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满地残阳看绝笔，落花如雪泪如环。"此余师兄王君蘧常题其师沈寐叟墨迹之绝句诗也。王君十余岁由其父甲荣携往请业，寐叟未及与之论学术，简述书法奥诀告之，君晚岁题其真迹，为诗如此，余手录之，今稿不复存，尚能背诵不误。

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

寐叟入仕途于晚清中光绪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贡士，出余舅祖翁瓶庐相国同和门下，殿试第三甲第97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20名，钦用主事，观政刊部，自是始与贤士大夫交游，名扬海内矣。寐叟生值清季，觅见历代古物及新发现之文献珍品，以其乾嘉治学之法治之，于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于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为一冶。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论学开一世之新风，而罗、王包罗之广犹不能及寐叟，寐叟于学术外尤擅书法绘画，此皆罗、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论并世学人，或与太炎章先生并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学趋向，一以清中叶为归，结一代之局则有余，若云创新，则逊寐叟一筹矣。

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笔记、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这例编次之，颜日《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

书法一道，既汇众长于一，寐叟少年时得启迪于张裕钊，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写经，无所不取、无所不舍。寐叟所处之时代，玉人士称寐叟第子王蘧常为当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数倍之寐叟，奚待戋戋之赘言乎？

中国书法是一种独特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中国的书法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打从汉字一产生，便出现了书法艺术的萌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直至秦代，统一了文字，创制了秦篆（小篆）、秦隶。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汉隶、楷书、草书、行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相适应，我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相对而言，古代书法理论的出现比书法艺术的形成要晚一些。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古代书论著作最早出现于汉代。西汉大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秦/汉　　

　　汉代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初创期。随着书法艺术的成熟和兴盛，专门研究书法的理论著作便应运而生。最早论述书法的一篇文章是东汉书法家崔瑗的《草书势》。崔氏在文中认为，草书的出现正是由繁到简的社会需要的反映，并描述、赞扬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对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和价值作了充分肯定。继此之后又出现了几篇重要的书论著作，如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大书家蔡邕的《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东晋时，书家已不满足于对书法外在形态的描述，而开始探求用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并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书论。至南北朝时，受时风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各个书家的评论。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瘐肩吾的《书品》等。尤其是王僧虏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隋唐／五代　　

　　隋唐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兴盛期。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是这方面的代表。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达到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张怀域还的《书议》、《书信》、《书断》、《文宇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窦泉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队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作。尤其是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　　

　　宋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朱长文的《续书断》、苏轼的《论书》、《东坡题跋》、黄庭坚的《论书》、米莆的《书史》、《海岳名言》、姜夔的《续书谱》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著作。《续书谱》尤为系统精到，为历代书家所推祟，影响巨大。

元/明

　 元明两代的书法艺术也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尚未走出书法创作的低谷。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元代书论主要是讲究法度，代表论著有郑构撰、刘有定注的《衍极》和陈绎曾的《翰林要诀》。明代书论则强调崇尚古雅，倡导骨力与研美兼善。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丰坊的《书诀》、项穆的《书法雅言》等则是其代表论著。

清代

是古代书法理论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故书法理论前期重视对笔墨技巧的阐发，代表著作有笪重光的《书筏》和朱履贞的《书学捷要》。后期则主要是对碑学理论的探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并形成了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轻南的风气。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对南北书风的特色分别作了概括，强调他们各有所长，则显得比较公允、客观。不仅如此，《书概》还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书体演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的技巧、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要的理论总结。这些论著在中国古代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伸阅读（二）

张怀瓘《书断》

　　书断列传第一：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汲冢书、李斯、萧何、蔡邕、崔援、张芝、张昶、刘德升、师且官、梁鹄、左伯、胡昭、钟繇、钟会、韦诞。

　　古文：按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仿象是也。

　　大篆：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篆者传也，体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鄷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干字。

　　籀文：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鄷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籀法，字为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隶书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章草：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藳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是也。

　　行书：按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问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飞白按飞白书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草书按草书者，后汉微土张伯英所造也。

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

　　汲冢书：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

　　李斯：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玺、纪功铭，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者，《仓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醨，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为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玺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如为冠盖，不易施手。

