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州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族、苗族、傣族、壮族、瑶族、回族、布依族、拉祜族、布朗族

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有10个世居民族，有241万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占红河州总人口的575%，民族聚居区占红河州国土面积的98%。

以彝族和哈尼族为主，彝族达10858万人，占总人口的2448%；哈尼族达8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823%。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彝族、哈尼族、苗族、傣族、壮族。

扩展资料：

云南红河州的主要少数民族：

1、彝族

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全州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二千多卷，著名文献有《尼苏夺节》、《彝族创世纪》、《太阳历》等。经典的舞蹈有哈尼族的芒鼓舞、乐作舞，彝族阿细跳月、烟盒舞，苗族芦笙舞等。

经典音乐有石屏彝族的海菜腔等。《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族多声部音乐、彝族烟盒舞、彝族海菜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族乐器有彝族的巴乌、口弦，苗族的芦笙，傣族的葫芦丝等。图腾崇拜有哈尼族的祭龙，彝族的祭火、祭山等。

2、哈尼族

哈尼族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祜族永源于古代的诸羌部落。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部落。当时，滇南、滇东北的“乌蛮”部落，被成为“南中”、“三十七蛮部”，其中“因远”、“思陀”、“溪处”、“落恐”、“王弄”等七部多为“和蛮”（“和泥”）,为哈尼族的先民。

公元937年，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曾联合“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篡夺南诏政权的“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哈尼族的社会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壮族，旧称僮（zhuàng）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壮族源于先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壮族分布，主要聚居在南方，范围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南抵北部湾。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的主要分布区。

1965年10月12日，根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并征得壮族人民的同意，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把僮族的“僮”改为强壮的“壮”字。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壮族总人口数为16926381人

壮族是南方地区的土著民族，秦汉以前处于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秦汉以后一直处于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深受中央政府统治政策和汉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中央王朝统治力的逐步深入和汉族移入人口的增多而不断加强。由于受影响的地区差异性较大，新中国成立前壮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在汉壮杂居的壮族东部等地区，壮族社会发展受汉族的影响较大，与汉族处于相近的发展状态，其社会政治制度处于封建地主制度的发展阶段。而在壮族聚居的广西西部和云南文山州地区，唐宋以来主要处于壮族土官（土司）的统治之下，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发展阶段，其社会政治制度较为特殊。

土司制

土官（土司）辖区之内，土官掌握着全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并设置有权力机构进行统治。这些权力机构的设置因土司官职高低、辖地大小及经济实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那些辖地较大、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土州、土县，其土官衙门一般都设有文武职官。各土州、土县还设有监狱，由土官衙门管辖。

土官衙门之下，还分立区、段、亭、哨、都、路、屯、堡、坡、镇、甲、方等建置，有土目、甲目、哨正、保正、头人、总方等所谓外官，负责清查奸细，听理诉讼，组练壮丁，征收租税等工作。这些构成了土官地区的乡村权力系统。土官通过这些组织机构，将其势力深入到辖地内的各村各户，对人民实行统治。

明代中叶以后，土官（土司）制度日益显得落后腐朽，土官的统治也越来越残暴，他们不仅为封建中央王朝所不满，也为壮族人民所厌弃，“改土归流”成为历史的必然。经过清代前期至民国时期长达二百余年的改土归流，西部壮族地区终于全面摧毁了已经不能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度，地主经济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壮族的社会组织结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汉族文化影响的加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宗族

壮族历来有聚族而居的习俗，古代壮族的大姓莫氏、黄氏、侬氏、韦氏、覃氏、罗氏、岑氏、蒙氏、闭氏、甘氏等，都是在原来氏族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并长期聚族而居，所谓“举洞纯一姓者”是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一些壮族地区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比较发达，建有祠堂，立有族规，并修有族谱。在同姓同族聚居的壮族村落中，三代以内的父系亲属称为房族，三代以外的称为门族或宗族，而房、门、宗族总称为家族。同宗族禁止通婚。宗族内部关系依靠族长、族产、祠堂、族规进行维系。族长一般由男性担任，一些地方是自然形成的，一些地方则由直系血缘的长子继承。族长的职责一般是管理宗祠和宗族的共同财产，组织和主持祭祀及其他公共活动，调解族人内部纠纷，主持家产继承和对外交涉等。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时代的影响，壮族地区的宗祠多已破废荒圮，有的改为他用，宗族活动逐渐减弱或停止，宗族势力对壮族村民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减弱，但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了宗族活动复起的趋势。

