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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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　“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　特藏部主任　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　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　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　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据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钟英华介绍，该校图书馆拥有古籍1万余种近15万册，其中善本古籍1300种1万余册，还有9种珍稀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所高校的古籍数量就如此庞大，放眼全国范围的古籍珍宝，统计数字更加惊人——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透露：我国现存古籍书约5000万册件，古籍收藏单位2800多家。

　　一般而言，古籍是指1912年以前的书籍。让张志清倍感忧虑的是，汗牛充栋的古籍由于日久年深，许多都出现了虫蛀、鼠啃、霉蚀、老化等问题，威胁着古籍的“健康”。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古籍修复高端人才非常紧缺，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时，国内古籍修复师尚不足100人。举个例子，四川大学图书馆共珍藏线装古籍30万册，其中包括珍贵的唐代敦煌《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以及相当数量的宋、元刻本，唐代以来的各种稿本和抄本，甚至珍藏着两万册西文善本，但负责古籍特藏文献修复的专家仅有3人而已。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张素梅也有相同的困惑：“我们这里号称集中了省内的古籍修复人才，其实所有修复师加起来也只有5人。”

　　张志清介绍：“目前情况虽稍有改善，但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才也仅有数百人。尤其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仍然奇缺！”广东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深有同感：“5000万册中华古籍中70%亟待修复。让几百名古籍修复师承担总数达3000万册古籍的修复工作，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造成古籍修复人才“奇缺”的原因可以列举多种，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一专业“太寂寞”。古籍修复技术的传承在古代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年轻的学徒如果没有坐冷板凳的恒心，就难以掌握这门技术。即便是出师以后，古籍修复师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需耐得住持久的寂寞。

　　樟木镇纸、书锤、毛笔、锥板、镊子，是陪伴魏涛十余年的“老伙计”。作为四川大学古籍特藏文献修复师，他的工作就是俯伏于两米长的工作台前，以每天一至三页的速度日复一日地修复一本本破旧不堪的珍贵古籍，使其重获新生。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古典文献系系主任葛怀东将古籍修复形容为一项“千年工程”，“有时修复一部古籍就要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难免让人觉得寂寞枯燥。”

　　眼下，各图书馆在编的古籍修复师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古籍修复人才“断档”的问题日趋严重。

　　为了尽快摆脱古籍修复人才匮乏的窘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目前，国内已陆续建立了12家古籍修复基地，培养高素质的年青一代“古籍医生”已经有了喜人的开端。

华幼武（1307—1375），字彦清，号栖碧，无锡隆亭（今东亭）堠阳人，晚年随次子贞固迁居荡口。其母陈明淑为延祥乡（即今荡口一带）人，幼武早孤，全靠寡母抚养成人。幼武因而隐而不仕，悉心奉母事祖，竭尽孝道。元至正二年（1342），陈氏受朝廷褒奖旌表，晚年失明，瘦影伶仃，幼武侍奉母亲更为竭力尽心，并构贞节堂、春草轩以奉养。“春草轩”，其堂名为“春晖堂”，取孟郊诗意。轩成时，杨维桢、周伯琦等四方名士都曾为之吟诗作词。

华幼武工翰墨，以诗闻于时，与倪云林、郑元祐等时相往来。工诗，著有《黄杨集》、《杜诗评传》传于世。 华悰韡（1341—1397），字公恺，号贞固。幼武次子。华贞固幼年好学，熟读诸子百家，精通五经。明洪武三年，遵照父亲意愿，从堠阳徙居荡口，以耕读起家，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渐成规模，使之成为江南的富庶之地，荡口之名始显。他的子孙尊其为鹅湖始迁祖，荡口镇东的旺儿桥边建有鹅湖华氏始迁祖祠，以示缅怀。

《清閟阁志》记载：华彦清幼武与倪瓒为莫逆交，彦清殁，其子悰韡端方纯谨有父风，瓒一见器之，叹曰，彦清有子矣。

明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下诏举他为孝廉、通经、儒士，均被婉拒。同族的祖辈、常州府训导华晞颜，为此事题写了一首《示从孙贞固》诗：

