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总是会有很多版本的。最权威最常见的《史记》版本当属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之《史记》十册，除了原文，还有“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华书局的校点经过了多次，汇集了许多中国历史学者的努力，我认为是最善本。

不带上述注解，只有原文的，叫“白文本”。

毛泽东酷好读书，有专门为他印刷的“大字本”。

二十四史除了上述中华书局校点本，比较有名的还有张元济辑印的“百衲本”。

您说的只有一本的，可能是缩印本，也可能是“节本”，即只是节录一些精彩内容的本子。另外还有白话文，文（言）白（话）对照本等。

还有一点也需注意，即，有的版本把《史记》里《表》的部分删除了，也大大缩短了其篇幅。

上面的介绍只是挂一漏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来阅读或研究。

竹书的起源《竹书》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蓟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盗墓时，无意中发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村民们发现后，向政府报告，出土了大量古籍，其中之一就是《竹书志》。后来通过分析可知，这是一部由金国春秋时期历史学家和战国、魏国史学家撰写的编年史通史，对研究先秦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02竹书内容及版本《竹书》的内容十分简单，与史料相比，内容大多相同。然而，这段短暂的历史却震惊了全世界。《竹书》的某些内容完全颠覆了儒家所倡导的圣人形象，如舜囚禁姚、齐沙益、流放王太甲等。但是，竹书有古今两种，破坏三观的许多道理，可能都是后人写的。

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籍有夏、商、周等13种，其次是金、魏。平王东迁后，与晋国交往，分治金朝后，三个家族与魏国交往，直至襄魏王二十年。

1 国王退位了儒家推崇的退位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朱书直接推翻了它，指出根本没有退位，而是抢夺。这一记载，当然是出自今版《竹书》，因为古版《竹书》始于夏朝。

2 忠臣从政商朝的开国者易寅在古代儒家典籍中树立了忠臣的榜样。因为太嘉不守王道，被易印关在通宫。此后，他改邪归正，回到京城。与此相反，《竹书》记载了一音放逐太嘉自立。两年后，太嘉从通贡逃到望都，杀了义音，恢复了王位。但是，他对一音的两个儿子却宽宏大量。

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家道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版对禅宗的颠覆，还是古版对沂阴忠臣形象的破坏，舜帝、沂阴为君臣的儒家模式都被彻底否定。《竹书》要传达的是，儒家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

3 禅让的记载来自今版《竹书》。后人为什么要伪造这一文本？首先，它是为了呼应夏朝的彝音吗？为了告诉世人，没有这样宽宏大量的仁爱君主，也没有如此忠贞的贤臣。尧舜不刮椽，毛慈不坚，稻土、啜土形状，虽有保管门，不必为此担心。禹凿龙门，开夏，定江山亭，放飞大海。他自己造了一条没有头发的腿。他的官员和囚犯都不那么努力。”所有重视世界的人都有放荡的欲望。主重法律，不敢作恶，以控制海洋内部事务。

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一个名叫班的盗墓贼在战国时期盗掘魏王襄墓时，发现了几十张满是古籍的竹简。晋人奉命整理散落的竹简，并用当时的俗语研究和修订《释义》，记载了夏商年间的13部史记，被称为《编年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1、纪年史书：

这是一部纪年史书，记载了从夏朝到魏晋湘王的重要历史史记。这本书的期限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它是由战国时期的金魏史官组成的。这比司马迁的史料早了两百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大帮助。从某种意以上说，具有研究价值的竹编年鉴在史学界应该具有很高的地位。

2、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事实上，《竹志》并没有得到传统史学界的认可，历代史记都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一本“另类的书”。因为竹志的内容太骇人听闻，几乎与史料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例如，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料中，它是一种美丽和平的治国之道。