在宗族势力和宗族文化不发达的壮族地区，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村社管理组织“都老制”。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壮族乡村管理组织，主要由以“都老”为首的管理机构、长老会和村民大会构成。“都老”，又叫村老、寨老、父老、乡老、头人、郎火、款头等。都老大多是自然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村民公选或官府委派的，一般没有报酬。都老的职责主要是领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维护村寨社会秩序，掌管全村公共财产，主持集体祭祀典礼，领导公共建设，调解村寨内部纠纷以及村寨之间的纠纷，等等。都老制是凭借壮族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进行运作的。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深度渗透，这种制度也在发生蜕变和走向式微，逐渐被保甲制和乡村甲制所取代。

保甲制

保甲制是清朝为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干预和控制而实施的。在壮族地区，保甲制也得到了局部的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清帝特意下令在壮、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土司地区，比照内地，建立保甲之法。为了有效地发挥保甲的功能，清政府对保甲首事的选任提出了标准，要求由土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但是由于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与汉族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保甲制在这里的推行不可能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保甲首事多由壮族传统权力机构的首领——都老等担任。后来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保甲首事的职位又逐渐由地主、富农等权贵取代。

清代在壮族地区所推行的保甲制，最初主要局限在壮、汉杂居地区的城镇及其近郊，以后才逐步推广。但是由于壮族居住分散，村落规模不大，更由于壮族社会制度的复杂性，使得保甲制度在壮族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远乡村的推行受到较大的限制。在这些地方，传统的民间控制系统——如宗族、村社等，发挥着更为有效的作用。

乡村甲制

新桂系统治广西以后，对乡村基层社会控制系统进行了改革，于1933年起，在县之中推行新的基层建制。乡村“人必归户，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十乡为区”；城镇“十甲为街，十街为镇，十镇为区”，建立起乡（镇）村（街）甲制。到1940年夏季，广西全省包括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内的所有县份，都实行了新的乡村基层建制。

保甲制和乡村甲制都是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地方基层社会权力系统，尤其是乡村甲制以其严密的组织制度，对乡村社会起着高度控制的作用。随着其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全面推广，壮族社会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得到迅速推进，壮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民族自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完成，壮族乡村传统势力被打破，乡村甲制走向衰亡。此后，中国***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原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被发动起来，壮族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庭社会文化网络进一步被瓦解，国家权力以不同于清代民国的形式，深度下渗到了广大的壮族乡村，壮族乡村传统社会组织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权力向壮族基层社会的下渗和管理强度达到历史的顶点。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虽走向解体，但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乡、村、村民小组的乡村体制接着统领壮族乡村，壮族社会政治一体化的过程进一步得到推进，壮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了。

1951年8月19日，成立了包括壮族、侗族、瑶族、苗族在内的龙胜各族自治区（1955年改称龙胜各族自治县）。1952年12月10日，在壮族聚居的广西的西半部建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3月，改为自治州。由于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在长期斗争中与汉、瑶、苗、侗等各族人民结成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把广西东部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农业区和土地辽阔、矿藏丰富的西部地区合在一起，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区，更有利于壮族人民的其他各族人民的发展。根据广西各族人民的意愿，1958年3月15日，撤销了桂西壮族自治州建制，以原广西省地区为范围建立了省一级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同年4月1日，在云南省建立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又在广东省建立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壮族散居的地区，也陆续建立起了民族乡

唐宋时候的壮族先民，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农业以稻田为主，已大量使用牛耕，耕作技术已发展到“深耕溉种，时耘时籽，却牛马之踏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 的程度。故有“稻粟皆再熟”，“种稻似湖湘”，“粮粒丰储”，“猪牛鸡鸭肥大蕃息”的景况。手工业有铜、铁、纺织等，特别是綀子布和壮锦（当时称为“緂布”）已驰名全国。綀子布，“洁白细薄”，“清凉离汗”。壮锦，则“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 。但是比起中原地区来，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许多地区仍然采用种子就地点播，不移秧、不灌溉、不施肥、不除草的粗放耕作方式，有的边远山区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及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生产状态。

