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有专攻，中华书局以出版古籍为主，校对、编辑、排版都很麻烦，所以比较贵。一般的出版社类似盗版书一样的程序出书，又没有那么多专业人士要开工资，自然便宜。建议你古籍还是买中华书局的，就像外国文学要买译林或人民文学或上海译文的一样。

问题一：上海古籍和中华书局的《尚书译注》哪个好 上海古籍的，要专业一些

问题二：想买本 尚书 不知道哪个版本最正宗 只要纸上印的是 尚书 何来正不正宗呢

要正宗 几千年前去找吧 建议你搜一下 唬后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 这样不错 现在不论什么出版社出的都是没有拿一分钱给尚书的作者 你又何必给他们钱呢

问题三：尚书译注怎么样 历来都有对《大禹谟》的质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证这篇文章的不合时宜。顾颉刚先生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五行观念是战国人才有的，所谓六府不过是五行加上农业而已。后来的颜元也将六府三事当作自己学派的不传之秘，虽然自己的学生李b早已经在南方知道《大禹谟》靠不住了。清人对于《古文尚书》的仇恨，关键还不在于六府三事，而是在于程朱将其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厥执中”当成了传道要诀，对此清代学者只要证伪此篇，就能推翻程朱的学术基础。 当下总是有一些学者企图通过别门秘籍来试图说明两千年学术的虚妄，其风气大概是源自于清代学者，既然阎若璩能够证伪古文尚书，那么康有为就可以将古文经全部指认为新学伪经，当然到了钱玄同、顾颉刚直接将今古文经全部打到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地逻辑，也就说两千年人的眼睛都是瞎子，必须靠清人和民国学者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怪不得梁启超、胡适等人将清代学术等同于启蒙运动，其原因就在于清代人敢于疑经疑古，敢于反传统。这样的学风怎么就不能开出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呢？我们看到那些疑古派皆将自己的学术上溯到清代，撰写了为数不少的清代学术歌颂文章，想来原因就在于清代的疑经疑古了。现代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将其看做是启蒙运动，但是我们必须说人家那是反满革命，利用考证来反抗满清统治，秀才造反的高级形式。 如果疑经疑古在清代还属于反抗清 的隐匿形式的话，那么民国以降的疑经疑古其目的就非常可疑了。五四之后，反传统的主要方式就是胡适提倡的可学考据，但是满清已经推翻了，还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还要通过皓首穷经来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吗？经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已经在“民国”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了吗？为什么还有包括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敌视和推枯拉朽般的批判呢？今天，我们早已经失去了经学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人们已经不用科举考试了，为何还有人对于读经（读书）大加指责，或者冷嘲热讽呢？ 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越是得不到，越是表现出某种嫉恨。现代知识分子因为放弃了传统德性，所以在现代也不招人待见。虽然他们号称是学苏格拉底，做城邦的牛虻，但是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败坏青年人的德性，引进外来的新神（德先生赛先生），而且反客为主，不仅将主人赶出大学，而且还要将孔夫子挖坟掘墓，李代桃僵――君如不信，请看今天所谓的教主大儒，昔日谁没干过批儒批孔，若不是当年因批孔批儒才读了写四书五经，今日怎好冒充大儒，祸国殃民呢？反正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都是国学大师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吐槽半天，主要还是想说明，大禹谟还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至少这篇文章就算从东晋开始，到今天也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历代对于《大禹谟》的解释也汗牛充栋。哪怕一朝证伪，也说明不了这篇文章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中，看看这篇《大禹谟》到底说了什么，为何会在历史中产生如许多的影响。 一如果说尧舜禅让还没有太多的疑窦的话，那么《大禹谟》中，虞舜与夏禹之间的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在这篇《大禹谟》中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全文的重心，强调了君主如何才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虞舜伯夷说的是保持君主的德性，知人善任就可以了。而夏禹则是提出六府三事作为君主的职责。第二部分是虞舜也同唐尧一样提出继承问题，夏禹表示谦让，并推荐皋陶。然后是虞舜对于皋陶的赞颂，皋陶立刻也谦虚了几句，认为赏罚是君主的职责。并认为这是虞舜的治理有效的表现。第三部分，这是非常突兀表示了，虞舜要将王位让给夏禹，来报答他治理洪水的功劳。然后讲述了一大堆君主德性的言辞。夏禹又是再三的推辞>>

