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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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书记 周德操

馆长 李森

副馆长 苏延科

副馆长 章雷

副馆长 李玉兰

正处级调研员 王佳 主任 黄菊

图书馆行政办公室是图书馆整体运转指挥中心，设有党总支书记办公室、馆长办公室、副馆长办公室、馆行政办公室、装订室以及电工房。图书馆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在馆长领导下，办理全馆的日常事务；协助馆长组织全馆性活动，安排有关工作和会议；管理全馆固定资产，采购供应图书馆业务用品和办公用品等，为全馆工作的正常运转做好指挥和后勤保障工作。 主任 周艳

文献资源部是图书馆工作的第一站，主要负责馆内文献资源建设，即全馆中外文图书、报纸、期刊的采访、分类、编目、加工、典藏工作，是图书馆对外服务工作的基础。本部下设采访室、编目室、典藏室，保证文献资料顺利而快速的传递给读者。

1、采访室

负责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采访人员按照馆藏发展目标，结合读者需求以及学校学科建设方针，有组织地搜集、整理印刷型文献信息，选择购买既满足读者需求又有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

2、编目室

负责组织藏书、揭示馆藏，把无序文献加工成可供检索的、具有科学体系的文献集合体。根据文献种类又划分为中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和期刊编目组。

3、典藏室

负责对图书馆文献资料进行典藏调度、藏书组织、藏书剔旧、藏书清点等。 主任 李启仁

技术支持部是负责图书馆数字网络、数字终端、数字办公、数字门户、数字资源等数字应用的建设、维护、管理、研发、加工、存储、服务的职能部门。具体职能如下：

1 负责图书馆局域网络及终端的建设、维护；

2 负责图书馆数字业务平台的管理、维护；

3 负责学校数字资源的评价、引进、存储、维护、应用等工作；

4 为全校读者提供数字资源的统一检索、全文下载、移动阅读等多媒体、全方位服务；

5 为读者提供电子阅览服务；

6 为读者提供声像阅览服务；

7 为读者提供其他拓展及衍生服务。 主任 周燕 副主任：唐彪 副主任：张惠玲 副主任：余小萍

读者服务部由原流通部和阅览部合并组成。面向全校所有持证读者开放，负责图书馆馆藏普通图书、期刊及报纸的管理及读者服务工作。主要文献资源包括130余万册中文图书的对外借阅和5 0多万册中文图书、10多万册外文图书、2千多种5万多册中文期刊、2百多种4万多册外文期刊、2百多种报纸的在馆阅览。

根据馆舍布局分为北校区和南校区两个部分。

北校区图书借阅主要包含：前台、社科新书库（A-F）、文学书库（I）、理科书库（N-Z）、社科旧书库（B-K）、艺术-外文-简易读物书库（J）、大厅（K、TP）、师范教育书库（H、G）等。北校区在馆阅览主要有：中文报刊现刊阅览室、中文报刊过刊阅览室、师范教育阅览室、中文保存本阅览室、新书阅览室、民族教育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外文书阅览室、中外文期刊保存本阅览室等9个阅览室。

南校区对外借阅主要包括：前台借阅和一楼（I、H、TP）、二楼（A-D、K、F）、三楼（R、G、Q、J、E、S）、四楼（TU、O、P、U、V）。南校区在馆阅览主要有：中文现刊阅览室、中文图书阅览室、外文图书阅览室、中文保存本阅览室、外文期刊阅览室、报纸阅览室、检索工具书阅览室、过刊硕博论文库等8个阅览室及竹园阅览室和经济分馆阅览室。 主任 张丽芬

特藏部主要收藏古籍文献、珍贵艺术图书、民国文献、港台地区出版物等；下设珍贵文献、古籍文献、抗战文献、港台文献4个阅览室；周一至周五白天开放。

珍贵文献阅览室：是我馆古籍特藏的展示窗口，主要收藏《四库全书》、《中国地方志集成》、《中华再造善本》、甲骨文研究资料、考古、拓片等再版影印古籍以及各类艺术画册等，从藏书体系上形成了以文史哲为主，多门类学科，时间绵延数千年，历史长存，书香永续。

古籍文献阅览室： 现有线装古籍14万册，以语言文字类、明版图书、清人文集、稿钞本为收藏特色, 其中入选《全国古籍善本图书总目》的有137余种3000余册，入选《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939种10000余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种。宋版《文章正宗》、元版《楚辞集注》乃是国内罕见版本，清稿本《方舆考证》、民国稿本《徐乃昌日记》等皆为海内孤本；其中《方舆考证》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选送参加“奥运全国珍贵古籍特展”，并入选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2009年荣获“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称号。