栖碧久仙游，传家独悰韡。

恂恂秉孝友，晦迹林后里。

中年屏尘务，楮笔不停指。

父书既成帙，家谱重经理。

传芳继吾志，润色益精伟。

时来较可否，议论恒亹亹（注）

吾衰渐搁笔，二事终付尔。

去取勿避嫌，录成须锓梓。

后贤惜未见，慎勿轻弃委。

玄真老渔樵，庞公绝城市。

遗安良匪迂，荣达何足恃。

他年传逸民，要亦知姓字。

贞固秉承祖训，广修德行，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续成《东湖公宗谱》和《华氏传芳集》，同时编成《虑得集》上、下两卷，成为华氏劝勉子孙的家教规范。 华燧(1439～1513），字文辉，号会通，华贞固玄孙，中国古代铜活字印刷鼻祖。华燧年少广泛涉猎经史，中年时爱好校勘书籍，发现版本文字异同，就将其抄录下来，向博学老先生请教，务求考证翔实。他还经常与学识渊博的兄长华炯讨论古今史书，修辑宗谱，校阅异同。他发现前人流传下来的著作未必都是善本，特别是那些存世稀少的作品，倘若不加订正便会让其中的谬误也一并流传。于是，他萌生了自己印善本之志。并印出当时世上最好的书来。

他在家中专辟印书作坊，取名为“会通馆”，即融会贯通之义，体现了他对自己印书的期盼和自信。他曾探索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印刷，都因效果不理想而弃置。最后，选中了铜活字印刷。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明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用铜活字印正本《诸臣奏议》150卷，共印50册。后又陆续印行了《容斋随笔》、《文苑英华纂要》、《纪纂渊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十余种书籍，印刷技术更趋成熟。他自己撰写的《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和《十七史节要》也用铜活字印行。这些书籍流传至今，都堪称稀世珍宝，大多成为珍希版本，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 华察（1497—1574），字子潜,号鸿山,民间俗称华太师。出生于无锡荡口。明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兵部郎中、翰林院修撰，累官侍讲学士、南京翰林院掌院学士。嘉靖十八年，华察受命出使朝鲜宣谕。以他敏捷的文才，一路唱和、受到朝鲜皇帝和大臣的赏识。不久，朝鲜编撰了一部《皇华集》，称他是“李谪仙（李白）生华梦笔，字字供香；孙公绰掷地鸣金，句句皆响”。皇帝下旨印行，震动当朝。华察回到京城后升任司经局洗马,执掌国家图籍。当时，奸相严嵩当权，对他拉拢，华察断然拒绝，后被诬告在朝鲜受贿。经大理寺核查，全无证据而销案了事。嘉靖二十二年，华察充任应天府主持乡试。慧眼识英才，王世贞成为其门生。次年充任甲辰会试同考官，后又升任侍读学士和南京翰林院学士。不久，华察因不愿结纳严嵩而上疏辞任，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辞官还乡。

华察辞官后，在故乡建造了一座“嘉遁园”，园中有二十处景点，并一一作诗，寓意至深。后来又造“乐榆园”，意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晚年自乐。

华察家多田地，他将自己的万亩良田，赠给佃户一半，当众撕契毁租，救济贫民。并捐田800亩，作为周济族人的役田。自已却过着淡泊的生活，“食不三豆，家无侍媵”。有人上门送礼，都被他严辞训斥。平生以“五不欺”自奉：“不欺天、不欺君、不欺亲、不欺友、不欺民。”华察一生行善积德，共出资建造桥梁25座。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进犯，华察协助知县王其勤修城抗倭，保护了千万百姓的安全。又支持官府丈田清粮，打击了土豪劣绅，使百姓免受虚粮之苦。不料得罪了虎噬蚕食的不法之徒，他们通过亲族中的高官，诬告他勾结县官，欺压百姓，私造龙亭，密谋造反。于是，闹出了“千日造隆亭，一夜改东亭”的故事，而华察本人侥幸躲过一劫，但是，主持清丈田亩的巡按孙慎、督粮翁大立、知县王其勤，或遭撤职或遭调离，致使民怨沸腾。华察一怒之下，拨出土地，在故乡的鹅湖之滨建造“三公生祠”，并撰写《首建三公祠记》，支持正义，抨击邪恶。

