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季羡林（1910年8月23日—2009年7月15日），字隽泊，号兴云，江苏常州人，著名文化学者、思想家、教育家、诗人。季羡林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和文化事业，曾任北平大学古代文学教授、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是中国学术界知名的文化史专家。季羡林的书法造诣深厚，曾出版个人书法作品集《一行书迹》、《花鸟训练笔记》等，被誉为“学术界的书法家”。此外，季羡林还是一位诗人，代表作包括《燕呐》、《北国之晨》、《浙江夜泊》等。季羡林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坚持“文化自信”的理念，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反对浅薄的西方追求，是“文化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个人学术研究方面，季羡林主要关注于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哲学和宗教文化等领域，曾出版多部著作，如《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化史》、《红楼梦试论》等。他在学术和社会影响方面均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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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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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

主任委员：

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委员：

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

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

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委员会秘书长：

章学新；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

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

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

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

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

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

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

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

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

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

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

主任委员：安平秋

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

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

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

秘书长：杨 忠

副秘书长：曹亦冰

顾 问：李学勤 杨伯达 沈 鹏 徐邦达 罗哲文 耿宝昌 廖静文 沈庆林 闫明复 崔乃夫 邹瑜 郑欣淼 吕章申

范 曾 杜廼松 张汉兴 黄 新 沈善文 纪海亮 张训彩 王金水 席小平 龚焕文 何乃华 陈二曦 熊光楷等

会 长：罗伯健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晋英

副会长：石肖岩、周德田、肖燕翼、黄河浪、高可、严昌雄、曹春风、韦嘉（女）、崔新未、叶星生、郭正英、杨土金

会长助理： 姚兆

常务副秘书长： 彭德骏

分支机构

书画收藏委员会

顾 问：熊光楷、袁熙坤、张振宇

主 任：张忠义

副主任 ：刘胜利、张宝乔、张怀彬、林中阳、刘新岗、张永金、 张新宽、谢坚、施鸿

秘 书 长：张忠义（兼）

委 员：刘心亮、王树仁、高风、任群发、曹钧、刘宇新、李志远、 郭 琤、程家仓

陶瓷收藏委员会

名誉主任：张宁

顾 问：耿宝昌、李知宴、李辉柄、赵青云、闫夫立

主 任：荆志忠

副 主 任：黄效东、许明

委 员：刘久正、许渭、陈士龙、杨得志、朱震、王非忒 华国良、 刘洋、郭志宏、姚炜曾、余绍尹、幸永乾、李连昌

钱币收藏委员会

顾 问：王世宏、于恩和

主 任：韩守一

副主任：李军、张扬

秘书长：李军（兼任）

副秘书长：王春利、李键铭、王静美、贾晖、刘飞燕、殷敏、卞一冰

委员：夏峻、张宏志、陈文博、梁浩、朱超麟

赏石收藏委员会

名誉会长：白立忱（全国政协副主席）、寿嘉华（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马启智

高级顾问：王仲夫、周克玉（上将）、李景（上将）、陈秀（中将）、刘华秋、文怀沙、兰天野、

、冯少康

顾 问：王金水、徐伟崇、唐正安、沈宽、张原、马占瑛

会长：何光

常务会长：陈西

副会长：黄林冲、张美云、文 甡、陈少华、梁向阳、庄伟才、 丘秀敏、刘 建、高万金、柴宝成、王国俊、梁伟岭、王长河、惠学耕、胡社军、李 群、胡志刚、毕傲霜、 朱旭佳、权治中、周川人、张建升、李 军等

副秘书长：李涛、刘友谅、魏岩真、贾少奎、石忠、陈实

玉器收藏委员会

顾 问：彭祖意、宁玉新、胡正文、朱震、黄绥生、王伟、杜西亮、傅其运、董聚福、裴力、张友来、朱文灿

主 任：姚政

秘书长： 蔡冬春

副主任：黄效东、应伟达、隋立川、王保山、韩剑军等

副秘书长：吴庆明、任楠、方聪、戴双、曾惠华、张英春

委 员：陈逸民、夏德武、张明、金鸣、韩巍、杨跃、张帆、孙庆十、韩连国、钱益中、沈春祥

红色收藏委员会

顾 问：侯磊、蒋自伟、樊建川、刘炳义、王兆连、王光胜、 张方

主 任：纪玉成

常务副主任：李岐山

副主任：马京军、马志方、王金平、王玉利、牛双跃等

秘书长：李岐山（兼）

第一副秘书长：洪荣昌（兼）

副秘书长： 王春虎、王连生、冯刚、闫新龙、刘日进、刘明际、 刘德龙、刘松林、刘平、阮厚新、李洪涛等

委 员： 马文年、王建民、王小兵、王洪、王存、王希禄、叶松、沈伟民、吴忠、杜国生、赵建欣等

联络部部长：何长海（兼）

理论研究室主任：黄淼鑫（兼）

徽章部部长：王金平（兼）

雕塑摆件部部长：王光胜（兼）

票证部部长：洪荣昌（兼）

红色收藏鉴定中心主任：纪玉成（兼）

票证收藏委员会

顾问：韦力

主任：蔡援朝

常务副主任：刘培君、范德月、吴力新

副 主 任：王安林、王远明、王泗红、宁 泽、刘克兢、孙守军、 余谷峰、吴 昊、李 俊、杨京明等

秘 书 长：季晓农（兼）

常务副秘书长：邓 林

副秘书长：马爱民、王建明、石言强、阴岭山、单保民、林振方

委 员：方 兴、王清丰、王 麟、付建祥、刘中峰、刘 丰、 刘 东、孙 玮、师清海、朱忆青、何 季、

吴远斌、吴炳炜、宋为平等

书报刊收藏委员会

主任：李润波 、 执行主任：彭令

副主任：冯建忠、冯艺、杨翔飞、刘昌年、苗世明、詹洪阁、刘根泉、

蒋含宇、王必成、张迪杰、王律、王希宏

秘书长：彭令（兼）

副秘书长：夏群、王希宏（兼）、姚家康 、瞿永发

委员：卢慧杰、姜小平、顾新辉、郝绍华、吴耀军

古籍研究中心主任：彭令（兼）

报刊研究中心主任：冯艺(兼)