　　萧何：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

　　蔡邕：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自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明，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与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大学。观者如市。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为神。

　　崔瑷：崔瑷，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骃。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张芝：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

　　张昶：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

　　刘德升：刘德升，字君嗣，颖川人。桓灵之世，以造行书擅名。既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押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师宜官：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徵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巨鹿耿球牌》，术所立，宜官书也。

　　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

　　梁鹄：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与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

　　左伯：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肃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晖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

　　胡昭：胡昭，字孔明，颖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

　　钟繇：魏钟繇，字元常。繇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尽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

　　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大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

　　钟会：钟会，字士季，元常少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莫邪焉。会当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会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恸。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

　　韦诞：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拏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涎子熊。颖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昭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足，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盛诞辘轳长绳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戒子孙绝此楷法。

　　书断列传第二：王羲之、王献之、王修、荀舆、谢安、王廙、戴安道、康昕、韦昶、萧思话、王僧虔、王融、萧子云、萧特、智永、智果。

　　王羲之：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少，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

　　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具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

　　又羲之尝以章草答庚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尝叹妙绝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旦见一老妪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此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举家朝飧，唯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云：“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即入市，人竟市之，后数日，复以数十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详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羲之性好鹅，山阴昙壤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榧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失书，惊懊累日。

　　又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游山阴与太原孙总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豪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

　　王献之：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次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造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晻暧斐亹，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作书与所亲曰：“子敬飞白，大有真是图于北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裓着往诣子敬，请裓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满，因自叹比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于是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于门外斗争，分裂衣袖，少年才得一袖而己。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子敬往县入欣斋，欣着新自绢裙昼眠，了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

　　又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尔意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书，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尝置之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干江。或谓小王为小今非也。献之为中书令，卒于官，族弟珉代之，时以子敬为大令，季琰为小令。

　　王修：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三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曰：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导爱好钟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存《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与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

　　荀舆：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

　　谢安：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草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并工书。

　　王廙：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后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

　　戴安道：康昕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妙绝。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常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土题画像，以示子敬，子敬叹能，以为西河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至临沂令。

　　韦昶：晋韦昶，字文休，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颖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尤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乃使刘环以八分书之。后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君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是知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羲熙末卒，年七十岁余。文休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

　　萧思话：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宫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其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运用连岗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

　　王僧虔：琅琊王僧虔，博涉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也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诸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索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讦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犹鸡之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

　　又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

　　王融：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为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

　　萧子云：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

　　萧特：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遂过具父。”

　　僧智永：陈永欣寺僧智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觇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又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能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为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甕，每甕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

　　尝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篓，篓受一石余，而五篓满。

　　僧智果：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甚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曰：“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肤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比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

　　书断列传第三：唐太宗、购兰亭序、汉王元昌、欧阳询、欧阳通、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高正臣、王绍宗、郑广文、李阳冰、张旭、僧怀素。

　　唐太宗：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巳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竟。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沈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 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 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 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

清道光庚戌生，民国壬戌卒，年七十三。《清史稿》列入文苑传溢曰：文诚其未刊诸作有曰《晋书·刑法志补》、《元秘史笺注》、《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及校本《女贞考略》、《蒙鞑备录注》、《鞑事注略》、《蒙古源流笺证》、《蛮书校注》、《异域说注》、《岛夷注广证》、《汉律辑存》、《东轩温故录》、《月爱老人客话》、《护德瓶斋涉笔札记》、《道家笔记》、《海日楼书牍》等。 1、《佛国记校注》一卷