晚年，华察迁居隆亭（今东亭），除参与碧山吟社的诗词活动外，闭门读书著作，有《岩居稿》、《知退轩集》、《翰苑集》、《留院集》、《碧山堂集》等传世。

华察有三个儿子，伯贞、仲亨、叔阳，皆聪明而有文才。伯贞英年早逝，仲亨为武英殿中书舍人，叔阳为礼部主事，都有著作传世，叔阳的《华礼部集》收录《四库存目》。

华察去世后，葬在甘露萧塘。 华夏（1497~1571），字仲父，荡口人，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端靖喜学，特别喜欢古法书图画、古今石刻及青铜祭器、碑碣、生绢等，对珍藏图书故物更是情有独钟。他在这方面知识渊博，尤精于鉴赏，得之心而寓于目，人称“江东巨眼”。经四十多年精心经营，收藏得大批书画金石。法书中以钟繇的《荐季直表》、王羲之的《袁生帖》和王方庆的《万岁通天帖》最为著名。其他珍贵图书、器物等，都是数以百计。华夏于荡口东沙构筑“真赏斋”，成为诗人名士吟咏赏鉴雅集之所。吴中才子祝允明、文徵明等为挚友，祝允明书写前、后《出师表》于华夏收藏的《武侯图》上，文徵明八十一岁与八十八岁两次绘制真赏斋图，并撰有《真赏斋铭有序》。时称《真赏斋》拓本“妙埒宣和停云快雪而下不敢望也”。著有《东沙集》、《汇帖举要》、《江村消夏录》、《楹书隅录》等。

清咸丰间，“真赏斋”毁于战乱之中。 华允诚（1588~1648），字汝立，曾祖舜钦，瑞州知府；祖启直，四川参政。天启二年进士，跟随同乡高攀龙，在首善书院讲学，后来就成为他的弟子，接受他的“主静之学”。天启四年，授都水司主事。后来高攀龙罢官，华允诚也告假回归故里。

崇祯皇帝接位，允诚被启用为营缮主事，升为员外郎。崇祯二年冬，京城戒严，他分守德胜门，四十多天不懈怠。崇祯微察此情，赏赐二十两纹银，并据功加薪一年，任方员外郎。五年六月，温体仁、闵洪学乱政，允诚上疏《三大可惜，四大可忧》，触怒了崇祯，二次着令“回话”。允诚冒死再谏，列陈闵、温劣迹，字字恳切，句句在理。崇祯明知允诚一片忠心，但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着令“罚俸半年”；同时也不得不将温、闵二人罢官查办。允诚看到“去河北贼易，去朋党难”，明朝大势已去，在“进而谏死，退而养母”，两者之间，选了后者。那年冬天，华允诚以“回乡侍奉老母”为由辞官。不久，明朝灭亡。

允诚作为高攀龙的弟子，其师临终之时，把东林事业托付于他，他身体力行，经常组织讲学，撰写儒学著作；并倡建了华氏始迁祖祠。同时远离尘世，避居在墓田。永历二年，因不肯剃发，被人告发。清廷以高官利诱，允诚坚贞不屈，后与侄儿华尚濂同在南京雨花台被处决。允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对儒学、心学具有很深造诣。他的死，体现了杀身成仁的大义，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与同乡马世奇、龚廷祥被誉为“锡山三忠”，《明史》有传。 王会汾（1704~1764），字荪服，号晋川，江苏无锡荡口人。乾隆二年（1737 ）进士，殿试二甲，御试一等一名。历官吏、兵、礼部侍郎，大理寺掌事少卿，詹事府詹事，武英殿校勘经史馆总裁……曾奉旨校刻通典，校阅皇家库藏图籍，为《四库全书》选本存目。因威望所寄、朝野称赏，王会汾三次受命为地方乡试主考官，很多经他识拔的人才卓然不群，独有建树，如《四库全书》总裁秋瑞（王际华），书法家梁同书，曾任江苏学政、布政使和湖广总督的状元梁国治等。

王会汾博通群籍，才思不凡，以文章名世，著有《乐阜山堂稿》十二卷。他为人温醇谦谨，清贫一生，死后由门生梁同书为其办理了丧事。 华秋苹（1784—1858），名文彬，字伯雅，别号借云馆主人，无锡荡口人。华秋苹出身于书香门第，天性聪颖，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工书善画，精于音律，尤精于古琴、琵琶，酷爱金石篆刻，旁通医道，长于喉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家。

华秋苹最大贡献是主持采集编订《琵琶谱》3卷，于嘉庆二十四年问世，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琵琶曲谱集。广收南北两派传谱，参照传统七弦古琴的减字谱法，将民间手传的琵琶弹法，用字谱（工尺）确定，订立了较为完整的指法符号，对琵琶曲的传播和演奏起了推动作用，为我国的曲谱记载，创造了范例，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收集、考订、整理、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华秋苹悉心收集江南民间小唱，整理订谱，于嘉庆二十三年辑成江南牌子小曲谱《借云馆小唱》，为研究明清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华秋苹曾邀集兄弟及族人成立诗文音乐社，取名“二柳村庄”，每逢春秋佳日，以文会友，相互酬唱其间，有兰亭雅集之风。作品辑成《二柳村庄吟社诗卷》刊行。