问题四：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都有哪几本？ 周易译注

论语译注

孟子译注

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

文心雕龙今译

孝经译注

春秋左传注

春秋公羊传译注

礼记译解

尚书诠译

孙子译注

孙子兵法新注

左传译文

诗经译注

公孙龙子译注

墨经译注

问题五：推荐比较好的十三经版本 楼上那种看起来太费眼睛

只能收藏作为查阅

推荐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畅

作者: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副标题: 尔雅注疏、孝经注疏、论语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礼记正义、仪礼注疏、周礼注疏、尚书正义、周易正义

ISBN: 9787301026236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9-12-1

十三经注疏

ISBN: 9787301047248

页数: 12700 页

定价: 298000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0-12-01

十三经译注（套装全十五册）

作者: 程俊英、黄寿祺等译

ISBN: 9787532538171

页数: 全十五册

定价: 519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丛书: 十三经译注丛书

装帧: 盒装

出版年: 2009-7-1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

作者: [清]阮元校刻

ISBN: 9787101068443

页数: 6176页

定价: 980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2009年

问题六：颜氏家训有几个版本，哪个出版社的比较好，收录全本的，译注比较好，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20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学者撰写了多不胜数的珍贵典籍，但因战乱及种种原因，散佚不少．清朝乾隆皇帝为保存文物国粹，下令广徵前代遗书和本朝文人学者著作，设馆纂修《四库全书》，历时十余年完成．《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80余册．其收书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编辑时间之久，一时无两，是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四库全书》原本共抄录四套，后再加三套，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及文澜阁．参与这项编纂工作的人超过三百多名专家学者，近四千名抄写人员．后来因为战乱，大部分藏本已散佚损毁，现在仅存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套及文澜阁残本．　《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四类、七十属．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学、农学、占卜等，是研究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很多为人熟识的经典著作，如：《论语》《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本草纲目》《陶渊明集》《文心雕龙》等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现今在中华文化领域保存得最完整、抄写得最统一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有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成一大套百科丛书．因其收书极为丰富，文献资料繁多，实乃规模宏大的资料库．　四库全书　经部 十三经（简介）　　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 礼记　其他　　四书章句集注 春秋繁露 韩诗外传 大戴礼记　史部 二十五史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南史 北史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　其他　　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 战国策 贞观政要　　逸周书 古列女传 徐霞客游记 大唐西域记　　荆楚岁时记 唐才子传 通典 东观汉记　　前汉纪 后汉纪 华阳国志 洛阳伽蓝记　　唐会要 唐律疏议 吴越春秋 越绝书　　竹书纪年　子部 兵书类　　武经七书孙子兵法　　吴子　　六韬　　司马法　　三略　　尉缭子　　唐李问对　　孙武　　旧题：吴起 [注]　旧题：姜尚 [注]　田和 [注]　旧题：黄石公 [注]　尉缭　　阮逸 [注]　其他兵书　　孙膑兵法 作者：孙膑　　百战奇略 作者：刘基　　握奇经 旧题作者：风后氏　　鬼谷子 作者：王诩　　将苑 旧题作者：诸葛亮　　何博士备论 作者：何去非　　三十六计 作者不详　　守城录 作者：陈规　　孙子略解 注者：曹操　　兵制　　阴符经　　太白阴经 作者：李筌　　历代兵制 作者：陈傅良　　素书　　《备论》　　乾坤大略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曾胡治兵语录　　其他子部　　梦溪笔谈 太平广记 孔子家语 韩非子 墨子　　列子 庄子 荀子 公孙龙子 鬼谷子　　搜神记 搜神后记 周易参同契 山海经 校注 归田录　　艺文类聚 穆天子传 唐摭言 唐新语 颜氏家训　　古画品录 盐铁论 弘明集 广弘明集 宋高僧传　　道德经 钝吟杂录 申鉴 论衡 说苑　　新语 宣室志 九章算术 吕氏春秋 世说新语　　黄帝内经灵枢经 黄帝内经素问 备急千金要方 伤寒论注 金匮要略注　　难经本义 神农本草经 棋经 茶经 抱朴子内篇　　法言义疏 风俗通义 i冠子 孔丛子 齐民要术　　潜夫论 人物志 西京杂记 晏子春秋 中论　　周髀算经 朱子语类 邓子 林泉高致集 山房随笔　集部 全唐诗 全宋词 李太白全集 乐府诗集 文心雕龙　　文选 王右丞集笺注 楚辞 楚辞补注 观>>

