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天一阁导游词

　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古籍浩瀚，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巍然屹立在宁波城月湖之滨，成为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是宁波人最引以自豪的一个文明星座。文人墨客到了宁波，没有不到天一阁一饱眼福的。这古朴的建筑，幽雅的园林，恬静的环境，确实令人神往。然而过去的天一阁只是一个普通的私家藏书楼，历经几代沧桑;如今的天一阁则是宁波的一颗“明珠”，它集藏书、文物、旅游于一体。1982年2月23日，天一阁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雄踞大门两侧是一对清代石狮。这些木结构的大门，是清道光年间造的。“南国书城”这四个字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所书，而“古阁藏英”则是由大书法家沙孟海亲题。现在所看到的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读作“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对联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历史悠久和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藏书楼以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进入天一阁，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照壁上气势宏大的“溪山逸马图”，当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在这里拍照留念。这幅八骏图是“堆塑”，它的作者是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天一阁的堆塑，绝大部分是他的作品。参观完这块照壁后，从右边的直门“春随人意”中进去(左面是1980年新建的书库和阅览室)。可以看见天一阁的又一块照壁，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吗它统称为“麒麟”。但细分下来，这是一个龙角、牛嘴的“獬豸”，是正义的象征。

　天一阁藏书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幢藏书楼就是几经修缮后保存下来的天一阁遗址，它是晚清时期的建筑遗物。天一阁的主人名叫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明嘉靖十一年(范钦27岁时)进士，做过湖广隋州知府、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正使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后来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遍布半个中国，直至官升兵部侍郎。范钦生性耿直，不畏权贵，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因此蒙受冤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因秉公执法又得罪了权臣严世藩，为了避祸，辞官还乡。回到宁波后，就建造了藏书楼。范钦爱书成癖，在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处总是留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他兼收兼蓄，不厚古薄今，比较重视当代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诗文集及历代科试士录，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碑贴，其中著名的是北宋拓本。

　范钦的藏书楼原名叫“东明草堂”，楼前开凿一池与月湖沟通，蓄水备用。当时宁波有许多藏书楼，但先后遭受兵火破坏，范钦想，兵灾无法避免，火灾可以防止。为了防止火灾，范钦费尽苦心，查阅了许多书本，最后在《易经》中看到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句话而受到启发，便取其以水制火之意，将藏书楼改名“天一阁”。藏书楼上为一大通间，楼下六间，象征：“天一地六”。范钦不但将藏书楼改了名，还规定抽烟喝酒后切忌登楼，不准擅领亲朋好友开门入阁及留宿阁内，更不准擅自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违者处以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的惩罚。天一阁的主人连取名时都考虑到了防火的重要，可见其用心良苦。

　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时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是白银万两，二是全部藏书。大冲体察老父心情，决定“代不分手，书不出阁”。范钦的后代对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制订了许多严格的禁约。据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聪明才女，为求得登阁读书的机会，托邱太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婚后的绣云满怀希望，以为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但万万没想到，已成了范家媳妇的她还是不能登楼看书，因为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使之郁郁含恨而终，遗命夫君将她葬于阁边，愿以芳魂与书作伴，了却她另一种“青灯黄卷”的夙愿……这一悲剧足以说明禁约的严格。

　原来藏书楼四周都是花园，以防附近一旦发生火灾不会遭受其害。到了清初时，范钦的曾孙范文光请来名匠垒起玲珑假山“九狮一象”、“福禄寿”等。由名匠大师堆砌造就的玲珑剔透、形象逼真的假山中有许多动物，大家不妨数一数共有几只

　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人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规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清代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黄宗羲由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登上了天一阁。原来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

　天一阁是一座古代藏书楼，各类藏书丰富齐全。而藏书楼历经430多年，饱经了岁月的风风雨雨，其本身就是一部史书。天一阁原有藏书七万卷，在历史上饱经了沧桑。首次浩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当时乾隆皇帝决定编写《四库全书》，为此下旨各省加意采访遗书进呈备用，乾隆还颇知属下的弊端，再三警告经手者不准扣留私索地方藏书者进呈的书籍，凡是进呈的书抄录后务必认真发还，然而范钦第八世孙范懋柱进呈的638种珍贵的古籍真正得到归还的寥寥无几，侵吞这些书籍的正是过手的翰林学士地方官员。这次进呈对于修《四库全书》来说是巨大的贡献，因为这600多种都是稀有的藏本，其中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有377种，居于全国各家藏书之冠。乾隆皇帝对于范氏进呈的藏书之功倒是念念不忘，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4年)六月特颁旨嘉奖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一万卷。后又赐给《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金川图》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今在天一阁内还保存8300多卷。《平定图》的16幅画的作者为意大利籍的画家郎世宁，每幅画上都有乾隆题诗，并盖有御印，此图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天一阁中。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懮患火灾。

