中国文化最主要是表现在强势的汉文化。但汉文化不是一味的追求王者霸道，而是如浩瀚的大海，任何更强势的文化到了汉文化这里，只有被汉化，只有被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任何异族的入侵，如果不被击溃、迁移和退缩就是宣布族文化的最终灭亡，就是被最终汉化。匈奴、突劂、蒙、满无不如此，再往后看，你将看到侵略中国的列强，他们做的事情只会是一群狼唤醒了一只狮子，而最终被降为二等的命运。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中华传童文化，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有鉴于此，几十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纂了这部《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奉献给各位读者。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只有在比较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各个门类形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其总体特征与实质获得较深入的理解。事实上，整体性把握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众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数、树的文化全才。世界级文化大师孔子所推崇和追求的“成人”，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智慧，而且还具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政治管理经验以及艺术、体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技艺。孔子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伟大人物。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孔子对于音乐等艺术领域、射御之类技能甚至烹饪与服饰的原则等，都曾提出过非常精妙的见解。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对于文化的全面追求，启发本书作者将不同门类的知识融汇贯通，集为一帙。

本书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因门类而略有差别，一般说来，上起原始社会，下至近现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人物、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存，本书没有采取编年体的中国文化大事记的写作手法和按词条分门分类的文化词典的编纂形式。大量人物、著作、术语、事件的简单堆砌并不能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蕴。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为读者奉献的是系统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本书努力把寻找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门类的发展线索放在首位，力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本书也试图分析每一文化门类的基本特点，阐释这些文化门类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展现给读者的，除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以外，还包含对各方面知识的整合与品味，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总结与反思。相信这种撰写方式能帮助读者获得清晰、明了和系统的知识。

强烈的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文化的本质不是既成的事物而是流变的过程。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周易》所形容的“生生不息”的继承与变易的对立统一发展之中，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代替，但在新的形式中又包含着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例如，被视为“国粹”的京剧实际上是一门非常“年青”的艺术，它的真正成熟距今不过百年上下。自宋代以来，主导戏曲舞台的艺术形式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繁荣。然而，这种变革并非脱离历史的独立创造，而是继往开来，在吸收过去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许多旧的形式已随着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力，但却可以通过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继续发展。因此，本书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各门类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突出的地域性。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华传统市场早在数千年前就与异国文化开始了交流。汉唐时代，中国文化是相当开放的。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从意识形态方面看，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是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间的最大规模的交流之一。从艺术方面看，中国大量吸收了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异国音乐、舞蹈，并使之中国化。“胡琴”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代表，但如同其名称所示，它原来是外来品。从饮食、服饰、民俗等方面看，中国所吸收的异国文化内容也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自己的文化向外输出，如造纸等四大发明、丝绸与瓷器等工艺制作等，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传统文花的许多精华，如中医、气功、武术等，至今仍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比较，是文化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需要加以专门研究。因内容和篇幅所限，本书只是约略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若干文化的交流必将进一步扩大，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必将以崭新的资态迈进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篇章目录

·儒家学说

古典儒学

两汉经学

儒道释的交会与融通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道家道教

老子哲学

庄子哲学

早期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鼎盛

金元时期新道教

道教的衰落

·中国佛教

教义教规

历史源流

教下诸宗

教外别传

礼仪制度

藏传佛教

·诗歌词曲

先秦诗

两汉魏晋

南北朝诗

唐诗

宋诗

元明清诗

词

曲

·文章骈赋

散文

骈文

辞赋

·章回小说

形成与演变

流派与名著

民族风格

·书法篆刻

先秦书法

秦汉书法

魏晋南北朝书法

隋唐书法

五代两宋书法

元明书法

清代书法

书论与欣赏

篆刻

·中国绘画

教化人伦——人物画

山境水情——山水画

花鸟精神——花鸟画

玄妙之门——绘画理论

·雕塑造像

明器雕塑

陵墓表饰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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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一脉相承，阶段明显。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能量耗尽了就会起变化，变化了血脉就畅通，再接着生长、发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中华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2、逐渐累积，遗产丰富。中华文明不曾间断，主要靠文明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大量书面文献资料；二是众多的实物，包括器物、遗迹、遗址等。

3、适度开放，兼容并包。中华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并不是没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候，但总体上呈现开放态势。

了解途径：

1、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

2、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

扩展资料

中华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有学者统计，自夏朝以后的约4000年间，分裂时间总计为1200余年，而统一时间则为2700多年。

即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一般来说，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人民网-人民网评：如何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既"活"又"火"

人民网-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