到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有所提高。右江地区的今武鸣、平果一带，“四野宽旷，轩豁秀丽。石山起伏蜿蜒，敷为平原，两水绕山合流而入巨浸。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盖比内地。”就是庆远那样的“戍垒密遮，使车罕至”的地方，也成为“士抱经而谈，民杂兵而种” ，各族人民祥和安居的一方乐土。在横州一带，人们或筑堤围塘蓄水，或引溪流灌溉，这样的农田已相当普遍。稻田的耕作也较细致，播种育秧，中耕除草一二次，使上田每亩达到2石。坡地则开为畲地种植旱禾，种后也除草一二次，产量与水田不相上下。许多石山地区的壮族农民，也掌握了“煅石为灰”的技术，并把石灰应用于调节土地酸度了。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猪、牛、羊、马的饲养很普遍，一些人口不多的农户甚至也养有十数头牛，其发展水平，大致和相邻的汉族地区接近。

壮族在中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聚居在南方，范围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南抵北部湾。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的主要分布区，共有142071万人（2000年），占壮族总人口的8781%，主要聚居于南宁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柳州市、来宾市、贵港市等地。

另外，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有981万人（2000年），散居在云南省其他地区的有129万人（2000年）；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有42万人（2000年），另有4000余人（2000年）居住在与连山毗邻的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有16万人（2000年）；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有5000余人（2000年）。

壮族居住的地方，基本上连接成一片，大部分聚居，也有相当一部分和汉、瑶、苗、侗、仫佬、毛南、水等族杂居。

壮族是跨境民族，除中国外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与中国相邻的地区。根据在越南居住时间的不同，识别为岱依族和侬族，统称为岱侬族（Tày-Nùng），语言为岱侬语，文化、习俗、语言与中国境内壮族基本相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相邀。《同根生的民族》有越南岱依族和侬族的相关记载。

越南共有54个民族，其中岱侬族人口总共270万（2013年），是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随着中越壮族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深入，诸如天琴（壮文：den，越南文：then）等民族艺术形式逐渐在两国发扬光大。

信仰

壮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

壮族民间信仰多神，崇拜天神、雷神、土地神、巨石神、树神、蛙神、花婆神以及祖先神灵等。魏晋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先后传入壮族地区，壮族宗教信仰体系在其影响下发生了变异，形成以原始的麽教为主，融道教和佛教为一体，信仰多神的“宗教”，并出现了半职业性神职人员——师公。师公有较完整的教规和组织，但无道教那样严格的修行仪轨，其职能是为民间祈福禳灾，驱鬼事神；所行法事兼具巫、道、释的特点。与此同时，汉族道教的正一道和太一道在壮族地区也有所流行，其神职人员壮语称道公，因其专事念经符咒而少解经文，故民间又称“喃嗼先生”。道公对道教的教义和教规虽有遵从，但也已经过壮族本土宗教文化的改造而具有方士性质。道公无固定寺院，多以设坛组班的形式进行临时性的法事活动，其祀奉神祗除道教所特有者外，也加进了佛教和壮族本土神。

佛教由于其教义教规，如极乐世界、禁欲素食等，与壮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相牴牾，故对壮族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壮族地区虽有零星佛寺，但规模及住持僧尼人数均远在中原一般寺庙之下，其信徒也多是南居的汉族人。虽然如此，佛教的一些教义和思想主张，如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等，还是得到了壮族人民的认同，甚至体现佛教生死轮回教义的“前世不修”词语，也成为一些壮族妇女自责的口头禅。

19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天主教等也相继传入壮族地区，并在壮族地区的一些城镇建立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发展教徒，但影响主要局限于部分城镇居民。

饮食

壮族是最早栽培和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稻作文化十分发 达，稻米也自然成为壮族人民的主食。稻米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有蒸、煮、炒、焖、炸等，各种米饭、米粥、米粉、米糕、糍粑、粽子、汤圆等，是壮族人民日常喜爱的食品。如果掺和其他材料，还可以制成许多更加味美营养的食品，如八宝饭、八宝粥、竹筒饭、南瓜饭、“彩色糯米饭”等。

居住在干旱山区的壮族，由于不宜种植水稻，则以玉米为主食。

壮族人民喜食水产，鱼蛤螺蚌，皆为珍味；山林中的菌果、蝉、蛇、禽、兽，也是壮族人民的日常佳肴。

嚼槟榔是壮族的传统习俗，今广西龙州等地的壮族妇女仍有此喜好。有些地方，槟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 。