3、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史料记载的先秦时期太过理想化，古代先民比后人文明，这是不对的。至少在我看来，人类的发展永远不会从文明到野蛮，从高雅到血腥。历史的车轮会停一小会儿，或者向后退一点。它永远不会倒退。在没有先进的生产方法、食品和道德理论的情况下。在古代，先民的时代应该是黑暗的，是血腥阴谋的残酷斗争，是生命危险的斗争，这是符合人性的。关于儒学史记，如《史记》有许多问题，但不能断定《竹志》是真的。因为《竹志》也有主观编纂的嫌疑，其记载的内容不排除为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竹志》由《春秋》三传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编撰。历史上，《春秋》三传战国时期，礼乐崩塌，诸侯尽可能早地隶属于皇帝。作为魏国的参与者，它很可能通过《竹志》来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因为根据竹书记载，古代没有退位，只有血腥政变。自古就有。就这样，赵、魏、汉三家分晋甚至独立自主地成为了国王，说他们的行为符合史记大局，合理合法，没有道德谴责。虽然竹志比儒家史书更接近人性，但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可以读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史记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皇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本纪

　　五帝本纪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吕后本纪 孝文本纪 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年表 秦楚之际月表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间侯者年表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王子侯者年表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书

　　礼书 乐书 律书 历书 天官书 封禅书 河渠书 平准书

　　世家

　　吴世家 齐太公世家 周公世家 燕世家 管蔡世家 陈杞世家 卫世家 宋世家 晋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践世家 郑世家 赵世家 魏世家 韩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荆燕世家 齐悼惠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绛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伯夷叔齐列传 第一

　　史记卷六十三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卷六十四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史记卷六十五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卷六十六 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史记卷六十七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卷六十八 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卷七十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卷七十一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卷七十二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三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四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五 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六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七 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八 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九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卷八十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一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二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三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四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五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六 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七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八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九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卷九十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一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二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三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四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五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六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七 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八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九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卷一百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一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二 袁盎晁错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三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四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五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六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七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八 魏其田鼢列传 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九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一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二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三 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四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五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六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七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八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九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 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集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三十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史记》，并不是哪年从哪里挖出来，是司马迁外孙传出的。《汉书司马迁传》曰：“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公布焉。”“祖述”，是古时候常见观点，即“师法先人，进行多谋善断”之意，实际上便是后边常说的“公布焉”——把《史记》宣布发布。但是，那时候不叫《史记》而叫《太史公记》，或曰《太史公书》。

《隋史》百度收录时改成《史记》。《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杨）恽母，司马迁女以。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甚为《春秋》。”像读《春秋》一样读《太史公记》。杨恽“以才可以称”，“名显朝中”，因揭发霍光造反被封号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参劾贬为长吏，又被宣帝大跌，也够悲惨。杨恽的爸爸杨敝，是司马迁姑爷，汉昭帝朝宰相。

昭帝崩，杨敝与将军霍光等“共废昌邑王，立宣帝”，月余即薨，“谥曰敬侯”。《史记》是汉朝司马迁所做，成册于汉武帝时期，记述了从轩辕皇帝阶段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时间，司马迁写史记用时14年才写完。由于司马迁被汉武帝刘彻执行宫刑，因此并没对汉朝皇帝有一定的装饰，并且史记中还夹杂这司马迁针对汉武帝刘彻的怨恨。

司马迁的史记也分成两个，一部是司马迁工作中是写的，还有一个团本，可是因为那时候司马迁写的《史记》有一部分记述着汉朝深宫秘史，因此在当初并没有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就算以今日的目光来思考，司马迁也仍然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史记》的周期时间十分大，是“二十四史”中时间段最多的，司马迁又是凭着一人之力修撰，其难易度显而易见。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史记》是纪传体通史。

《资治通鉴》不是正史，《史记》是正史。

《资治通鉴》是皇帝鼓励支持撰写的。《史记》是作者受刑之后艰难写成的。

这两部古籍都是史学名著且有文学价值，《史记》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资治通鉴》更高些。两部巨著的作者、创作年代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