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干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巴搜罗空间。在文化数据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象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它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鳖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迭迭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以上内容皆选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

范氏天一阁创建于明代嘉靖末年，始建者是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一生爱书成癖，酷爱藏书，他搜集书籍的原则是“不薄古人厚今人”。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卸职归里，为使所搜集的藏书能永久保存，在宁波建楼6间，做为藏书之所，即为“天一阁”。范钦死后，其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为使所藏之书不至分散丢失，为其后代定了一条家规，就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因此，直到清朝初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仍将天一阁的书籍完好地保存着。

至乾隆时代，皇帝为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用昭文治之盛”，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就是将全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分别编纂而成。为了广泛“搜罗古今载籍”，乾隆皇帝下令，要各省多方面加意搜集古籍和遗书，送交上来以备编纂之用。仅宁波天一阁范钦的后代范懋柱就送交了638种珍贵的古书，其中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为377种。

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26000平方米。

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总体布局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

天一阁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

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

近年来，我馆事业发展迅速，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银台第官宅博物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

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收藏全国各级各类当代地方志6730多册，占总数的80%以上。

银台第博物馆展示了清代官宦人家的家居艺术和建筑艺术，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

麻将起源地陈列馆以三维空间展示麻将的起源及与宁波的历史溯源。

建于二十年代的秦氏支祠以其独特的祠堂文化，精湛的民间工艺为游客所叹服，并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

天一阁博物馆常年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自1996年以来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并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波市行风建设示范窗口、市一级绿化单位及市十佳旅游景点等等。

溪山逸马图

系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堆塑的力作，八匹骏马在溪边扬鬃踢蹄，甩尾扭头，嬉戏嘶鸣，其形其姿，栩栩如生。

画面造型粗看时比例失调，其实是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突出了画面重点。

东明草堂

系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处。

范钦（1506—1585），字尧钦，号东明，故题其书室为“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现东明草堂于1980年重建。

范氏故居

原系范宅的东厅，后为范氏后裔居住生活之处。

它处于高墙环绕的天一阁藏书楼之外，做到了生活区与藏书区相互隔离，是范钦为保护藏书的精心安排，现建筑为清道光九年重建。

司马第

即范钦宅第，环境幽雅，位于月湖深处，林木荫翳，规模丰敞，于1996年恢复司马第台门、耳房。

宝书楼

天一阁又称宝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藏书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

范钦取“天一生水”之说，以水制火之义，建筑书楼。

楼上一大间，楼下成六间，并名为天一阁，且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火。

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曾孙范光文又在阁前叠山理水，建筑园林。

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

风物清丽，格调高雅，别具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

范钦原有藏书7万余卷，现尚存17万余卷，大部分为明代刻本和钞本，不少已是海内孤本，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为特色，解放后，经文物工作者多年访求和当地藏家的慷慨捐赠，阁藏古籍已达30万卷，其中善本8万余卷，蔚为大观。

尊经阁

中国历代尊崇经学，各省、郡、县学中均建有尊经阁，用以珍藏经籍。

此阁原在宁波府学内，系光绪年间重建的重檐歇山顶建筑。

1935年宁波地方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时移建于此。

明州碑林

共计有碑173通，其中近90通是1935年从宁波府学、县学等处迁来。

碑林中保存了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先后16次重修府学的碑记。

还有格言、箴言、学田、学山、进士题名等碑，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内容、经费来源和人才培养情况。

千晋斋

民国时期，甬上学人马廉藏有晋砖千余枚，颜其藏室曰“千晋斋”。

后捐赠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仍用其名。

东园

位于天一阁东南，占地约6000平方米。

自1959年始，平整土地，种植竹木，移迁石亭、铁牛、石虎于此，园林初具雏型。

1974年将搜集的69通碑石嵌入围墙。

1982年东园扩建，挖土成池，堆土为山，环园建廊，又移建清末建筑两幢，于1986年告竣并对外开放。

百鹅亭

明万历年间遗物，为墓前祭亭，原在祖关山，1959年移建于此。

此亭结构精巧，雍容华丽，枋额等处雕有“鱼跃龙门”、“双狮戏球”、“海马跃浪”、“麒麟招宝”等图样。

凝晖堂

为砖木、石柱结构的清代建筑，内陈列收藏的明清帖石，有明代上石的“神龙本”《兰亭序》、文征明小楷《薛文明甫墓志铭》等。

书香墨香，相得益彰。

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麻将是中国博弈文化的集大成者，由马吊牌、骰子和宋代三十二张宣和牌化合而成，它的整合、流传、发展都和宁波息息相关。

