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一起来看看。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古籍善本收藏价值

2012年，在艺术品收藏越来越热的中国，古籍善本成了拍卖市场上的一个话题焦点。先是由海内外孤本、宋版《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的高价被整体拍卖，它们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海内外所藏部头最大的完整宋版书，储存了大量失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

　　此后，八百二十三部近万册，估价过亿元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也在2012保利秋拍亮相，其中最重要的《钜宋广韵》最终以3000万元落槌。

一时间，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价值潜力受到了不小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古籍收藏市场在圈内人眼中却仍是一片被低估的价值洼地。用古籍收藏家王德的话来说：“一些古本善本的价值本应是比字画都要高不少的。”

虽然医书古籍中有着无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其价格和市场认知度均还较低。其实在过去，好的古医书在价值上本是高于书画和瓷器的，如1949年前一套宋版医书的价格就远高于宋画、宋瓷。但如今，书画、瓷器的爆炒却衬托出医书古籍市场的冷清，应有的收藏及文献研究价值也未被足够重视。

古医书称得上是潜力股，相对而言，它们的价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升值空间巨大。专家表示，首先中医典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医文献还有极强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临床价值。只有对古医籍进行全面深入整理，才能系统地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最大程度避免现代曲解，最有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古籍由于储存难度较大，很多已经收藏古书的单位和个人都把这些珍贵古文献作为医院“镇院之宝”或个人私藏珍品，越来越难收集。当然，受稀缺性影响，未来古医书是具备可观的升值潜力的。

古代雕版印刷图书，按其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官刻是由官方从各地征集优秀匠人集中刻印图书。匠工们来自四面八方，在一起相互交流技艺，对

雕版印刷术的提高和推广起到重要作用。坊刻是由坊主聘请雕版印刷艺人，集中于书坊内刻印图书，其选题与刻印种类都与坊主的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有着密切关系，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如民国中期，扬州的陈恒和父子创办了“陈恒和书林”，从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们悉心搜集乡邦文献遗稿，辑刊《扬州丛刊》，被誉为扬州坊刻后起之秀。清末至民国期间，雕版印刷走向衰微，能够传承与延续下来的一支主要力量便是坊刻。最后是家刻，他们以家族传承或拜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下来。清末以后，这种传承方式也走向衰败。

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艺人众多，以陈开良、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浩、陈兴荣等为代表的“杭集扬帮”，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齐全，世代相承。陈开良去世后，其子陈正春继为 “扬帮”领头人。1958年，陈正春受聘于扬州古旧书店，并参与建社。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这就是将古籍加上新式标点，分出段落。标点中又分加专名线与不加专名线两种。专名线指人名、地名，也包括书名。加有专名线的标点本，比不加专名线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判断一个人、地、书名该不该加专名线，需要较高的学识水平。从当前的古籍出版物来看，有直排与横排两种形式，采用横排形式的大都不加专名线，书名线则用尖角号(《　》)标明。

古籍的影印本主要是选好底本、配补缺页、残页，描修或换字、补字，这几项都是学术性与技术性密切结合的工作。影印书也常发生错误，原因主要出于学术性注意不够。 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难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古书更是难以读懂。为了祖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延续，发扬光大，所以今译也是当前古籍整理应该重视的工作。过去古诗方面的今译较多，散文方面的今译几乎没有，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今译要求做到准确、优美，达到信达雅的标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索引是研究与使用古书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所以也应视作古籍整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从事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中国近年也开始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索引可以附在一部书的书后，篇幅大的则可以单行。古籍索引的检索，一般采用笔划方法和四角号码方法。

“九年规划”曾将部分近代和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史哲的研究，包括对专书、专人、专题史的研究著作，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范围，如《中国天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这是就广义的古籍整理而言。

石印术由德国人发明，道光传入中国，起初需将字或图写于石板，使用十分有限，后来可以照相落石，才推广开来。而石印书籍，始于光绪年间，真正将其推广的是点石斋，其后的同文书局、大同书局、鸿宝斋、蜚英馆、文瑞楼、扫叶山房等亦是佼佼者。民国徐一士称，“以点石、同文、蜚英之出品为最佳”。