问题七：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中华书局 共有几种 周易译注

论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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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注译及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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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八：求四书五经的权威版本 四书如果能看懂朱熹的注那是最好的了，毕竟是独步千古的注。《中庸》是四书中最难的，可以暂时不管。《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言语，和现代人的生活隔的太远了。但是，至少在一千年的岁月里，《学》《庸》中那些胸怀天下的理想，是中国的儒士们一直是深信不疑的。《论》《孟》的注本还有以下选择：

《论语》：

市面流传最广的普及注本可能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这本书的优点是短小精悍，没有一句废话，而且对于文字注释的拿捏非常精到，不愧是有朴学家传的大家注出来的。但是，我却很不推荐这本注本。原因是《论语》的精彩之处他没有一点发挥和提点，用朴学家的方式注《左传》，杨伯峻注的很精彩，但是这样来注论语就有点买椟还珠之感了。我的感觉是，虽然这本书内容看来似乎没有受一点文革时意识心态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一点也没有为初学者提供义理的启发，所谓“不谈义理”其实是一本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无奈之作。

我推荐四个版本的注：朱熹的集注，钱穆的《论语新解》，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和海宝楠的《论语正义》。《论语正义》可能篇幅太大，可以暂时不读。但是，朱熹，钱穆和杨树达的书我建议一起读。朱钱谈义理，《论语疏证》以事实证之，一起读正好可以体会“内圣外王”之道。

《孟子》：

相比《论语译注》，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倒是不错的。原因在于孟子多半把该说的都说了，不像孔子比较含蓄隐而不发。所以只注文字，感觉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当然最好还是比对朱熹的集注一起读为好。然后，再有余力可以读焦循的《孟子正义》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五经实在不适合初学者涉猎。即使是在清朝朴学大盛的遗泽下，《五经》中还是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篇幅短的（《书》《易》）读起来有如天书，篇幅长的（《礼》《春秋》）却让人不时会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往往读了大段不觉有什么收获。《诗经》可能是最适合初学者读的，但要想通读三百篇恐怕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戴震13岁的时候就将十三经注疏读过一遍，简直不可想象。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慢慢读，多读几个注本，好好做笔记。

首先，十三经注疏是一定要啃的，现代人的注本虽然有时会发古人所未发，但是那都是在十三经注疏这座大厦上加块砖而已。现代人的优秀注本推荐如下：

1《易》：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金景芳、吕绍纲 《周易全解》，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

2《书》：顾颉刚，刘起D《尚书校释译论》

3《诗》：程俊英《诗经注析》，陈子展《诗经直解》

4《左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5《礼》：内容多而繁杂，好的注本都是清人著作。现代人的注本不多，杨天宇写过《周礼译注》《礼记译注》《周礼译注》。

我是学中文的大多是我们的专业书。很值得看的。

问题九：据清华竹简，确定古文《尚书》系伪书，那么现在流行的《尚书》还有什么价值呢？ 古文《尚书》 是伪书是早就有定论的，在竹简没有发现前根据考据学就已经被认为站不住脚。所谓的伪也不过是这书所声明的时代有问题。但是该书毕竟也是古人所写，也还有所编纂人那个时代的印记，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当然含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有许多的文物作假，要做成唐宋时代的。可是如果你假设再过1000年回头来看这些假的东西，当然也是文物了，前提是能够留存的话，尽管在今天可能不值钱。那千年后的人可以根据这些假的物器，就能分析出现在的工艺制造水平等等东西出来。所以，真假也总是相对而言的。

至于有没有意义，这个怎么说呢？你不去读他，再多意义都没用。

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以后是“四书”的时代。早期儒家经典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黄金时代”；程朱理学割裂了儒家与社会的广泛互动，形而上的教条成为读书人的禁锢和枷锁

诗、书、礼、易、春秋，叫作“五经”，都由孔子编订。从三代、先王之治到春秋礼崩乐坏，孔子的思想贯穿其中，也提供了士子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广阔视野、鲜活样板和圣贤情怀。那时的儒家多心胸天下的悲情英雄，建功立德、著书立说者层出不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才是汉唐读书人的主流声音。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大力倡导“四书”，认为《论语》《孟子》是最重要的文献，《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南宋绍熙元年，弟子朱熹在漳州汇集刊刻《四书》。《大学》《中庸》的注释叫“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叫“集注”。元代延佑年间恢复科考，从朱注《四书》中出题，明、清沿袭而成“八股文。”