我们利用麻将发明人陈政钥先生（清道光年间的三品官）家族的宗祠，分“麻将的历史和文化”、“麻将与宁波”、“世界各地麻将牌展示”三部分，并配以中式、西式两间棋牌室和“三缺一”的塑像向观众呈现了麻将的历史和发展，理清了麻将源流的脉络。

本陈列重在展示麻将运动的趣味性和益智性，旨在提倡健康文明的竞技麻将运动。

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以麻将为主题的专题性陈列馆

秦氏支祠

建于1923年到1925年，系秦氏族人为祭祀祖先而建，时耗20余银元。

祠堂以照壁、台门、戏台为中轴线，五间两弄，前后三宸，两侧置配殿、看楼，占地26亩，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祠堂建筑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是宁波民居建筑艺术集大成之作。

秦氏支祠的戏台汇雕刻、金饰、油漆于一体，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戏台的屋顶由16个斗拱承托，为单檐歇山顶，穹形藻井并由千百块经过雕刻的板榫搭接构成，盘旋而上，牢固巧妙，为宁波小木工艺之绝招。

花轿厅

宁波花轿又称万工轿，以其做工精细而著称。

展出的花轿高3米，长15米，宽95厘米，木质透雕，漆朱贴金，给人金碧辉煌之感。

传说南宋小康王赵构被金兵追杀，幸得一个宁波村姑相救。

脱险后，两人约好来年接村姑入宫，但两人所约暗号泄露，于是赵构下旨浙东女子皆封王，出嫁时可穿戴凤冠霞帔，乘坐龙凤花轿，官员遇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于是从南宋开始，宁波姑娘出嫁坐花轿的民风愈来愈盛，花轿制作也愈来愈考究。

南园

位于天一阁藏书楼之南，占地3400平方米，是天一阁扩建一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6年动土，历时二年，园以水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迭石玲珑。

池畔为临水的主体建筑“水北阁”；池南面建“抱经厅”。

整个园林简洁、清晰，给人以闲适、雅逸和平静之感。

银台第（官宅）博物馆

银台第位于月湖北岸，偃月堤边，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原为嘉庆十年进士、通政司副史童槐的私宅。

童家为诗书礼仪世家，童槐之子童华中道光十八年进士，曾以礼部尚书入南书房行走，为光绪皇帝老师；其孙童祥熊，中光绪九年进士；所以童府有“一门三进士”的说法。

在1999年的月湖历史文化景区一期建设工程中，银台第得以修复，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进行陈列布展和管理，成为展示清晚期到民国宁波官宦人家家居艺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并荣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

陈列保留了传统的建筑格局，在“如何利用古建筑搞陈列”的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通过绳武堂（主厅）、今白华堂（祭祀厅）、书房、议政厅、家塾、宴席厅、雅玩室、沐浴房、绣房、卧室、佛堂、磨房等场景式陈列，全面反映了清朝中晚期宁波官宦学士人家的生活环境、家居艺术和蕴含的社会性与社会关系。

白云庄

位于宁波市西郊的白云庄，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庄园，因其子万斯选著有《白云集》，死后葬于此地，故名“白云庄”。

我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先生曾讲学于此，故又称证人书院，现为省级文保单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黄竹浦人。

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倡导以经学为本，以史学为辅，独创了“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风，形成了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学派别——浙东学派。

康熙七年（1668）应邀来甬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其中就包括“布衣史家”万斯同，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四明学风顿开。

清末白云庄逐渐荒废，至1986年得以重修，现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管理，主体建筑为五开间三进木结构平屋，四周围墙，环境清幽。

伏跗室

伏跗室位于城西孝闻街91号，坐西向东，为五间两弄三厢房木结构楼房，是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冯孟颛先生（1886—1962）的藏书楼，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伏跗”源出《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狡兔伏于跗侧”句，意为“伏处乡里不抗显，而致力于学”。

1962年，冯孟颛先生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遵照冯老的遗嘱，将全部藏书260余箱近10万卷，捐献给国家。