建筑

壮族住房多数与当地汉族相同。广西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的壮族村寨，还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住房形式“干栏”，又称“麻栏”。分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面关养牲畜和存放杂物。

这种住房形式，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住房特点，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为它具有适应于南方山区地形、气候和预防毒蛇猛兽侵扰的优点，所以一直延用到现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德保、靖西、巴马等地方的房屋虽然已经朝着现代居室方向发展，为砖石或钢筋混凝土构造，但一些房屋的结构还保留着干栏的基本特征。

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壮族聚居区的“干栏”式建筑，是保留至今最为完整的。

服饰

壮族的服装，大部分和汉族相同 ，但在桂西乡村中，尤其是中老年妇女，还保存着自己民族服装的特点。如广西西北部，中老年壮族妇女多穿无领、左衽、绣花滚边的衣服和滚边、宽脚的裤子，腰间束绣花围腰，下身穿褶裙和绣花鞋，喜戴银首饰；广西西南部龙州、凭祥一带的壮族妇女，至今仍穿着无领、左衽的黑色上衣，头上包成方块形状的黑帕，下身穿黑色宽脚裤子。

古代壮族曾流行过文身、凿齿等习俗。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就曾提到柳州峒民（壮族古称之一）尽是文身人。宋代史书《太平寰宇记》也记载说今贵港市一带的妇女出嫁时要凿去一颗牙齿，古称“凿齿”。现在，这些风俗只在偏远的局部地区有零星流传。

语言文字

语言

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有南北两个大方言，但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南北两大方言大致以郁江和右江为分界线，延伸到云南省文山州的广南、砚山一带。北部方言约占壮族人口的2/3，划分为8个土语区，即邕北土语、右江土语、桂边土语、柳江土语、桂北土语、红水河土语、邱北土语、连山土语；南部方言约占壮族人口的1/3，划分为5个土语区，即邕南土语、左江土语、德靖土语、砚广土语和文麻土语。

文字

唐宋以来，壮族民间曾流行“土俗字”，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 ，利用汉字的音、义组合而成。根据1989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初稿）统计，共有10700多个字，其中定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这些字都是从上百年或数百年前出版或手抄的牒诉、券约、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件和碑文中收集下来的，说明这种方块壮字在壮族地区民间曾广泛流行过。不过，由于古壮字地区差别较大，缺乏规范，因此各地壮族之间无法形成统一的壮族文字，主要依靠汉文进行交流。1955年，党和人民政府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培训壮文骨干，出版书报，壮文在扫盲、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又完成了《壮文方案》的修订工作，使壮文进一步通用化，壮文也再次进入各级各类学校。

文学

壮族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创造的《布洛陀》长诗，是壮族的一部古老而宏伟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族社会的百科全书，主要流传于红水河流域的巴马、东兰、凤山、天峨、南丹、河池、宜山、都安、马山和右江流域的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县。它以诗歌的形式，生动地叙述了天地日月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各种牲畜和农作物的来历，以及远古人们的社会生活等，热情地赞颂了布洛陀这个被称为壮族始祖的神话人物创世的伟大业绩。透过这部史诗，可以看到史前壮族社会的基本面貌，以及壮族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

20世纪50－60年代就有开创广西长篇小说先河的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宁》和刘玉峰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壮族诗人韦其麟的叙事长诗《百鸟衣》、壮族诗人黄青的抒情长诗《红河之歌》等。《百鸟衣》于1959年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优秀作品之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壮族的文学创作更是欣欣向荣，陆地的长篇小说《长夜》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由壮族诗人莎红与蓝鸿恩等人合作翻译整理的壮族民间长诗《布伯》，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瑰宝。

武术

武术在壮乡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有独特的习俗。

如明代桂西壮人，男孩长到十来岁，就要教他练武。当地土司提倡群众习武，群众也崇尚武术，每年冬闲时节，壮乡的各个村寨都延聘师傅传授武艺。

这种习俗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

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图书通过题名、作者、分类等方式进行查询。

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历经三年多的整理、挖掘和建设，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古籍普查项目”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文献传承项目”重要成果的“云南中医药大学古籍数字图书馆”正式上线。在馆藏的文献中，中医药文献占85%，近现代文献中云南24个少数民族医药特色文献占中医药文献的 43%，特别以纳西东巴经、傣族贝叶经、彝族毕摩经等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医药特色文献是云南省图书馆中收藏最全、最多的。作为目前云南首个中医药古籍数字图书馆，目前图书馆上线云南中医药大学珍藏数字化古籍288种、2000余册。