所以我说：“五经”的精华在于“春秋大义”，“四书”的要决在“朱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铁琴铜剑楼蔵本（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应该是现存最老的《论语集注》了，具有不可替代的版本学、校刊学的学术价值。现国家图书馆岀版社已出影印本：

《论语》形成简史和清以前的六大经典刻本、五大注释本

《论语》是记述孔子言行的主要材料。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撰而成，从书中内容可以断定其成书于战国初期。据《汉书•艺文志》，汉初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本子和流派。《古论语》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旧宅墙壁中，为古文；其他两家为今文。张禹据《鲁论语》的篇目，兼采齐说，择善而从，完成《张侯论》。东汉末郑玄继《张侯论》，参照古论语和齐论语整理并作注，成为现行各本的祖本。

汉代《论语》已成为学者必读书，但尚未入“五经”；唐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监，成为“十二经”之一。至宋，《孟子》始列经部，“十三经”成型。南宋以前，经、疏单行，绍熙年间最权威的“十三经”注、疏合刊本问世，后复有十行本。明嘉靖中据十行本重刻成闽本，万年间据闽本重刻监本，崇祯时据监本重刻毛氏汲古阁本。清初有武英殿本，后阮元以十行本校他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刻本。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影印于阮刻本，包装上乘，价格甚至仅与它社单行本差不多，阮元《校勘记序》也有补入。在世纪出版活动期间，嘉会特价收入，分享一下：

历代学者研读，注释、考证之书汗牛充栋，以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刑昺的《论语疏》、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最有影响。何晏的《论语集解》实五人共撰，汇集了两汉至三国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诸家之说，保留了几个古本的原貌。皇侃的《论语义疏》是对何解的注解，“为后学所宗”。刑昺疏是何解的疏证，“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且侧重章句训诂。朱熹《集注》主要是阐发理学思想。刘宝楠正义也是注释何解，但采集了清人注释、考证，注重训诂、考订，代表了旧注的最高水平。

古本不可求，有上古《十三经注疏》和中华书局《论语正义》、国图朱熹《集注》，古本也已无缺。

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和现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这十三部经典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儒家的主要经典已包括在内了。这十三部经典在传授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其中大部分失传。保存下来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注，《尚书》汉孔安国注（据考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却有较高的水平），《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周礼》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注，《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谷梁传》晋范宁注，《论语》魏何晏集解，《孟子》汉赵岐注，《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主体部分是汉晋间人注。这些注有的不是汉人的旧注，但也汲收了汉人的旧注。相对于宋元人的注，这一批旧注被称为“古注”。经文古奥，后人理解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这些古注，原因是这些古注离经文产生的年代相对较早，并且古注本身又大都有更早的来源或依据，前人认为这些古注“去古未远”，有较大的可靠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于经文和古注又逐步产生了更为详尽的疏解，这些对经文和古注的疏解称为“义疏”，南北朝时期比较发达。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了“五经义疏”，由于是朝廷主持，所以称“五经正义”。这五部书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另有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论语疏》、《尔雅疏》、《孝经疏》，另有托名孙奭撰的《孟子疏》。总的看来，唐人的疏是总结南北朝至唐初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总结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来源和依据。《孟子》原来不在“经书”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条疏文开头时提示“某某至某某”，如《关雎》首节疏，先说“关关至好逑”，然后再作疏，《关雎》的正文省略。历史上称这种文本为“单疏本”。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解经的方式叫“音义”。主要是为疑难字注音、释义。注音用反切，或直音。这种“音义”大概是受佛经的音义影响发展起来的。对于诵读经典有很大帮助。现存的佛经当中有大量音义，还有人专门汇集为《一切经音义》。如唐代释慧琳、释玄应都有《一切经音义》。儒家经典的音义到隋朝由陆德明撰定为《经典释文》一书，可以说集音义之大成。不仅包括当时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音义，还包括《老子》、《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音义。《经典释文》不仅保存了大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释义，还保存了经文、古注在文字上不同文本的异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尔雅》、《孝经》、《孟子》有宋人的“音义”，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孙奭《孟子音义》弥补了音义系统的缺项，到清代受到重视。后人把“音义”又叫“释文”，是因为大部分经典的音义见于《经典释文》。