抗战文献阅览室：主要收藏1912-1950年期间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尤以1937-1945年抗战文献为馆藏精品，有《群众》、《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抗战文艺》等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珍贵期刊，曾支持“重庆大轰炸”等专题研究，以及“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成立。

港台文献阅览室：主要收藏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供读者阅览。

文献修复室：主要负责制定修复计划、建立修复档案、古籍修复等工作。 主任 李春艳

信息咨询部为校内外用户提供以下服务：

(1) 用户咨询：解答用户使用图书馆时的困惑，引导用户快捷的使用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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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编纂之初，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已经6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部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人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年，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完成，藏于紫禁城坤宫宁御花园的“摛藻堂”。次年，又誊缮一部，藏于圆明园内的“味腴书屋”，以备乾隆随时阅鉴。 《四库全书荟要》共463种，20828卷，11178册，下设若干子目。其中，经部173种，3576卷；史部70种，6535卷；子部81种，2866卷；集部139种，7851卷。《四库全书荟要》成书后，乾隆欣喜若狂，题诗一首：全书收四库，荟要粹其精。事自己巳兆，工今戊戌成。于焉适枕柞，亦欲励尊行。设日资摛藻，犹非识重轻。 《四库全书荟要》修成迄今已有二百余年，命运多舛。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掠圆明园，藏于“味腴书屋”中的那套《四库全书荟要》被化为灰烬。而存于“摛藻堂”里的那套《四库全书荟要》，则一跃成为天壤间仅存的孤帙。但朝廷大内，宫禁森严，一般人无法涉足“摛藻堂”而得窥《四库全书荟要》。直到1924年，清逊帝溥仪迁出皇宫，民国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图书，才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依然尘封故处，安然无恙，触手如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将此书运往重庆，1949年，又将此书运往台湾。 本次出版的足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普通精单行本595册，为了方便查阅，在出版时，又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目录索引，使用起来，比原书更为方便。这次出版采用了现代技术对原书进行影印，每页分上下两栏，纳原书两页，文字相当于二号字大小，原书缮写，行款清晰依旧，跃然纸上。内文均采用优质双胶象牙黄纸，仿旧如旧。精装本采用进口高档荷兰装饰布为壳面材料，烫金压凹，尤显贵重。 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篇目浩大，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是“康乾盛世”的巅峰之作，中华千年文化溶于其中。其最大的版本价值在于“钦定御览”，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准备的书。我们吉林出版集团用现代影印技术出版该书，精心制作，再现传统文化神韵，系列开发，满足不同读者需求，是对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精粹的继承和发扬，是对这个集足本、孤本、正本、善本、珍本、秘本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版本的抢救。《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堪称天下第一版本，是出版价值、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收藏价值、书法价值、欣赏价值、传承价值、馈赠价值集于一身的难得的出版项目。 特点 《四库全书荟要》从编纂上宗旨就与《四库全书》不同，《四库全书》面向世人，而《荟要》仅供皇帝御览，从未流向过民间，因此，《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色。 第一：选编慎重，卷帙精约。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的收齐各类书籍，保存文献，网罗繁复，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荟要》只收存享有盛名而又确实能影响世人的作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所以，《四库全书荟要》所收书籍的种类只有《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可谓“全书中的全书，精品中的精品”。乾隆有诗云： 道资鉴古，搜玉圃以罗珍。 理取研精，披金沙而聚粹。 文河藻润，兼收众派之流。 册府菁华，别挹群言之液。 六年详辑，将渐蒇夫全编。 两部先成，已统苞其要义。 撷词条而擢秀，摛藻如春。 咀义府以含英，味腴在道。 第二：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130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族的文字。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乾隆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而《荟要》供仅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胜于《全书》。 第三：书品精美，质量上乘。由于清廷十分重视这部丛书，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极为精善的境界。亲睹此书的学者评价：《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 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的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荟要》较少有错谬之处。《荟要》依据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所藏历代善本和抄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书籍，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所以考证更为详尽，更完整地保存了旧本图书的原貌。如《荟要》中的《周易正义》考证比全书就要多出20条，宋郑汝谐的《东谷易翼传》、唐杜牧的《樊川集》等，都可以看出与《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底本不同。据统计，《荟要》的图书底本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62种，金元刊本63种，明刊本288种，清刻本50种，此外还有《永乐大典》本18种，仿宋钞本7种，稿本1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