他的篆刻作品集《秋苹印草》，其中所镌刘禹锡《陋室铭》全文和王羲之《兰亭集序》节录，是生平得意之作。更可贵者，印谱中每件作品均旁注刀法、提示技巧，以示观览者，可谓别开生面。清光绪年间关中篆刻名家韩履宠阅后曾有赞誉：“冠绝一时，大者贵苍古雄浑，小者清彻挺秀，在篆刻一道中定推妙手。”

华秋苹书法长于草篆，绘画长于人物、花鸟，善用工笔勾勒。至今族中后裔珍藏有他的《钟馗佩剑图》。

华秋苹有《诗草》、《词草》传世，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古籍部。据说，他曾与弟文娱、文桂合著有《喉科秘书》四种，当时流传甚广。

华蘅芳、华世芳兄弟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荡口人，中国近代科技的先行者，近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自幼聪明好学，尤喜数学。14岁开始研习古代算经。后在上海购得代数、几何等书籍，发奋自学。26岁撰《抛物线说》。清咸丰十一年（1861），受曾国藩聘请，入安庆内军械所。翌年，与邑人徐寿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继而与徐寿、徐建寅父子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木质明轮蒸汽轮船——黄鹄号。同治六年（1867），进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美国人玛高温、英国人傅兰雅合译《金石识别》、《地学浅释》、《代数学》、《微积溯源》等科技书籍12种，凡160卷。同治十一年撰《开方别术》。同治十三年，创办格致书院。光绪二年（1876）起，在上海、天津、武昌等地书院、学堂主讲数学20余年。撰《行素轩算稿》6种，《数根术解》、《循环小数考》、《学算笔谈》等专著10余种。《学算笔谈》重版10余次，以致“东南学子，几乎家有此书”。另有与傅兰雅合译《三角数理》等5种。在天津教习时，业余自制成功氢气球。晚年在无锡竢实学堂教授数学，致力于培养新秀。

华世芳（1854—1905），清末数学家，华蘅芳之弟。字若溪，号蒦斋。年轻时即喜读家中收藏的大量数学书籍。25岁时为华蘅芳与博兰雅合译的《代数难题解》作校核。光绪十年撰写了《近代畴人著述记》，第二年又出版了《恒河沙馆算草》。光绪二十年任湖北武昌自强学堂数学教习。光绪二十二年主讲常州龙城书院和江阴南箐书院。光绪三十一年任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旋又任北京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教员。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学舍，终年51岁，数学遗著尚有《勾股三角》等。 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等，晚号素书老人，无锡县延祥乡鸿声里（今无锡新区鸿山镇）啸傲泾七房桥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荡口是钱穆的第二故乡，自小全家一直寓居荡口。钱穆七岁时，就读于荡口果育两等学堂，受诸多名师教诲，奠下良好国学基础；因幼年失怙，家庭贫寒，受荡口义庄的照顾优恤，得以就读常州府中学；18岁起任教于家乡各地小学，于1913年任教荡口鸿模小学时，举家又迁回荡口。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从此跻身学界，辗转燕京、北京、清华等名校任教。

1949年钱穆赴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钱穆自港赴台定居，筑素书楼。1990年8月去世。

钱穆博通经史文学，擅考据，一生勤勉，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七百余万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其八十高龄后所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对双亲、师友，以及对荡口的回忆，情致款款，令人慨叹。 钱伟长（1912—2010），无锡鸿声乡（今新区鸿山镇）七房桥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

钱伟长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科学巨擘，四岁时七房桥老宅连遭火灾，房屋几乎全毁，从此举家寓居荡口。稍长，启蒙于荡口小学，于荡口走向无锡县中、苏州高中、清华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46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等。其学术名望卓著，享誉国际，被誉为中国力学之父，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并称为“中国三钱”，震撼世界。

钱伟长自70年代末至2007年曾14次回家乡荡口，并为母校荡口中心小学撰写了校歌歌词。2005年5月，钱老回家乡七房桥和荡口拜祖，故乡人见了他都说：你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如今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壮壮实实地活着，真是奇迹。钱老回答乡亲们说：“我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同胞。”

华明之、沈安娜夫妇

华明之，祖籍荡口，华氏襄义庄后裔，1913年生于上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浪潮。不久，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秘密组织“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1934年7月，年仅21岁的华明之经人介绍，组织批准成为一名***员，并进入“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生于泰州。出生于书香门第。