古永继

姓名：古永继

性别：男民族：汉

党派：中共党员出生年月：1953-9-1

籍贯：云南出生地：云南建水

毕业院校：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所获学位：史学硕士

现任职务：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专业职称：正高级

研究专长：中国历史西南边疆民族史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所在地区：昆明

中文名：古永继

民族：汉

出生地：云南建水

出生日期：1953-9-1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安徽师范大学

代表作品：《中国历史大事典》等

籍贯：云南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西南地方史地方文献整理

科研项目

1、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乾隆《滇黔志略》点校；

2、国家清史编篆委员会项目：《国家清史篆修工程项目：《典志．南方少数民族篇》；

3、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明清时期外来移民对滇黔地区的开发及民族融合影响研究》

4、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云南15种特有民族清代史料汇编》；

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史开发史系列研究》子课题：《西南边疆地区移民史》；

6、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项目：《元明清时期外来移民对滇黔民族关系变化的重大影响》。

论文著述

出版学术著作6部（合著），点校古籍2部，主编3部（副主编），并参加了一些辞书、专著如《中国历史大事典》、《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的撰写。先后于《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地方志》、《民族译丛》、《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贵州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译文70余篇。其中数据库收录学术论文40余篇，国际会议论文两篇，核心期刊会议多篇。

代表性成果：

图书：

天启《滇志》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滇黔志略》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地学·水利·航运卷》（合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西南通史》（合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论文：

《明代外来移民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民族和谐——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文集2009-07-27

《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哈尼族研究中史误的三点辨正》（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明代西南地区商屯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0期；

《“商人杀王莽说”辨析》（《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

《云南古代的水运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获奖成果

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次）

1994年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合著））

1996年云南省教委颁发的“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第一届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天启《滇志》点校）

1997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地学·水利·航运卷》（合著））

1998年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民族学三等奖”

2003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西南通史》（合著））

2004年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西南通史》（合著））

2006年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民族学三等奖

2008年获“云南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论文）一等奖（论文《哈尼族研究中史误的三点辨正》，《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2011年10月，获“云南大学伍达观教育基金第十五届优秀教师奖”——杰出奖(一等奖)

　丽江古城，是第二批被批准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我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此外，丽江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居住地，有着绚丽多彩的地方民族习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 云南少数民族 中看看丽江到底有多少民族。

　 丽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12个世居民族。共有汉族、纳西族、彝族、傈僳族、普米族、白族、傣族、苗族、回族、藏族、壮族、摩梭人12个世居少数民族。

　2010年丽江市5个县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537893人，占总人口的4321%；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706876人，占总人口的5679%；

其中，彝族人口为243282人，占总人口1954%；纳西族人口为240580人，占总人口的1933%；傈僳族人口为115730人，占总人口的930%。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56751人，增长了118%，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05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61372人，增长了951%，占总人口比重减少了05个百分点。

　彝族

彝族，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总人口约900多万，中国户籍登记的有871万4393人（2010年），越南、老挝、缅甸等国还有近百万人口。

　纳西族

纳西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纳西族有本民族语言，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诗文、绘画、雕塑、乐舞艺术名扬古今中外，纳西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

　傈僳族

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中心在中国原来的西康省（即现今云南省、四川省、西藏之间的州县）和古代丽江地区和云南腾越州的坎底地区、江心坡地区（即现今缅北克钦邦的葡萄县，为中国传统线和英国麦克马洪线东段之间的未定界领土于1960年归属缅甸邦联而设立的）。节日有傈僳族新年阔时节日，刀杆节。

