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底宝藏的秘密，被一个外国人在古籍上发现了，盗走了上亿的宝贝

南海的古代沉船现在有多少，并无准确的统计数据，这些沉船都是古代的货船，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对外出口的货物基本都是瓷器、丝绸和茶叶，沉船一旦打捞上来，当时的这些货物，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品，基本都成了文物，当然，一部分茶叶和丝绸沉入海底会腐烂，并不能成为文物。

南海的古代沉船虽然很多，但是，进行水下考古的难度非常大，首先，潜水员要潜入到深海，对沉船进行探测，了解了这艘沉船的详细资料之后，然后，再用大型的打捞船将沉船整体打捞上来，成本非常的高。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的沉船一直沉没在海底。

中国南海的宝船也吸引着一些外国的盗宝者，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英国的职业寻宝人迈克·哈彻，二十年前，他曾在一本大约200年前的古书里发现了中国宝藏——书中记载了两百年前清朝一艘商船沉没在南海的事件，而且他又依据这个线索找到了当年亲历此事的欧洲商船留下的航海日志，这本200年前的航海日志如今已经成为文物被收藏，但Mike Hatcher还是想办法详细地翻阅了这本日志。

最终Mike Hatcher在这本航海日志中找到了古书中记载的那次事故——一艘名叫“泰星号”的清朝商船载满瓷器等商品前往西方时，意外沉没在南海某处，而记载了此事的欧洲商船碰巧经过事发地救起了部分遇难者，1999年5月，哈彻雇用一条盗宝船和300多名水手，找到了“泰星号”沉船的位置。哈彻从海底捞出来60万件康熙时期的精美瓷器和130块1斤重的金块，这一笔价值上千万英镑的财宝让哈彻疯狂。

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从瓷器里挑了356万件精美的瓷器带走外，竟然下令将剩下的20多万件全部砸碎在海底。在文物市场，物以稀为贵 ，砸了这20多万件，剩下的365万精品将升值2——3倍。一年后，哈彻又来到南海盗走了239万件青花瓷和125块金子，100个康熙元宝。

此后，世界各地的海盗都来到了这里进行盗宝，在这里其他国家的海盗还发现了唐代到清代的各种珍贵宝物，这些东西的价值一点都不比哈彻打捞上来的差。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法律才开始介入到了这一环节中，可惜已经有很多的宝物流落海外了，已是为时已晚。

文物回流这几年特别多，这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密不可分的。文物回流的方式一般有国家层面的讨要，和民间的通过购买的方式回归中国。

其中不乏一些有名的文物回流事件，比如说

辛亥革命后，“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到域外。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门。

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由成都飞赴北京，于当年底以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韩熙载夜宴图》。

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回到我国香港。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成立的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郊与张大千往来甚密，郑振铎指示徐伯郊努力通过张大千收购流失在外的中国书画名作。徐伯郊利用自己是香港银行高级职员，又是著名收藏家的便利，照顾张大千的生活。张大千对他非常感激，把他当知心朋友。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大千欲举家移民南美。郑振铎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徐伯郊，指示他在港多与张大千接触，一是希望他能够回内地，二是希望通过他的关系，争取将流失到美国、日本等海外的中国古代书法名绘收购一些回来。

最近也有国家之间的文物归还，比如去年美国曾归还一大批文物给中国。

清咸丰十年，即1860年，英法联军联合出兵，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也被毁于一旦，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一页难忘的痛史。当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联军司令部下令抢劫之后，侵略军涌向园内的各个角落，奔向宫殿、奔向楼阁、奔向宝塔、奔向书屋，贪婪而疯狂地动手抢劫。圆明园内的宝物被抢被毁到底有多少，已无法统计，仅举二例，可见一斑。当抢劫完毕，侵略军由圆明园向北京开拔时，法军满载物品的车辆足足走了一个小时，英国远征队的上千辆车子和驮马连起来有二公里长，也是满载而归，甚至还塞满了弹药箱和炮身。在撤离圆明园时，为了让大炮和车辆便于通行，不惜把许多精美的时钟、挂钟以及象牙雕刻艺术品等，填到车辆要经过的车沟里。大量精美的绸缎、珍贵衣料、玉器、瓷器等艺术珍品，除被抢劫外，还被践踏和破坏。每个士兵都腰囊累累，满载而归。圆明园中的金银库也被打开，并抢掠一空。