“九·一八”事变后，为摆脱家庭包办婚姻，于1933年离家来到上海，受到舒曰信、华明之等年轻***员革命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1月，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为党搜集情报。同年秋天，华明之与沈安娜在上海结为夫妻。1939年入党。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在华明之和沈安娜家族中，从事隐蔽战线的还有鲁自成与华韵三夫妇；华藻与邢洚夫妇、华家禄、华介民、华家騌等兄弟姐妹，是名符其实的革命之家。 华君武（1915－2010），祖籍无锡荡口，出生杭州，中国著名漫画家。1938年赴延安，从事抗日宣传并为《解放日报》画时事漫画，1940年4月加入中国***。1946年起历任《东北日报》记者，《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文艺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文学》美术顾问。1961年起，华君武开始在《光明日报》副刊《东风》上发表“人民内部讽刺漫画”，后在“文革”其间受批斗。1979年华君武当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10年6月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华君武是荡口华氏山桂支后人，因其出生、读书和工作在外，一生共回过祖籍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为安葬其父华裳吉而回荡口住过十几天。第二次是1990年，时年78岁的华君武在无锡市美术馆举办了他在家乡唯一的一次漫画展，画展期间，他携夫人及子女重回祖地荡口，逗留一天，并在祖先居住的黄石弄口合影留念。此后，华老心系故乡，联系不断，经常询问家乡的情况。2004年10月（90岁），为庆祝荡口中心小学百年校庆，华老先生还写信给荡口中心小学，笔端充满了对祖籍的美好回忆，也洋溢着对家乡的祝福。

华君武祖居位于荡口北仓河边的黄石弄内。 王莘（1918—2007），著名作曲家，原名王莘耕，无锡荡口人。王莘自幼受到民间音乐的薰陶，酷爱音乐，并学会吹笛子和拉二胡。因家中贫穷，1932年，14岁的王莘来到上海，在南京路上的先施百货公司当学徒。1935年，参加了冼星海、吕骥领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宣传抗日。1938年奔赴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跟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学习音乐。曾在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中担任《河边对口曲》中王老七的领唱。

解放后，王莘到天津市工作。1950年国庆节前夕，创作《歌唱祖国》并很快传遍神州大地，成为亿万人民久唱不衰的音乐经典。1951年10月29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主席送给王莘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为他亲笔签名。1954年，《歌唱祖国》获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一等奖。1989年，《歌唱祖国》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王莘创作了歌曲《晋察冀》、《日头上山岗》、《战斗生产》、《选村长》、《边区儿童团》、《打击顽固分子》、《永远跟着***》、《歌颂祖国之歌》、《奔向幸福前景》等近千首。他创作的歌剧《王杰赞歌》曾为周总理演出并受到鼓励。他还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为话剧《红岩》、《钗头凤》写了插曲。1982年，王莘患脑血栓，半身偏瘫。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同时，王莘创作热情不减，患病后创作的《摘星星》、《每人伸出一只手，推着地球朝前走》等歌曲在全国评选中多次获奖。1994年，他拿出全部存款设立了“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

2001年，王莘获得了象征中国音乐界最高荣誉的“金钟奖”。

王莘故居位于北仓河北岸杨家弄，2009年于故居旁建成王莘纪念馆。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包括善本部藏大部由傅云龙的儿子傅范钜捐赠的手稿、校对本和散页。这些文献大都在1936年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上陈列”。

杭州图书馆特藏部

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

北京首都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大臣王文韶就傅氏任事北洋机器局评价说：“下车新政，粲然可观”；

清末洋务和新政的领袖人物张之洞借祝寿之极不无夸饰地写道：“所著书不下亿兆余言，要皆经天纬地之学，上谟廊庙，下裨苍生，赫赫明明，昭示万代。政治严而待士恩，服用俭而取与义，簿书繁而句稽捷。事所当为，虽众嫉谣诼，莫或顾误”。

瑞安图书馆始于心兰书社，也是全国最早的图书馆（雏形）之一。　　心兰书社 心兰书社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比“同文阁”和“强学会”图书馆分别早15年和23年。创始人许启畴、陈虬、陈仲舫、陈黻宸、池竹卿、林楚卿、金雅莲等20人，他们深感瑞安地处“浙江尽头”、“苦无书读”，倡议聚书，相约创办“心兰书社”，以求相互切磋学问。并每家出钱十五千，共三百千，除购书外，余款在飞云江南岸置涂田数十亩，以每年所得田租数十千为购书之款。数年后藏书大增，“寻常文史略可足用”。书社创办的第二年，陈虬的二哥陈仲舫考中癸酉（1873）拔萃科举人。自1885至1893年的8年中，书社同人中有7人蝉联5科举人：乙酉（1885）科胡鹤汀，戊子（1888）科周仲龙，己丑（1889）恩科陈虬，辛卯（1891）科郭梅笛、胡榕村，癸巳（1893）恩科陈黻宸、蒋作藩。其中胡榕村、陈黻宸又分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十九年中进士；蒋作藩于光绪三十三年举贡会考及格。同时期，瑞安县还有9人中举。书社部分成员陈虬、陈黻宸、金鸣昌为维新派人士；陈虬、何迪启、陈葆善是我国最早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的创始人和著名医生。　　心兰书社遗址在今心兰巷（西河桥侧，邮电北路北端），房舍正屋五间，旁边平屋数小间。今基本完好。光绪二十年（1886）许启畴逝世，陈虬等继其志在城东北隅面城临水处购得地基二亩建房，毗连的精庐寺也划归书社所有。制定章程，扩充为“心兰书院”，教读子弟，为乡邦培养人材，心兰书社藏书亦并入书院。