总的看来，“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这四大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宋人对于儒家经书又有新的注释，尤其是程朱系统的注释，后来形成了《五经四书》，注释完全是一种新的面貌，这当中借鉴汲收了注疏，但有许多新的见解。《五经四书》的注释为：宋朱熹《周易本义》、宋蔡沈《书集传》、宋朱熹《诗集传》、元陈澔《礼记集说》、宋胡安国《春秋传》、宋朱熹《论语集注》、宋朱熹《孟子集注》、宋朱熹《大学章句》、宋朱熹《中庸章句》。《周易》有的还附上程颐的《周易程传》。南宋以来，到清代，一直非常流行，逐步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南宋以来学习儒学的，大都以朱熹等人注释的《五经四书》为依据。汉唐人的注疏则被称为“古学”。

“单疏本”由于经文、古注不全，阅读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现了补齐经文、古注的经、注、疏合刻本，就是后来称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是南宋初年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传世的《礼记正义》有当时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的福州人黄唐的跋语，十分重要：“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於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黄唐说得很清楚，合刻是为了方便。这个系统的本子经文是半页八行，字比较大，称“八行本”。现存的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是绍兴府地方刊刻的，不过是同一格式，显然是配套的。有了经注疏合刻本，同时北宋时曾经刊刻过的单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传世。“单疏本”有刻本或钞本传世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尔雅》。

在南宋福建这一刻书中心，还出现了经文、古注、释文的合刻本，叫“附释文本”或“附释音本”。比较有名的是余仁仲万卷堂刻的。还有建安王朋甫刻的附释文本《尚书》孔安国注，《尚书序》末有牌记云：“五经书肆屡尝刊行矣，然鱼鲁混淆，鲜有能校之者。今得状元陈公讳应行精加点校，参入音释雕开，于后学深有便矣。士夫详察。建安钱塘王朋甫咨。”显示了《经典释文》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则出现了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合刻的本子。这种合刻，是以经注释文合刻本为基础，再加上“单疏”形成的。这种经、注、释文、疏合刻本，有名的是刘叔刚刻的十行本。还有福建魏县尉宅刻的《附释文尚书注疏》。在四川眉山这一刻书中心也出现了《论语注疏》这样的经、注、释文、疏合刻本。

经注疏合刻、经注释文疏合刻，都是为了方便阅读。这一点朱熹在《答应仁仲》一函中论及《仪礼经传通解》时说过：“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引用，文稍异）朱熹认为“经注本”和“单疏本”各自为书，是一种“弊病”，他把它们合起来，就“尽去其弊”了。事实上，把经文、古注、释文、疏合并起来，很像清代以来的“集解”，这种集解古已有之，《论语》何晏注、《汉书》颜师古注都叫“集解”。旧注多了，汇起来方便阅读，这是自然容易想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合为一编，恰恰是“古学”的合本，是在宋人新注之外自成体系的注释。后来的学者讲“经学”时往往以《十三经注疏》为依据，而讲“儒学”或“宋明理学”时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依据。表面看来还是这些书，而实际上注释属于两个阵营。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说过：“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他的立场显然属于“古学”一边。而一般士子读经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从《五经四书》始。明白了这个背景才能明白阮元的话是代表一个流派的，而不是当时人都认可的常识。

清代朴学家讲求“古学”，对“十三经”作了更为深入的注释，这些注释最终凝结成一个系统，称“清人十三经新疏”。其中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等。有的新疏没有作出来，例如《大戴礼记》，当代经学家刘晓东先生用三十年之力完成了《大戴礼记义疏》，其不平凡的贡献就不可孤立地去看了。这些“新疏”显然是对着旧的《十三经注疏》来的，训释有很大进步，但基本路线却是“古学”的发展，依然是站在《五经四书》朱熹等注解的对面的。因此，就经书的注释来说，仍是两个阵营，我们姑且沿用旧的称呼，叫“汉学”、“宋学”。《十三经注疏》基本上是“汉学”的代表。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朝廷组织学者撰定了《御纂七经》，包括《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其大体思路是不专主宋学，而是汉宋兼取，希望汉、宋合流。乾隆间曾下令各省重刊，清中叶以后也有各地重刊本，传世量较大，而读者不一定很多。这条汉宋合流的路子，现在看来没有走通。

从现代的眼光看，总体上说，“汉学”较多地注重训诂名物制度，而“宋学”更多地注重思想，在思维模式和兴趣点上有较大差异，不具备“合流”的学术基础，而是属于“互补”的关系。当然不能“合流”，却并不意味着不可“兼治”。清代“汉学”代表人物吴派惠栋、皖派戴震，都是主张“汉宋兼治”的。

既然《十三经注疏》是“古学”的代表，那么整理研究工作就格外重要。其中“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校勘。