据长期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研究，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北京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著称，尤其是汉魏隋唐石刻更是首屈一指，“昭陵六骏”中的拳毛和飒露紫就在该馆。此外海外私家收藏也盈千上万，难以计数。

转自华夏收藏网：http://newscangcom/infos/201705/506373html

中医文化，是指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从而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及其表达方式、评判标准等有着系统的统一性。陈岷30年风雨无阻一路探索，他的中医收藏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对中医文化的一种传承、民族情怀的一种体现。

陈岷先生与中医打交道30多年了，其间不仅医术上日益积淀，文化藏品也渐渐从挂满一面墙，发展到堆满两套房的规模。早年的“小神医”，对中医药文化研究和收藏偏爱有加，如今更是众人眼中的“国粹传承人”、“传统文化守望者”。

一直以来，陈岷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医道文物典籍，以书为师同时治病修行。记者第一次见到陈岷时，他正埋头梳理一摞古籍，眼睛从书里一时拔不出来，恰恰与满屋子的藏品构成一座独立静默的世界。陈岷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像朝圣，在古人与今人、古物与今物的对话中寻求超越时空。

陈岷的中医文化藏品数以万记，医药典籍、匾额药号、制药器具、名医塑像、药瓶药罐、图章药方……这里有不足十元的药瓶,也有价值连城的名医手抄孤本,有古南京专治跌打的冯了性药酒瓶，也有旧上海滩最著名的四大堂药罐，300多个药章像兵马俑一般排列，木头、黄铜、青花、铁、石头等各式材质的碾药锅伫立遍地，神农、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董奉、苏耽等历代名医的古董雕像和光辉事迹高悬满堂。

值得一提的是，据资料记载，中国建立最早且颇具规模的中医史专业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医药文物馆藏是14000余件。而陈岷几乎凭借一人之力成就今日规模，品种之多、数量之众、藏品之精，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中医藏品里的日月山河 

陈岷说：“瓶瓶罐罐里写的都是中医故事。”不少中医爱好者慕名拜访，普通人眼里破旧的瓷瓶、泛黄的古籍、斑驳的牌匾，他们看来尽是无价之宝。如果客人要求，陈岷就算再忙，也多会带他们去“藏宝库”开开眼，于满目琳琅间，咂摸每件藏品的历史和韵味，及其凝聚的传统文化精髓。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一枚枚始于清代的青花小药瓶，宛若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青花花纹多采用图案与纹饰相结合的画法，线条简单，结合点染，使得图案勾勒的景致“似是而非”。这些小瓷瓶不仅造型精美，图案也体现了作者的创造力。

药瓶中有不少记载功效各异的“花露”，而市面上现存的“露”类药品，仅有缓解小儿痱毒的金银花露。偶然机会，陈岷从一位杭州收藏家手里收得名唤“仙佛香露”的药壶，此壶浑圆而无手柄，壶身绘画九名仕女，手持灵芝与寿桃，身傍蓝色独角麒麟。

“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他的国药字号起名，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择“庆余”二字。仙佛香露就是胡庆余堂所制，此露不仅是上等饮品，还具有神奇疗效。陈岷解释说："壶身设计寓意‘悬壶济世’的医道情怀,仕女象征九阴之术，麒麟又与民间古话‘麒麟送子’相合。”

同仁堂曾出产过一种手工救命小药瓶，铜制瓶身前后分刻“京都同仁堂”、“救苦还魂丹”，瓶帽与瓶座空心，以绳子相串联挂于脖子。药丸存入瓶中，遇突发情况一取即服，十分便捷。“这才是急救啊！”每念及此，陈岷都对前人智慧赞叹不已，伴随着他的娓娓讲述，这些深具年代感的药罐医书仿佛也瞬间亮堂起来。