事业发展部财物监理：夏群任部长(兼)

网络部部长：张迪杰(兼)

扑克牌收藏委员会

主 任：李维刚

常务副主任：周兴源、刘弢

副 主 任：牛双跃、姜海、毛健强、林如海、季成保、赵玉学、 杨旭超、杨春山、田中等

资 深 顾问：吕光平、吴津生、陆水平、白永宁、麦建华

委 员：冯辉峰、凤山、蒋正明、李传统、刘福长、孙运全、赵忠堂、朱 辉、朱竼棫等

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

顾 问： 张淑芬 蔡鸿茹 黎 铿 刘克唐 张庆明 胡中泰 金 彤 黄 新 等

常务副主任： 席洪义

副 主 任：王云龙 叶顺 叶浓 火来胜

委 员：许登云 王俊虎 裴建华 李哲伟 曹 增 张伟强 汪向群 晋王平 唐振香 傅志德 曹隽平 王鸿葆

工艺品收藏委员会

顾问：彭德骏、郭军

主任：万格格

副主任： 杨文华、肖文江、沈锦丽、刘学锋、洪 军、张春生、陈志忠、 王雄伟、王振宇、唐林华

秘书长：肖文江（兼）

副秘书长：原启长

古典家具收藏委员会

顾 问： 杨家驹 舒 乙 马未都 胡德生

主 任：陈代明

常务副主任： 陈明青

副 主 任：陶志侠 黎泰麟 黄效东 伍炳亮 马有林 连铁杞

秘书长：陈代明（兼）

体育纪念品收藏委员会

主席： 李祥

副主席： 朱敏、张春会、卜音珂、王少腾、匡皓、侯琨

秘 书 长： 朱敏（兼）

民族艺术品收藏委员会

主任：孙欣

副主任：丁建南、王治国、王宗泉、 刘锦升、李宝平、李岚、杨华勇、张德海、陈梅铭、纪宇、林淑蓓等

秘 书 长：孙欣（兼）

副秘书长：刘守海、刘敏、华国良、张忠华、陈炳锁、余皖生、范泽宏、周素琴、律海明等

办公室主任：范泽宏（兼）

办公室副主任：刘莲

烟酒茶艺收藏委员会

名誉主任：彭德骏（兼）

顾 问：李景、单大德、黄万荣、王爱堂、崔新未、赵荣璧、

雷从云等

主任：王邦华

常务主任：胡建林

副主任：叶世洪、陈鹏飞、程选民、都本基、钱锋、崔绍松等

汽车收藏委员会

主 任：雒文有

副主任：段维连

秘书长：杨益军

紫砂艺术收藏委员会

负责人：周德田

常务会长：王向功（负责紫砂收藏）、瞿军强（负责宜兴紫砂）

副会长：汪荣荣

秘书长：王光辉

国际艺术品交流委员会

顾问：金旭、孙旭光、于振国、佘运高、程玉华、李国华、陈泰夏、郑玉衡、王联章

专家组组长：孔祥星

专家组成员：曹欣欣、张广文、赵宜明、刘静、王培根、Philip Tinari、马海鹏、吕淑玲

主任：王竹

常务副主任：田善亭

副主任：黄文叡、陆昕

秘书长：徐松梅

东方艺术部部长：王竹（兼）

国际合作部部长：田善亭（兼）

西方艺术部部长：黄文叡（兼）

信息资讯部部长：陆 昕（兼）

办 公 室 主 任：徐松梅（兼）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古籍承载了这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古籍数量巨大，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蕴含了我国文化中精髓的部分。现如今传世古籍大概有十余万种，它们的保存状况却不是很好。许多古籍修复工作者一直在拼命的修复，然而古籍修复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缓慢。为什么古籍修复那么困难呢？

其一是古籍破损严重，这是很多图书馆都出现的问题。很多古籍破损严重到不能翻阅的程度，这给修复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自然的侵蚀，还经历了人为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流失，纸张变得很脆，一碰就会碎。其二是很多古籍都是通过购买，收集，捐赠等方式进入图书馆的，书籍在进馆之前保存程度不同，有些古籍甚至还有残损。其三是资金问题，古籍修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设备不足，人员不足。其四是在图书借阅过程中受到人为损坏，很多人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没有保护的意识，导致一些古籍在后期借阅的过程中损坏了。

那么想要传播古迹文化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对古籍保护认识程度的加深，古籍修复的过程越来越专业，主要是修复，尽量保持古籍的原汁原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持书籍的原意，不要放太多的主观因素。在用于修复古籍的设备和材料中，要注意成分，不能对古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修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古籍的保护，比如将古籍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延长古籍的寿命。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在图书馆借阅古籍时要注意轻轻翻页，尽量做到轻拿轻放，减少古籍的磨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