校勘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确定不同文本之间异文的是非，形成错误较少的文本。唐代颜师古等曾校定“五经”，形成《五经定本》。这种工作东汉蔡邕奉朝廷之命刊刻的《熹平石经》，唐代后期刻的《开成石经》（包括经书十二种），都是同等性质的“定本”。为了确定经典的用字，唐代还编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郑玄在注解经书时，曾特别注明今文本、古文本有的字不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五代后蜀曾在成都刻石经，到北宋才刻完，称《蜀石经》，南宋初年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国子监本校蜀石经，发现文字有不同，如《论语》“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蜀石经作“举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等等。有些是非一时也不能确定，他就写了《石经考异》，刻在石碑上，立在蜀石经旁，可惜失传了。历史上对儒家经书和古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取得了丰硕成果。清代初年张尔岐用《开成石经》本《仪礼》校勘当时通行的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发现了不少脱文、误字，写成《仪礼监本正误》。他还发现《开成石经》也有错误，写成《仪礼石本误字》。这对顾炎武启发很大，顾炎武还抄写一部带到山西。顾炎武到了西安，看到《开成石经》，于是根据拓本校勘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写成《九经误字》一卷，比张尔岐校勘的范围更大。他在《日知录》中批评北监本“脱误尤甚”，举出五条脱文例子，其中一处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个字。他慨叹“秦火未亡，亡于监刻”。

清代对《十三经注疏》进行全面校勘的有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附《考证》。这部《十三经注疏》刊印精美，第一次配齐了“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四大项内容。每卷之后附有“考证”，也就是校勘记，讨论了一些文字异同是非问题。乾隆中后期修《四库全书》，其中的《十三经注疏》用武英殿本誊录，但又根据旧本作了校勘，进一步增补了“考证”，从而比殿本又有所进步。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作巡抚，根据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重新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每卷附有更详细的《校勘记》，历史上称“南昌府学本”、“南昌本”或“阮元本”。这个版本由于不少著名学者参加了校勘工作，因而受到广泛重视。从那时到现在，“阮元本”都是权威版本，是学者最常用的版本，各种形式的重印本难以统计。

但是，阮元本并不完善。例如人们比较看重的他的《校勘记》，就存在一些缺点。前面说的《日知录》批评万历北监本《仪礼》脱文的话，被《四库全书总目》中《仪礼注疏》的提要直接引用，阮元把这一篇《仪礼注疏提要》刻在南昌本卷首，这样世人都知道北监本《仪礼》不精不善了。可是在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中，却没有指出北监本《仪礼注疏》的那五段脱文，而是仅仅指出明末毛晋汲古阁本脱去那五段文字。汲古阁本比北监本晚，并且是从北监本来的，那么汲古阁本的脱文当然是从北监本来的，单单指出“毛本脱”是不得其根源的。我们进一步校勘北监本之前的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发现也同样脱那五段文字，比李元阳本更早的明嘉靖间陈凤梧刻本《仪礼注疏》也同样没有这五段文字。因此，阮元校勘记固然不到位，顾炎武批评北监本也同样没有得到脱误的根源。进一步查对清代汪士钟影刻宋本《仪礼疏》单疏本，我们发现其中没有这五段经文的疏。就是说唐代贾公彦并没为这五段经文作疏。顾炎武认为失去这五段经文的疏，是北监本的责任，慨叹“秦火未亡，亡于监刻”，同样也没弄清脱误的根由。因为这五段经文当初贾公彦没有作疏，因此也谈不上“亡”。我们上面说过，“单疏本”没有经文、古注。后人在单疏本基础上补足了经文、古注。很可能明中期陈凤梧合刻《仪礼》经文、古注、疏文时，因为这五段经文没有疏，导致添足经文时漏添了。如果我们不把各个版本对校过，这些问题就弄不清楚，就会得出错误结论。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校勘的任务除了发现并改正错误之外，还有两个功能，那就是评判版本的优劣、梳理版本的源流。