2、《蛮书校注》十卷

3、《诸蕃志校注》二卷

4、《蒙鞑备录注》一卷

5、《黑鞑事略注》一卷

6、《元秘史笺注》十五卷

附《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

7、《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

8、《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

9、《西游录注》一卷

10、《塞北纪程注》一卷

11、《异域说注》一卷

12、《近疆西夷传注》一卷

13、《岛夷志略广证》二卷

14、《女真考略》一卷

15、《蒙古源流笺证》八卷

16、《汉律辑存》一卷

17、《晋书刑法志补》一卷

18、《法藏一勺》四卷

19、《海日楼文集》二卷

20、《乙盦诗存》厶卷

21、《海日楼诗集》厶卷

22、《海日楼诗补编》厶卷

23、《寐叟乙卯稿》一卷

24、《喁于集》一卷

25、《倦寐联吟集》一卷

26、《僾词》一卷

27、《海日楼馀音集》一卷

28、《东轩语业》一卷

29、《曼陀罗寱词》一卷

30、《寐叟书牍》二卷

31、《类贴考》厶卷

32、《寐叟题跋》四卷

33、《碑跋》一卷

34、《答龙松生书法问》一卷

35、《东轩温故录》一卷

36、《东轩手鉴》一卷

37、《札记》一卷

38、《笔记》一卷

39、《月爱老人客话》一卷。(1919年于上海)

40、《冶城客话》一卷

41、《护德瓶斋客话》

42、《护德瓶斋涉笔》一卷

43、《护德瓶斋笔记》

44、《潜究室札记》一卷

45、《全拙庵温故录》一卷 (1919年于上海)

46、《菌阁琐谈》二卷

47、《鄂游栖翫记》二卷

48、《简端录》

另外还有《蒙古源流笺证》、《机秘史笺注》、《元秘史笺注》、《汉律辑补》、《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辛丑札丛》》、《辛丑札记》、《寐叟题跋》

 王献之简介

　王献之

　中文名称： 王献之

　又　　名： 大令 字子敬 小圣 小字官奴

　朝　　代： 东晋

　国　　别： 中国

　籍　　贯： 山东临沂

　代 表 作

　美术： 中秋帖（局部） 兰草帖 十二月割至帖 岁尽帖 廿九日帖 承姑帖 授衣帖 新妇地黄汤帖 洛神赋十三行 舍内帖 诸舍帖 鸭头丸帖 鹅群帖

　类　　别： 古代书法家

　生平简介

　王献之（344—386）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著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宣和书谱》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外拓”的意义，“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也能“外拓”，当是“内”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当是“外拓”为主“内”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扌厌）、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蘖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王献之书艺的独立价值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 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俯，明代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了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

《天发神谶碑》建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又名《天玺纪功碑》、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故又名《三断碑》。传为华（核）文、皇象书，又传为苏建所书，因碑文残缺，无从考证。旧在江苏江宁尊经阁，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

此碑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雄伟劲健，锋棱有威，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是研究东吴石刻文字的重要资料。

由于原碑早毁，流传拓本很少。尤以断裂之前的宋拓本极为珍贵。这里所选的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孤本，字迹清晰，墨色醇古。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命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急就篇》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韵文，内容涉及姓名、 组织、生物、礼乐、职官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该文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同时，抄写规范精雅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唐代以后，《急就篇》的主导 蒙学教材地位方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　

流传至今最早的《急就章》写本传为皇象书，今有刻本流传。而以明代吉水（今属江西省）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时，据宋人叶梦得颍昌本摹刻的为最著名，因刻于松江，故名“松江本”，原石现藏松江县博物馆。此本章草和楷书各书一行，字形规范，笔力刚健，寓变化于统一，其字结体略扁，各字间均不牵连。有些笔画下笔尖细，重按后上挑，出锋镰利，形成不规则的三角形，成为其字的重要特点。此书点画简约、凝重、含蓄，笔意多隶，笔划虽有牵丝，但有法度，字字独立内敛。横、捺、点画多作波磔，整篇气息古朴、温厚，沉着痛快，纵横自然。近人沈曾植《海日楼札丛》称：“ 细玩此书， 笔势全注波发，而波发纯是八分笔势，但是唐人八分，非汉人八分。”此帖对后世影响甚大，至今仍为古章草的代表作品，亦是公认的章草范本之一。

传为他的作品的还有《顽闇帖》、《文武将队帖》，另，著名的吴碑《天发神谶碑》亦传为他所书。《急就章》长达一三九四字，可谓洋洋大观。真迹早已不存，刻本以传为据庸摹本摹勒上石的松江刻本为最著。其字结体略扁，各字间均不牵连。有些笔画下笔尖细，重按后上挑，出锋镰利，形成不规则的三角形，成为其字的重要特点。此帖对后世影响甚大，至今仍为古章草的代表作品，亦是历代学习章草的良好范本。