瑞安县公立图书馆 创建于民国8年（1919）11月。由许苞等10人于民国4年倡议筹办。建馆时，在九都（今莘塍一带）八甲购置涂田500余亩，以年租收入充当常年经费，并由巡按使司备案。首任馆长孙延锴，馆址在西岘山文昌阁，馆舍前后二进各七楹，前为鳌山阁，阁两旁辟藏书室、目录室、阅报室、挂图室；阁后文帝庙两旁为女子阅书室、会客室。左右便庙，分别祀黄仲弢（绍箕）、孙仲容（诒让）。建馆初，黄家从#绥阁藏书楼拨出部分书籍，孙家从“玉海藏书楼”拨出3600册书籍，作为图书馆基本藏书。当时图书馆每年经费不满200元，苦无购书之资。月后，继任馆长薛钟斗撰《瑞安县公立图书馆征书启》，征诸四方，旬日之间，近邑以书寄存达15万卷，自此始有可读之书，藏书出具规模。后二度易名，初改名“瑞安县公立通俗图书馆”，旋又改名“瑞安县公立中山图书馆”。　　瑞安县公立中山图书馆 馆长胡经、助理陈准，年经费242元，由政府拨款，其中购书费80元，藏书18万册，新籍图书分类采用杜威法，古籍图书分类采用四库法。地址在小东门外话桑楼，当时曾为中共瑞安地下党员活动场所之一。　　瑞安县民众教育馆图书部 民国19年（1930），瑞安县公立中山图书馆并入瑞安县民众教育馆，设图书部。馆长胡经，馆址在学前文庙（含总工会），图书部主任邱岳，设藏书、阅书2室和借书、阅报、问字代笔3处以及读书会、巡回文库流动车等。　　瑞安县立图书馆 民国24年（1935）7月，瑞安县民众教育馆图书部从民教馆内析出，单独建立瑞安县立图书馆。馆长胡经，馆址在今公园路后垟桥边。属瑞安县图书馆协会领导。28年为避免日军入侵瑞城时书籍遭受损失，馆长孙祖武将《万有书库》及秘藏宋版古籍等重要书籍运抵大#镇（今文成县）保存，1941年2月安全运回。1942年瑞安仲容文化馆宣传抗日救国。1946年，城区党组织以图书馆为阵地组织读书会，举办多次时事讲座，各界进步青年约30余人参加。读书会延续1个多月，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后转入秘密活动。　　瑞安县图书馆协会，成立于民国19年（1930）年9月，地址在杨衙街（今公园路），会长孙芙士，副会长张扬（宋庼），执行委员李笠、胡经、曾约、陈准、林庆云等，是当时全省唯一的县级图书馆协会。26年，协会曾由孙延钊、周予同、李笠等学者发起向国内藏书家、学者征得一批典籍，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于26年4月号上曾刊出《瑞安县图书馆协会征书启》。　　瑞安县图书馆 1949年6月上旬，瑞安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派员接管瑞安县立图书馆后，将图书馆并入瑞安县仲容文化馆，为图书室，藏书5000余册（含古籍2000册）。1950年改名瑞安县人民文化馆图书室。1952年又改名瑞安县文化图书室。1951年温州市图书馆按温州军管会通知，派员接收瑞安县文化馆图书室及瑞安几家私人藏书楼的古籍藏书。1956年6月，图书室从县文化馆内析出成立瑞安县图书馆，隶属县文教局，经费由县文教局下拨。馆址迁至城关小沙堤，面积约140平方米，新籍藏书5000余册。管理人员两名，馆长曾永祥，设外借、阅览、儿童假期辅导3室和农村流动图书箱100余个，全年接待读者108万人次。1958年5月，县图书馆由县文化馆兼管，因馆址几经搬迁，图书散失较多，至1964年藏书仅7000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图书馆被迫闭馆，13万册藏书全部封存。1967年6月，群众组织武斗队住进县文化馆，部分图书被窃。1971年6月1日县图书馆恢复开放，改称图书室，隶属县文化馆，藏书17万册，1980年3月单独成立瑞安县图书馆。1984年8月，从县文化馆中析出，配正、副馆长。1985年1月起，事业经费单列。当年藏书77073册（含部分旧损及剔除未处理图书），1987年易名瑞安市图书室，并新添《四库全书》1套，填补该馆古籍的空白。1990年起收藏地方文献900余册，增加自然科学、经济类及工具书的收藏量，达2万册，全关藏书增至102782册。购书费相应增加，占全馆经费的31%—45%，年增新书5000册至8000册。80年代，瑞安市图书馆在原有的外借室和报刊阅览室的基础上，增设农村书库、少年儿童图书室、稽存书库等，服务对象各有侧重，相互协作，做好图书流通工作。同时不定期开展主题读书活动、图书流通服务宣传周活动等。1991年被浙江省文化厅命名为文明图书馆。1995年12月，坐落在玉海广场东侧的市图书馆新馆舍落成，1996年6月26日开馆。馆舍1515平方米，藏书15万册。1996年起，全市开展“书架子”工程建设。瑞安市图书馆内辟图书外借室、报刊阅览室、少年儿童阅览室等。