上面说的陈凤梧本、李元阳本、北监本，都是阮元见过并且用过的，却没有把脱文情况反映在《校勘记》中。还有单疏本，阮元也用了，对于这些疏文根本不存在，阮元也没在校勘记中说明。这都是“漏校”。这样做的结果是，误导读者，认为毛本极劣。其实顾炎武也误导了读者，认为北监本极劣。这都不是确切的答案。除了“漏校”之外，还有些古本阮元当时没见到，例如《周易正义》单疏本、《周易注疏》八行本、《尚书注疏》单疏本、八行本、宋魏县尉宅本、蒙古本、《礼记正义》八行本、《论语注疏》蜀刻十卷本、《孟子注疏解经》八行本等，阮元都没见过。从而限制了校勘质量。这是古本。离阮元时代较近的乾隆武英殿本，阮元可能不太重视，没有校勘，因面没有很好地汲取其长处。例如《周礼注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一节下疏文：“掌其戒令赏罚”下，阮元本有小字注：“原本实缺七格”。这七个字南宋八行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作：“则是于军因为师”。阮元根据的底本没有这七个字，他也添不上。但是武英殿本已经根据《州长》注推测出来，并且补上了。殿本补的这七个字和南宋八行本吻合，而且被后来的孙诒让《周礼正义》采纳（参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十分可贵。阮元没有见过南宋八行本，是客观困难，但是武英殿本近在咫尺，却没有一校，导致这七个字无法校补，而仅仅注出原本“缺七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直到今天，乾隆武英殿刻本也很少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视。鉴于这些原因，《十三经注疏》的校勘工作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这是规划《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学术理由。

前面说过，《十三经注疏》包括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四大项内容。前人在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文、古注、释文方面，而在疏的校勘方面就相对薄弱。由于校勘工作规模很大，初步统计《十三经注疏》李元阳本、武英殿本都在11000页以上。而历史上《十三经注疏》（早期还不到“十三经”）的版本至少有南宋刻单疏本、南宋刻八行本、南宋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刻本等十个系统。之外还有单刻的。约略计之，总共有10万页。全部校一遍事实上校不干净，不免误校、漏校，还必须二校、三校。校三遍，就是30万页。一个研究生一天坐班四小时可以校10页，一年校3千多页，十年校3万多页，30万页就要10个学生校10年。再合成一份《校勘记》即《汇校》，估计还要5年。15年时间那是在目前形势下不大允许的。如果再进一步扩大校勘范围，加上白文（无注）本、经注本、经注释文等版本系统，还会进一步加大工作量，其可行性受到质疑。学问之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只能欲速不达，壮志难酬。所以较为切实的方案仍是先把校勘范围限定在前人工作较薄弱的“注疏”版本系统内。就上面的估算，如果从10人增加到15人，那么10年就变成了7年。如果熟练了，每人每天不止校10页，而是增加到15页，那就缩短到5年。加上合成一份《校勘记》的时间，初步合计8年可以完成。从程序上说，如果开始大家一齐校《尚书注疏》一种，分工合作，那么200天可以完成，先出版。一方面探索经验，另一方面也征求学术界意见，同时也为团队打打气，长长精神。这样再校《周易注疏》、《毛诗注疏》，次第出版，就比较可行了。

阮元的《校勘记》附在他刻的南昌本《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乾隆武英殿本的“考证”也附在殿本《十三经注疏》之后。我们的《汇校》也同样要附在《十三经注疏》的正文之后。那么，哪个版本适合作我们的“底本”呢？

适合作“底本”的版本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十三种书俱全。二、经、注、释文、疏俱全。三、错字少。历史上具备这三个条件的版本并不多。南宋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传于今天的都只有几种。元刊明修本缺少《仪礼注疏》，并且一半书版为明朝补刻，补刻的部分错字较多，并且有的书页有“墨块”缺字。嘉靖李元阳本来自元刊明修本，缺字大都没补上。都不适合作“底本”。北监本补上了缺字，是一个完整的官版，错字也比以往的版本少。比北监本晚的汲古阁本因为校刊不精，错字反而比北监本多，所以汲古本不适合。乾隆武英殿本是在北监本基础上校刻的，改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考证”，补足了“音义”（主要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种），事实上是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经、注、疏、释文俱全的本子。并且也是第一次为全部经注疏释文加了句读（用类似于句号的小圈加了断句标点）。翰林们断句的能力一点不比今人差，甚至更强，所以断句错误不敢说没有，但确实不多。这个本子刻印精良，也适合影印。从这些优势看，殿本很适合作“底本”。遗憾的是，殿本校刊时，翰林们对原书作了编辑工作。比如把解释篇名（如《关雎》）的疏文从各篇移到各经卷首，再比如删去了每条疏文前头提示性的话“某某至某某”。有的地方因为删去提示语，造成疏文眉目不清，乾隆殿本的整理者又重新增加了某些提示语。还有少数地方，对于疏文引用别的书，引文不完整的地方，作了增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十三经注疏》的面貌，这在校勘学上是不提倡的。其后的《四库全书》本完全沿用了这一格式。这样，殿本作为“底本”就不合适了。