（1956-1978年）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专门起草报告，正式向云南省委请示建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机构，经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8月8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云南省边委书记的孙雨亭兼任所长，时任省边委第三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的侯方岳任常务副所长。研究人员有范义田、张凤歧、李文初、杨毓骧、杨毓才、王均、黄超凤、傅素裴、徐志远、高滋生等。1958年省委任命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贾敦芳为所长，侯方岳为副所长。196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合并。“文革”时中辍。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最初规定为，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料和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对各民族各方面情况作系统的研究。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六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七个小组赴各地搜集资料。然后再组织力量开展对白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自1956——1958年，调查组编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六个佤族村寨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被认为“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怒族、傈僳等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壮、苗、布依、傣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其各自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结合田野调查，为更好地保存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前的资料，开始组织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内容的科学纪录影片。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搜集到被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方面最主要、最典型的一些材料，为以后一个时期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8月，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第二阶段的调查中，要求调查提纲与简史、简志的编写大纲基本统一。由于任务较紧，将更深入、全面的调查放在一边，而把力量集中在编写“民族问题三种丛书”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积累了大量资料，成为以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1960年冬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补充调查，但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同时，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的来临，经费上也出现了困难，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即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

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当肯定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包括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三套丛书，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一些学者转入书斋中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个人的零星田野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1961年5月，《彝族简史》初稿送交四川成都讨论会讨论。1963年马曜、缪莺和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分三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比较深入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发现的有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一些民族学家注意的焦点。宋恩常等人在云南宁蒗县调查时发现的母系制材料（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载《民族团结》1962年8期）披露后，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严汝娴、刘尧汉、詹承绪、宋兆麟、王承权、周裕栋到泸沽湖周边永宁盆地的母系制遗迹进行了考察，并为找到了论证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新例证而感到欣慰。在缩短战线和精简队伍的情况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补充调查，到1966年夏，才被迫停止。

1973年秋，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马曜、汪宁生、王宏道、王叔武、易问耕、夏光甫、江应梁、尤中、邹启宇等人开始编写一部云南民族历史，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5年古代史部分交稿写成，分送省委领导及有关单位领导审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1977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零星的调查也时而进行，如1976年夏，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公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邵望平、云南的汪宁生等同赴西双版纳对傣族的历法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素以对云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见长的宋恩常“文革”前就做了许多调查，“文革”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看书，“文革”结束后整理并出版了许多以前的调查报告。 （1979-1984年）

1978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恢复重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指示，开始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消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恢复。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领导，云南民族学院主管，由副院长董子健担任所长，王叔武、汪宁生、魏德明任副所长。当时研究人员主要有宋恩常、王宏道、张凤歧、易问耕、王均、许鸿宝等人。1980年至1984年，又调入蔡家麒、高立士、杨德鋆、朱德普、傅于尧、杨均、刀世勋、王敬骝、刘光智、李和林、李子泉、和志祥、赵嘉文、王筑生、雷宏安、田敬国、邹世恒等人，并吸收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部分年轻人来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划归云南民族学院单独领导，设有民族学、民族史、语言、艺术、教育、考古、宗教、经济八个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继承了50年代以来的工作基础，继续保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

中国民族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马曜教授担任副会长。此后在昆明、西宁、南宁、北京、四川乐山、吉林延吉、云南景洪等地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黄惠焜也担任过副会长。本所汪宁生、宋恩常、蔡家麒、和少英等均是会员。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建立，主要人员有宋恩常、董绍禹和雷宏安，由宋恩常兼任站长。主要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宗教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不定期以简报形式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汇报有关科研情况。198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撤销，与本所宗教研究室合并。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谢剑博士访问云南，在我所王均的陪同下访问调查了昆明东郊的彝族撒梅人，事后，谢剑博士写成《昆明东部的撒梅人》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1982年5月至9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派出由蔡家麒、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聚居地区，杨毓骧、和志祥又沿怒江上行，历经艰苦险危，到达西藏的察瓦龙、松岭和察隅等地，对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本所1979年恢复之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体性调查，调查之后，由蔡家麒、杨毓骧分别整理出《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等。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后，为集中反映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大本所的社会影响，创办编辑了以下几种刊物：《民族学报》于1981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而创办，并于1981、1982、1983年以年刊形式出版公开发行了三期。该刊发表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及本所部分专家的学术论文，《民族学报》的出版发行，在国内民族学界影响巨大，赠与国外同行也引起广泛关注。《民族学报》与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属当时国内最早的民族学研究期刊。《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研究译丛》、《民族考古译丛》均为本所内部刊物。《民族考古译丛》1981—1983年共编了3期；《民族研究译丛》从1981年—1989年共编辑11期。《民族调查研究》从1983年下半年编辑第一期起，直至1998年被迫停刊，共编辑出版了49期，刊发了所内外大批的民族类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影响。 （1985-199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等辞书的撰写和编写。参加了《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等项目、著作的撰写。开展了以下重要的集体性学术调查活动。 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并成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办公室即云南省编辑组设于民族研究所，由宋恩常、朱德普、高立士等人具体负责参与有关工作。从1980——198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云南简史》以及2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语言简志丛书，出版了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出版了涉及25个少数民族和有关尚未认定族别的族群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数十部。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等资料文集。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对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标志着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由中国民族学会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于1985年4月至6月在本所举行。这是继1983年在武汉举办首次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后再次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22种民族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担任这次讲习班教学任务的有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以及林耀华、金天明、陈永龄、吴从众、李一夫、黄淑娉、何耀华、杜玉亭、李昆声、尤中、马曜、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王敬骝、杨德鋆、蔡家麒、王筑生等专家教授。开设了《民族学》、《世界民族学概论》、《世界民族志》、《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问题研究》、《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艺术》、《云南各族古代文化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等共27门专题课程。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办讲习班形式，开展民族学人才的培训工作。1984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云南省第一期民族调查研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都是云南省各地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开设了民族学概论和侧重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 、《典靖市民族志》的调研撰写