瑞安市图书馆，创建于1956年6月，馆址在小沙堤，当时馆舍面积只有140平方米，藏书仅5000册，管理人员两名，设外借、阅览、儿童假期辅导三室。 坐落在浙江省瑞安市万松路145号，是国家二级图书馆。

1963年迁至解放中路8号，馆舍面积为200平方米，藏书12万余册，管理人员6名，设外借、阅览、少年儿童阅览室、采编室、办公室。

1985年11月，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造县图书馆新馆舍。1986年立项，1996年6月对外开馆。新馆面积1515平方米，分别设有图书外借室、报刊阅览室、参考阅览室、少年儿童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视听外借室、采编部、地方文献部、业务辅导部、信息部、办公室等。现有工作人员22人，其中大、中专以上学历20人。现任馆长：白皎皎，副馆长：王晓东。

新馆建成后，瑞安市委、市府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工作，购书经费逐年增加，2005年购书经费55万元，2005年止，全馆藏书达18万5千多册，其中工具书2000多册，还收藏地方文献3000多册（篇件），谱牒130多种，200多册，视听读物2万多种，6万多盘。现订有报刊556种，其中报纸106种，杂志450种。现发放借书证近3万多个，2005年全年接待读者15万人次，流通53多万册（盘）次。

瑞安市图书馆是温州地区较早实现自动化管理的公共图书馆之一。一九九八年底建成馆内计算机局域网并投入使用，使全馆各业务部门实现计算机网络管理。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建成电子阅览室，为读者提供网上浏览、光盘阅读、信息咨询等服务。1998年12月23日视听读物外借室相继对外开放，标志着我馆从传统型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2002年年底成功实现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升级工作，2006年3月建成本馆网站，进一步将图书馆内部业务管理向信息开发和网上服务等领域拓展。

瑞安图书馆新馆

瑞安市图书馆新址位于瑞安广场东首。乘6路、9路、11路公交车即到。免费看书借书，一天12小时开放。早上8：30-晚上8:30每周五早上不开放。

并于2010年12月30日开馆的市图书馆新馆，以其1万余平方米面积（含地下室）、20多万册藏书、智能化管理。

她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文化传播的重任；她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她还是民众智慧之源，积累了人类从古至今极其丰富的典藏文献……建馆50多年来，市图书馆经历多次搬迁，面积一次比一次扩大，功能一次比一次齐全，设备一次比一次先进。　〖改变〗

新馆面积扩大近8倍

走进与瑞安广场毗邻的市图书馆新馆，映入眼帘的是明亮的玻璃落地窗，大厅内弧形的工作台、富有生气的白色和米**色调，透露出一丝丝宁静与淡雅。穿梭于一间间房间，感叹其明亮空旷之余，随处可见成堆的书籍，或被高高地叠在墙边，或成捆地等待被分类、上架。

“文学类集中放在二楼，给每个人分派任务，负责分类到上架。”“书架本月5日到货，20日完成全部书籍上架，保障月底顺利开馆。”从大厅直上四楼，随处可见犹如蚂蚁搬家的场景，而身着蓝色工作服的馆长白皎皎正在统筹指挥工作人员搬新家。