剩下的只有北监本、阮元本。阮元本十分常见，并且每卷附有“校勘记”，我们如用作“底本”，就不能删去阮氏“校勘记”，否则不是完整的阮本。如果保留阮校记，那么要把“汇校”附在阮校记之后，大有叠床架屋之感。况且，我们的“汇校”本来是针对阮元的校记不完善而来的，将来“汇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往往是针对阮元的，难以避免“同室操戈”的麻烦。所以阮本作“底本”也有不方便之处。不得已，只有选用万历北监本作底本了。

万历北监本的长处是规规矩矩，经、注、释文、疏的排列格式沿用了南宋福建十行本的旧式，与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一致。容易相互比对。再就是北监本十三部书完整，比在它之前的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以及在它之后的汲古阁本，缺字、误字都少。因而选作底本具备基本条件。

当然北监本也有不完美处，那就是《论语》、《孟子》、《孝经》无音义，《尔雅》用的不是陆德明《释文》，而是宋人的《尔雅音》。《周易注疏》的《释文》没散入正文，而是独立附于《注疏》之后。这种格式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也都如此。补救的方法是，影印北监本时，把唐宋人留下的《论》、《孟》、《孝经》、《尔雅》音义整体附在各经之后。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殿本的句读是了不起的科研成果，我们决定在影印北监本时，把殿本的句读移到北监本上，供读者参考。同时也避免我们作校勘记时摘句破句。至于殿本句读偶有脱漏（应加而没加）、错误，我们不予改正，以示谨慎，并取信于人。如果我们作了改订，一是不能都改正，二是不能保证不出新错误，三是改的地方不能处处都加说明。将来告诉读者：“殿本句读错误和漏加的我们作了订补。”读者会问：“你改了哪些？改得对吗？”想象的空间就大了。所以我们决定不改，保持原貌。

我们的《汇校》的基本面貌大体明白了：《十三经注疏》正文全部影印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外加乾隆殿本的句读。每卷影印的监本之后，附有排印的《汇校》。《汇校》除列出各本异文之外，还要把前人的校勘成果，例如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顾炎武《九经误字》、殿本“考证”、库本“考证”、阮元“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等摘附各条之下，供读者参考。

《十三经注疏汇校》具有以下功用：一、有利于进一步考证文本的是非，改正错误，整理出错误较少的《十三经注疏》通行读本。二、有利于借助异文，考察历史上《十三经注疏》各个版本之间复杂的流变关系。三、有利于评价历史上作为重大文化活动的刊刻《十三经注疏》工程的功与过。实际情况是：即使评价不高的汲古阁本，也往往有胜于他本处。这些先贤的努力和贡献，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不应当埋没。而不通过仔细的全面的校勘，这些学术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答案的。四、《十三经注疏》各本的异文，有不少是异体字、俗体字、讹体字、避讳字，这些异文也许在经学家看来无助于经义的考证和理解，但对于考察宋元明清时期经典文本的用字状况却有一定的帮助。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在从事“中华字库工程”，清理历代文献用字情况，并对汉字的不同字符作数字化处理。根据有关文件，初步估计，仅楷书字符就有30万个。我们认为《十三经注疏汇校》在清理《十三经注疏》宋元明清各个文本异体字、俗体字方面足资参证。因此，《汇校》不仅对经学、经学史研究有直接帮助，而且在版本学、出版史、校勘学、文字学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体例是注疏体。

体例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是tǐ lì，指著作的编写格式；文章的组织形式。出自《宋书·傅隆传》：“ 汉兴，始徵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

可以将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根据编排的年代跨度长短的情况，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也有以国家为单位来分别记叙历史的，称国别体。

《诗经》是周代至春秋时代诗歌的总集，由汉代毛亨作传的称为《毛诗》，汉代郑玄曾加以笺注。到了唐代，孔颖达又为之作疏，称为《毛诗正义》或《毛诗注疏》，後人将之列为《十三经注疏》之一。

本次对《毛诗注疏》的标点校勘整理，以日本足利学校所藏的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刊刻的《毛诗注疏》为底本，此本是真正的宋刊十行本，是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

参校本则博采众书，如唐石经、阜阳诗经残简、《四部丛刊》影印宋刻巾箱单注本、嘉庆二十年阮元所刻注疏本等等，达数十种之多。校勘成果则撰成《校勘记》，附於每卷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