在汉字字体发展史上，从秦末至东汉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篆书因其复杂化渐渐让位于书写更为便捷美观的隶书，而在隶书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又悄然包孕出草书、行书和楷书，同时，“正体”与“俗体”、“铭刻”与“墨迹”、文化中心与偏壤边陲等种种因素的交织，也相互造就了这一时期字体多样、风格多样的复杂局面。各种字体之所以在此期间风云变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用性书写对速度的追求以及人类爱美的天性对装饰性的偏爱。

隶书从孕育到完全成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多条复线共存的大背景之中，它不仅受本身字体“自律”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在种种“他律”的支配下游离徘徊。所以后人看待隶书的眼光，因时因地，或囿于前规，或限于出土资料的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各各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不同眼光，使隶书创变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文拟从汉隶形态的多元化中整理出几条隶书划分类型，以此来探讨后世隶书创变的不同理念。限于文字，本文只粗略列出隶书类型，而不对其产生的原因详加分析。

其一是隶书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早期脱胎篆书，化圆为方，变纵长为横匾，重结构空间；晚期体势谨严，用笔丰富，重笔画形态。

其二是汉隶发展过程中地域分布形成的横向格局。分为鲁豫陕碑刻风格、川陕摩崖风格、荆楚简帛风格、西北简牍风格。（这种划分尽管在时间性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因其概括性强、风格突出，故采用。）

其三是字体演进中产生的诸体相杂现象。有“篆隶相杂”、“隶楷相杂”、“隶草相杂”等不同类型。

将汉隶从主观上加以整理和分类，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厘清后世学习隶书以及进行隶书创变的不同思路，为进一步推动隶书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借鉴。限于学力，难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指正。

一． 汉隶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与隶书复兴期关注点的演变

一 典型隶书特征与清代初期隶书复古理念

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而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是当时最适宜用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美的书体。①

这一时期的汉隶作品，以《乙瑛碑》（图1）、《曹全碑》（图2）、《史晨碑》（图3）等为代表，结体横扁，蚕头燕尾，章法字形都极为工整，代表着隶书已达到高度成熟。随着行书楷书的迅速崛起，以及宋元明普遍重视行草而忽视篆隶，到清代初期当书法家将眼光重新盯向汉代时，囿于资料的缺乏和受唐代为数不多的几位隶书作者僵化隶书的影响，蚕头燕尾的横扁体式无疑成为他们心目中最典范的汉隶形象。如同篆刻复兴之初以“酷似汉印”为能一样，清初几位隶书家的努力也仅仅是停留在对典型汉隶不遗余力的模仿，如王时敏、戴易、郑簠、朱彝尊、万经、郭宗昌及傅山等人，王时敏、戴易、万经的隶书作品甚至带着明显的“唐隶”痕迹，工整而气息糜弱，傅山则大量使用冷僻字、怪异字，习气极重，只有郑簠（图4）和朱彝尊（图5）两人在隶书方面成就稍高，前者灵动中得汉隶之“厚”，后者严谨典雅中得汉隶之“纯”，但与中后期隶书大家相比，他们基本上谈不上创造性，依然处于汉隶技巧的探索期。就其原因，一是前代基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二是“典型隶书”的思维限制了他们的取法范围，他们普遍取法《曹全碑》碑就是明证②。正如刘恒先生指出的一样：“清代前朝的隶书，基本上反映了隶书书法从取法唐人和随意妄作的状态向回归汉隶和以古为师的转变过程。由于隶书在宋代以后逐渐衰微，降至元、明，汉人古法消亡殆尽，于是写隶书者任意发挥一己之思，发明了许多诸如“细肚、蚕头、燕尾、鳌钩、长椽、枣核”之类的点画规则，名目繁多，巧思百出。明清之际善写隶书者，大多沾染有这种习气，即便被认为是“力追秦汉”而卓然名家的王时敏、傅山、郑簠等人也未能免俗，他们作品中的夸张用笔和冷僻字、别体字形就反映了这种习气的流弊。”③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隶书创作者，当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汉代时，实际上并无多少关于汉隶演变的概念，只是简单的将东汉成熟期典型隶书作品当作了全部的精华，对蚕头燕尾的刻意强调以及还原汉隶写法的种种努力，都深深打下了“眼光狭隘”的烙印，不过也正是在这种近乎复古风气的影响下，隶书创作的技法以及人们对汉隶的认识才得以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无疑对隶书创作的繁荣具有开拓之功。