照相石印，本质上就是影印术。大抵可见如下几类：

一、石印绘像小说戏曲。借助照相技术，石印图像省却雕刻环节，变得更为方便，因此石印绘像小说戏曲等迅速普及。这是石印书中的很有特色的一类。

二、石印书法绘画等。这也是个新的品类。原来书法基本上只有拓本，复杂的绘画想复制也很难用木刻来实现，木刻版画达不到很精细程度。

三、原书石印古籍，原书摄影后原大或缩小石印。此类书中精印本，如果油墨好印工好，几可乱真。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及古逸丛书，亦是此类。但徐一士认为，四部丛刊与当年蜚英社精印书比，“远逊矣”。

四、手写体石印古籍，雇人将原书用楷体重抄后摄影石印。此种价值最低，尤其后来书局求省工压成本，不用白纸用有光纸，不用好墨用劣墨，就越发俗陋了。现在的常见石印本，多为此种劣本，甚至影响了大众对石印的印象。但石印作为过渡时期的印刷技术，实有其特殊意义。

五、石印洋务新书。清末民国引入的一些西学书籍，要不就是没有过刻本只有石印，要不就是刻本跟石印本同时。这类石印本还是比较有价值。

世人皆知，在中共将帅中，毛泽东是公认的战略家，多次指挥战略战役取得胜利。而粟裕将军在军事战略上的战略指挥艺术也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一个师范生，战争时期也未进过专业军事院校学习军事理论知识，他是如何拥有强大的战略思想的呢？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建议不下于10次，令大家最感动的是他曾两次冒着抗命风险，斗胆直谏，改变了毛泽东既定的战略计划。

一次是毛泽东令粟裕、陈毅、刘邓等人的野战军外线出击，到津浦路两侧作战，为的是尽可能取得最大胜利，逼蒋和谈。

得知消息的粟裕夜不能寐，当时的他了解苏中敌我态势，外面作战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他多次电报中央，提出应该在苏中内线作战，为此，他还带着警卫策马飞驰几百公里，赶到华中分局当面向分局领导阐述。

他的建议被毛泽东从善如流地采用了，之后苏中七战七捷，稳定了中原态势，给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

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毛泽东计划让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南下江南，迫使蒋介石部队回长江南岸防守。

粟裕却提出一个与大家意见完全相反的建议：集中中原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大的歼灭战，彻底改变中原局势。

粟裕接连两次向毛泽东建议，经过多次上下协商，毛泽东暂时收回了之前的成命，不兵下江南。这一建议，为之后的几大经典战役绘制了蓝图。最终使得蒋介石精锐部队损兵折将，蒋介石无力回天，和平提前到来。

可以说，粟裕是在与主席的通电往来中学习的毛泽东思想，并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

剖析粟裕指挥的各大战役，军事分析专家认为粟裕在战争的关键时期，总能从大局出发，审时度势，化腐朽为神奇，推动战局向好向快发展。

他的老搭档陈毅最有发言权。粟裕和陈毅曾搭台唱戏，打了很多大胜战。

1947年12月，陈毅在一次对敌工作会议上便提到粟裕："粟裕同志的作战指挥很高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很厉害，他长期在各种战争中磨练，华东的军事指挥也都靠他。"

后来，多名研究学者也都认为，粟裕非常善于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上升为理论高度。

从粟裕担任警卫班班长，到领导几十万野战军的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长达23年的军旅生涯里，粟裕几乎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中，身居一线，经历了很多艰苦卓绝的战斗。

1940年10月，粟裕精心谋划，指挥了黄桥决战，挽救苏北新四军于生死存亡之际。

1944年3月，他合理筹划，精心布局，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从日伪收复多处失地。

1945年2月至6月，粟裕自告奋勇，指挥了令人惊叹的天目山战役。消灭顾祝同精锐部队1万多人。

1947年1月之后，粟裕指挥战斗更是如鱼得水，先后发起了多个载入史册的战役，其中就包括孟良崮战役。

成百上千次的战斗，无数个日夜反复的推演、思考，铸就了解放军心目中的"战神"粟裕，也让新中国的到来大步提前。

据记载，粟裕长期随身携带了一本线装石印古籍——《战略学》，在各个战争时期，都精彩翻看。

这部书是最早由清代陆军大学堂总教官应雄图编辑，1908年陆军大学堂印行，粟裕手中的书即为此书的原版。

在这部书的封面上，粟裕用毛笔工工整整地题写书名，又以钢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他长期将这部书带在身边，常抚简编，不断翻阅。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他的夫人楚青将此书连同粟裕经常翻看的《战争论》一书，赠给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