据介绍，新馆面积10657平方米（含地下室），比位于万松路科技大楼1515平方米面积的老馆足足扩大了近8倍。四层楼的图书馆，根据便民服务的理念做了特殊设置，其中一楼设儿童阅览室、亲子阅览室、盲人阅览室、地方文献展览厅、报告讲座厅；二楼设总服务台、外借书库、报刊阅览室、休闲阅览室；三楼设外借室、多媒体阅览室、地方文献书库；四楼设视听读物外借室、电子阅览室、自学阅览室。

面积扩大了，相应的图书也必须增加。为了这次搬家，市图书馆投入了100多万元，购买了4万多册的新书，内容涵盖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20多个大类。“我们在整理新馆时，要求新书先上架。加上原有的，目前市图书馆流通书籍达18万余册，各种报纸200多种、期刊800多种、视听读物约8万盘。”白皎皎估算，该馆的藏书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大约共计20多万册。

设有盲人和亲子阅览室

在白皎皎的指引下，记者详细参观了每个楼层，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楼的盲人阅览室和亲子阅览室。据悉，这两个阅览室是首次设立的，旨在扩大公共文化受益面。

盲人阅览室设在图书馆的东方位，其隔壁就是一处图书馆入口，室内面积40至50平方米，设置了盲人书籍和盲人电脑。“盲人的书籍少且贵，每本需100元；盲人使用的电脑软件也要几千元，够买一台电脑了。这些对普通家庭来说是挺大的开销。”新馆的设置充分考虑到了弱势群体的需求，不仅购买了特殊设备，而且还贴心地设置了盲道、安排专人为盲人读者服务。

一走进亲子阅览室，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蓝色的海洋图案壁纸，五彩斑斓的儿童读物，五颜六色的桌椅，处处充满了童趣。而这些都是该馆工作人员反复商量、精心挑选布置的。在亲子阅览室的中间，一个占据二分之一面积共100多平方米的儿童娱乐设施正准备组建。“开馆后，妈妈们就可以常带孩子们来看看图书，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可以玩玩滑梯等。”白皎皎说，通过与孩子一起读书，家长可以增进亲子关系，也可以直接了解孩子的阅读喜好。

定位休闲变借书为“悦读”

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市民陈**的心中，也有一个理想的图书馆。“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紧靠玻璃窗的沙发上，点一杯清香的绿茶，翻看醉心已久的书籍。若是倦了，再移步多媒体阅览室，邂逅一场情节跌宕起伏且极具艺术的**……”她希望瑞城能够有一个让她消磨假日时光又能增长知识的地方，自大学毕业回乡后，她寻觅到的不是借了就走的图书馆，就是陈列寥寥无几图书的咖啡厅。市图书馆新址的开馆，将让陈**的愿望成真。

“以前市民来图书馆大多借了就走，如今不同了，市民可以在图书馆呆上半天。”据介绍，市图书馆新馆定位休闲，有休闲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视听读物阅览室等，还配备小卖部，实现从借了就走到有空来坐坐的美丽蜕变，从借书到“悦读”的华丽转身。

不仅如此，馆内还设置了报告厅、展示厅等可容纳上百人的场所，用于开展讲座、举办展览等文化气息浓厚的活动，丰富群众日常文化生活。“开馆当天，我们将举办瑞安人著作展。”采访中，白皎皎还向记者透露了富有家乡气息的展览活动，将收集展出90多位瑞安人撰写的500多本著作。

智能系统让借还书好比存取款

值得一提的是，该馆耗资70多万元引进了智能标签系统，系浙南地区首个引进智能标签系统的县级市图书馆。“一进门就可以通过机器查看3D平面图、查询你想看的书的位置，它能清楚地告诉你它在哪一层哪个房间。”据了解，在新馆装修时，经政府采购程序，购买了上海一知名公司的智能标签系统。

有了这个系统，读者可以自助借、还书，好比银行自助存、取款，减少了排队的麻烦。“通过这个系统，读者还可以24小时还书。”以前图书到期，读者必须在规定的上班时间内来还书，现在就没有此束缚了，只要在当天的24小时内归还即可。而借还书的手续操作十分简单，只要读者按电脑提示按几个键即可。

也正是有了这个智能系统，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减少许多。经历过纯人工操作到智能操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把书的目录编好、按四角号码排好就一劳永逸了，只要通过扫描系统一刷，就能知道书的位置有没有摆错。而以前，要是弄错了一本书，要将它复归原位好比大海捞针。

另据了解，从现代化管理到智能化管理，市图书馆一直走在温州地区的前列。早在1998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