二“空间—笔画”两极与追求大汉气象

隶书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逐渐脱离篆书那种纵长体式、强调建筑式空间感，转而主动寻找笔画线条表现力的过程。越是早期的隶书，波磔意味越不明显，越是晚期的隶书，空间意识越淡化，我们可以在以下列表格和图示中清晰看见这种“空间—笔画”衍化的轨迹：

作品名称

书刻时间

《五凤刻石》

公元前56年（鲁孝王34年）

《莱子侯刻石》

15年（新莽天凤2年）

《开通褒斜道刻石》

63年（东汉永平6年）

《石门颂》

148年（东汉建和2年）

《乙瑛碑》

153年（汉恒帝永兴元年）

《礼器碑》

156年（东汉永寿2年）

《西狭颂》

171年

《曹全碑》

185年（东汉中平2年）

《张迁碑》

186年（东汉中平3年）

在这几件作品中，年代最靠前的《五凤刻石》（图6）、《莱子侯刻石》（图7）和《开通褒斜道刻石》（图8）明显区别于后来隶书，受篆书结构方式影响，它们在结构处理手法上极力用线条撑满字形四周，外紧内松，字轮廓整齐概括。除了《五凤刻石》里有夸张的竖下线条外，笔画一般不溢出方形外框，并且少有波磔。尤其是《开通褒斜道刻石》，不仅字形由内向外尽力铺满，而且章法上密不透风，给人以气势充沛、大朴不雕的强烈震撼。

进入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对汉碑的临习逐渐深化和真正落到实处，书法家已经走出对典型隶书的简单摹拟，取法的广度也大为扩展，开始从汉碑和其他书体中提炼不同元素加强自己的隶书风格。表现大汉气象，营造稚拙古朴的艺术效果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而充分重视到“空间—笔画”在隶书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则成为他们挖掘汉隶形式内涵的重要途径。汉隶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往往石面剥落残损，刀锋笔锋模糊不显，在纸面上表现这种浑朴的金石效果成为许多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金农（图9）、邓石如（图10）是通过用笔来表达线条苍茫沉着感觉的代表，金农早年学习郑簠和《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与前期书家相比，深得汉隶神髓，中年以后锐意图变，夸张侧笔扁笔，横重竖轻，既有《西岳华山庙碑》的凝重古朴，又不失强烈的个人风貌，对后来隶书创新影响极大。邓石如和金农一样，虽然也追求沉厚朴茂，但对线条质感和书写性的强调，使他的作品在结构外形不作怪异安排的情况下依然体现出非凡的个性特色，特别是在“铺毫行笔”、“强调中实”、“沉着豪逸”方面，给后来者以技法和审美方面的双重启迪。金农和邓石如的创作，强调用笔，突出笔画的表现力，赋予隶书浑厚质朴的审美内质。相比前期隶书创作，对“笔画”的重新挖掘是他们隶书创变的基点；伊秉绶（图11）与金农、邓石如的隶书创作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突破了单纯靠笔画来表现大汉气象的模式，是重新审视汉隶空间营造古朴气象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笔画基本不作典型隶书的波磔，扎实而貌似单调，实际上是为了刻意强调空间的表现力。他的结构极力撑开，占满四角，完全是《五凤刻石》与《开通褒斜道刻石》的做派，形式感极强。他的隶书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早期汉隶独特的审美内涵，将空间这一造型方式纳入隶书技法视野。可以说，利用笔画（用笔）和空间的弹性作为基本手段来强化个人隶书语言，自此以后直到简牍和帛书大量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