1988年—199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为完成曲靖地、市民族志的撰写组成两个调查组，傅于尧、鲁刚、雷宏安、刘刚、马世雯等人完成《曲靖市民族志》，傅于尧、雷宏安、蔡家麒、高立士、金少萍、张桥贵、白兴发、朱德普等人完成《曲靖地区民族志》。《曲靖地区民族志》于1996年7月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4年，日本女学者横山广子到云南调查，由王均陪同，访问了昆明郊区彝族、路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和大理的白族。

1985年3月2日—9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本英治（社会学）、福田一郎（民族植物学）、森山昭郎（政治学）、马场优子（文化人类学）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应邀访问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此次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作了如下报告：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王筑生《少数民族经济》、田敬国《少数民族与云南的植物》、宋恩常《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蔡家麒《中国民族学的动向》、杨德鋆《少数民族的艺术》，福田一郎《尼泊尔的植物与民族》、山本英治《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着重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森山昭郎《日本的中国研究动向》、马场优子《阿伊努族的生活与问题》等报告。

根据中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于1985年3月8日在昆明签订的《关于学术交流的协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副所长王敬骝、助教刘刚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黄惠焜等一行4人，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和该校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教授的邀请，于1986年1月15日至27日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王叔武所长等去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参观访问了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北方语言研究所、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历史博物馆、藤井斋成会有邻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东京总部和京都放送局、大阪放送局，会见了日本社会学关系者、日中留学协会有关人员，与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此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国外交往不断。1990—1991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接待了来访的美、日、德、泰等国和台湾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十余批，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交流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即1991年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petermetoaif 教授主讲《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变化和成就》，1991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Freddamon教授主讲《区域模式的研究和库拉交易圈》，1990年7月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福田一郎、毛里和子教授举行中日合作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学术座谈会。1992年，本所王均、刘光智等参加云南民族学院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经济学、影视民族学、民族学系现代化、民族教育学、民族宗教、民族语言、跨境民族研究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些新学科的开辟崛起，很好地推动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本所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云南的少数民族如下：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民族为云南省特有，这25个民族分别是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瑶族、藏族、布依族、蒙古族、水族。

云南，素有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之称，云南即“彩云之南”、“七彩云南”。境内拥有丽江古城、石林等旅游景点。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各民族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可以感受邻国异域文化。

土壤特征：

云南省因气候、生物、地质、地形等相互作用，形成了多种多样土壤类型，土壤垂直分布特点明显。经初步划分，全省有16个土壤类型，占到全国的1/4。其中，红壤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50％，是省内分布最广、最重要的土壤资源，故云南有“红土高原”、“红土地”之称。

云南省稻田土壤细分有50多种，其中，大的类型有10多种。成土母质多为冲积物和湖积物，部分为红壤性和紫色性水稻土。大部分土壤呈中性和微酸性，有机质在15％～30％，氮磷养分含量比旱地高。

山区旱地土壤约占全省的64％，主要为红土和黄土。坝区旱地土壤约占17％，主要为红土。旱地土壤分布比较分散，施肥水平不高，加之水土流失，土壤有机质普遍较水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