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夺目者当推“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敦煌遗书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

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

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子孙后代。

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

古籍收藏，主要包括刻本、墨迹本、碑帖、印谱、信札以及其他文献。刻本是使用雕版技术印制的书籍，其顶峰期的宋元刻本在流通市场上已廖廖无几，继而由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引领风潮；墨迹本为文人稿本、手抄本等，一般存世量稀少，且多为孤本；碑帖、印谱、信札、文人墨迹等，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古籍善本收藏原则古籍收藏的原则：除了看年代外，还要注意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随着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除了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保护外，流通于民间的线装古籍日益稀少，能称得上是“善本”的线装古籍更是屈指可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雕版线装古籍，已成为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稀缺性可见一斑。收藏古籍善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鉴伪欣赏能力和市场分析能力。

辨别伪籍善本，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2011年伊始，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公布紫禁城总藏品达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届时这本“花名册”将亮相故宫官网，方便世界各地的观众随时查询赏析。

以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拥有文物总数150万件，在册文物总数94万件。此次文物清理工作，众多专家突破传统的文物观念，真正从故宫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故宫藏品。将60万件古籍类藏品纳入文物系统管理，包括20万件善本、23万件武英殿刻书处的书版、17万件乾隆后到1911年的普通古籍，以及22703件帝后书画作品等。此外，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等11余万件普通文物和约13万件铜钱等，亦都升级为文物。对宫廷生活遗存的清理也采取了新的视角，过去一般认为宫廷生活遗存只是皇帝后妃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能算作文物，导致曾对70多万件所谓的非文物采取了物资式处理，现在重新审视这些藏品，其直接地展示了皇帝后妃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理念，与古建筑、历代文物有着同等价值。比如过去只重视皇帝后妃的成衣，对相当数量的衣鞋纸样和衣盒重视不足。其实，它们是清宫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等。

1807558件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将故宫文物藏品准确到了个位数，且每件都能做到纸质总账、电子总账、分类账、文物卡片、实物完全核对上。这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管理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这次清理当中，故宫还调整了文物库房布局，改善部分库房的保管条件，研制出4套雨花阁瓷塔木塔“弹性滑移减隔震系统”。

清理工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结。此后，故宫将编制《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去一直保密的藏品编号也将对外公开。

我们相信，故宫在2011年伊始公布历时七年的藏品清理数据只是一个开始，是全国文物清理普查工作势在必行的开始，是博物馆藏品管理数据化、透明化的开始。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文物普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开展文物普查有利于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有利于准确判断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为科学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带动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的确定、标志说明、文物档案、保护机构等基础工作建设，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培养锻炼专业人员，提高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发现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而文物普查工作正是发现文物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同时，随着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前不被重视的、甚至不能规划入文化遗产范畴内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品类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其蕴涵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普查将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将新的文化遗产品类纳入普查范围中，予以重新的身份认定、登记，扩大文物保护工作范畴，真正给予文化遗产最全面的、最有效的保护。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生于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就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颁发《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再次强调：“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进行经常的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我国展开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并先后公布了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前仍在进行中，从2007年4月始，至今年12月结束，普查范围扩大化，包括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且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此次文物普查更是广泛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并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物调查项目成果，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的量化指标、保存与环境现状及其变化情况等进行调查、登录。

可以说，文物普查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根本。不仅使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得以严格化、系统化、透明化管理，将文化遗产保护切实地纳入全民监督视野中，更是让全民切实地加入文物保护工作中，提升民众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意识，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博物馆的文物若在生活里会怎样？若在生活当中，文物会像是一个老者一样，在为我们讲述一段过往的故事。文物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在生活当中就会被好好的保存，他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会向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意义，老百姓才是最好的听众。如果博物馆里面的文物真的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古典文化，还有一些古籍文字，让中华优秀的文化发扬光大。

如果文物在生活当中，会像一位老者一样

经过博物馆的文物，在生活当中就会像是一位老者一样，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是有力量的。或许文物的意义就在于从过去的生活里面走向未来，或许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悠久，而且历史源远流长，当文物走向全世界走向人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会变得更加淡定从容一点。

文物若在生活当中，就会向我们讲述故事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老百姓才是这些听众，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比较保护的东西，是一些文化艺术产品，他们应该被好好的保存，而不是被恶意的谋取暴利。国家一直在保护这些历史文物，能够发挥出积极向上的作用，如果这种文物在生活里面就会向我们讲述一些历史的故事。这段历史是从何而来的，老百姓才是生活的听众。

文物若在生活当中，就会向我们讲述古典文化

博物馆能够保护这些在历史当中留存过的文物，那么每当我们进入到这其中时，总是会感觉到满满的沉重感。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历史，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行着这些古典文字都会火起来，这些传统文化也会不断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