一片冰心三十年

虽生长在大都市，陈岷却有着与都市儿童不同的世界。长辈们平时喜欢种花养草，陈岷耳濡目染，也对花草产生了特别的感情。许是爱屋及乌，陈岷从小就对中医药物格外喜爱，小时候路过中药房，总要进去嗅嗅味儿，留恋上一阵才悻然离去。

在收藏药瓶的过程中，陈岷偶然得知日本人、韩国人对药瓶大量收购，这激起了他内心的民族情怀。他告诉记者：“20年前，一个小药瓶市场收购价是5元，而日本人、韩国人竟可以开出300元天价，对我来说简直难以匹敌。”当时，他暗暗发誓，力所能及时绝不能让传统瑰宝流落国外。一个小小的药瓶，就这样开启了陈岷20年中医文化研究、收藏、传承之路。 

陈岷常告诫学生，中医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当我们还在进行中医废存之争的口水战时,国外的收藏家们却在不惜重金收集我们的中医文物。“所以我能多收一件,就是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多留一件。” 

几年前,陈岷得知有一套珍贵的古医书现世,立马放下碗筷驱车数百公里赶往。而几乎同时一位日本藏家得知消息,并开出了更高的价格。卖家在重金面前有些犹豫,见天色已晚,请买家回去等消息。结果陈岷就在门口守了整整一夜,最终打动卖家求得宝物。 

受制于时间的侵蚀，搜集来的古书很多已经支离破碎，陈岷把它们送到专业人士手上仔细修补。有一位前清贡生手抄《医肇津梁》，悟道后出家归隐。此书的卖家是一位重庆人，当时与陈岷交易六年没见过面，只一个电话，两人就定下来。线装抄本辗转到陈岷手中时，大量纸张无法打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复了大半年才得以重见天日。一次分享会上，陈岷在主办方的鼓励下，又将这部医书复印成册，捐给到场的众多医者。

“我跟陈岷十几年的交情，他不仅人品好，待人接物也很大气，”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委员骆中华评价陈岷说，“在中医药文化传承跟收藏方面，肯如此下功夫的人，不多见。”陈岷在杭州收藏品市场结识了不少好友，骆中华是其中之一。如今有三位老友已陆续离世，一人去世前，将收藏四十年的药品悉数相赠，陈岷顿感身肩重任。

传统宝藏社会共享

上下求索数十年，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加,如何对这些医药典籍和历史文物进行有效保存和研究利用,成了陈岷心头一块大石。多年收藏凭一己之力,兢兢业业把这些珍贵的中医药文物抢救下来,到现在形成一个系统庞大的宝库。但要实现藏品的应用价值,还需社会各界的支持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2016年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7年伊始《中国诗词大会》又烧起一把传统文化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的热度似乎在不断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似乎在觉醒。 

“我们希望借助各方力量，成立公益性质的民间中医药博物馆,将这些藏品系统化地向大众展示,成为研究几千年名医药号和推广中医文化的基地。” 据悉，目前中国的民间医药博物馆已有三所，分别在北沪渝三地。 

良医曾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之一，在“达则兼济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之间，还有一个同样体现家国情怀的“医者悬壶济世”。陈岷家中挂有一副匾额，正是“功同良相”四个大字，左右附对联、上下存典故，上联“术迈华佗方药悬之肘后”、下联“名齐扁鹊长桑授以真传”，上刊“杏林春满”、下刊“橘井泉香”。

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千百年来济世良医们在入世、出世间的大智慧，昭然于卷卷字里行间。翻看陈岷的藏书目录，康熙乾隆年间文人传抄的《凤林寺传授女科秘宝》、清政府收藏过的庐陵县《习武跌打治法全书》底稿、刘伯温和郑之龙之辈盖章收藏的药方、流入日本最终返回故土的五岳真形图册，甚至还有上海南汇名家徐镛1826年所著原稿，纠正了部分公开资料徐镛1820年去世的错误……

“只要医书在，中医就一定在。”陈岷展望着，将来他还要把这些宝贝编成书籍，搞一个小型收藏馆，传给世人。护书使者并非谁都可当，陈岷指着一本道书上的话警醒自己：“能可将身坐地狱，不可道法送人情，金宝世间有，法宝天下无，轻泄漏慢者，永受沉沦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