伏跗室现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进行管理。

楼内现有《冯孟颛先生平身事迹陈列》，用大量资料和事物生动翔实的介绍了冯老的生平简历、著述成果、藏书业绩，以资纪念。

按这是11月5日四库七阁与天一阁藏书楼研讨会的发言整理，最近事情多，只整理出一半多一点，但这一部分正好涉及到近年来在《天一阁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对于范氏司马第历史范围的一些研究和推测。由于水平的限制，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判断的思路全部摊开来与大家共享，说不定会给我们的研究以更大的启发。因为是发言稿整理尚未完成，没有完整配图，请大家忍一忍，后续的完整版，在关键地方，我都会附图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动因方面，希望搞清楚天一阁最原始的历史遗迹，一方面是私家藏书楼价值表述的需要。比如今天开会我可以穿衬衫和西服，因为与场景相符合，但是如果是一场沙滩音乐会，着正装就不适合，我们说天一阁是私家藏书楼，说明这个藏书楼在宅居环境之中，如果宅居环境不进行还原，这座藏书楼最初的设计思路和建设方式就说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探究建筑基因的需要，我们也希望在回到最初去看初代环境过程中，研究出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一些微妙连接因素，或许可以对我们将来进行维修、保护和新建建筑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研究历史环境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外部边界轮廓和周边情况（环境格局），以及内部建筑结构，我这一次研究把重点放环境格局方面，而不是放在建筑结构。毕竟天一阁是一个明中期民居建筑，在周边月湖地区，宁波城里同样时期的建筑还是比较多。况且如果周边环境建筑边界不搞清楚，内部的结构也无从谈起，所以从逻辑上首先要开战空间格局的研究。

首先我列举了一些开展研究所需要的依据，包括官修志书，明代这座私家藏书楼并不受官方关注，反倒是乾隆和天一阁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发生关系以后，清代的官修志书反而有一些着墨如《光绪鄞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一些专业的志书也很有参考价值与如清代的《甬上水利志》《宁郡城河丈尺图志》。同时《敬止录》《四明谈助》等个人修撰的志书类文字也有一些相关资料可以获得。另外，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舆图如清代的《宁郡地舆图》、民国《最新宁波城厢图》等等。当然，天一阁自身的建设档案和周边区域的历史资料、考古资料也在梳理范围之内。在时间段的选取，放在天一阁建阁前后到1840年大概260多年的时间内，这段时间无论是范氏司马第内部还是宁波古城区域，城市面貌的变化并不是太大。

讲天一阁首先讲清楚宁波古城区域的环境。下面是几张宁波古城区域的历史演变图，依次是宋、元、明、清四个时代的演变示意图，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情况：

一是城墙的范围在公元898年之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二是尽管城市水系不断萎缩，但是西南隅也就是月湖区域水系保留的还是最为丰富和清晰的，天一阁正是在这个区域，这也为我们今天推测历史上的环境提供了便利。

接下来具体讲月湖，月湖作为唐代南湖残留的西侧部门，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宋代的时候月湖上就形成了十个岛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月湖十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间的四个岛屿，自北向南分别是芳草洲（碧沚）、柳汀、花屿（湖心岛）、竹洲（松岛）；东侧三个岛因为水面萎缩和近代以来的道路建设，变成了现在镇明路以西的月湖东岸，自北向南历史上存在过菊花洲、月岛、竹屿；西侧三岛也一样，现在变成了长春路和月湖之间的西侧湖岸，自北向南分别是马眼漕北的芙蓉洲（天一阁在这里）、马眼漕南的雪汀和更南侧的烟屿。

为什么要讲月湖十洲，因为这是天一阁空间描述的大前提。《雍正宁波府志》载：“天一阁，明兵部侍郎范钦宅之东偏，左瞰月湖，为浙东藏书家第一。旧有张时彻，丰坊二记，康熙己未,元孙廷辅请于姚江黄宗羲，复为之记。”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天一阁大致位于范氏司马第建筑群与月湖之间。这里提一句，文中提到张时彻，丰坊两位明代人物都给天一阁写过“记”可惜今天看不到了，如果能够发现，或许有更为重要的空间信息记录在里面。

月湖的主水面清代到目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范钦宅”的具体位置。这就要说到芙蓉洲，宁波地方志关于芙蓉洲基本说法如下：“十洲初成之际，随景命名，芙蓉洲，洲前多照水红蕖，乃有“芙蓉”之名。”这个“芙蓉”就是芙蕖，也就是荷花的古称，并非今天说的“木芙蓉”。芙蓉洲“宋时为史丞相府，明时为闻天官第、李尚书第、李都督第、范侍郎第、杨尚书第、黄府尹第”，所以我们就清楚了，明代的时候，范钦的宅地，包括后来他营建天一阁的大范围，就在月湖十洲之一的芙蓉洲上。

因此，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明确芙蓉洲的边界。我这里依据的主要是光绪年间的《宁波城河丈尺图志》的《城河总图》以及民国四年的《宁波最新城厢图》的记录。对应《十洲志》《四明谈助》有记录：“自雪汀过芙蓉洲，水又两分；一由感圣桥入月湖，一由马牙漕底，达菱池。经三板桥、衮秀桥入月湖。”这就把芙蓉洲的边界说清楚了：

北侧边界到水仙庙河，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三板桥街；

西侧到菱池水系，今天已经变成了菱池街和天一阁广场，这一段水系在清代和民国的图中已经断了，具体原因我会在下文解释；

南侧边界就是今天我们还看得到的马眼漕；

东侧边界就是偃月街边上的月湖主湖面。

黄宗羲登楼之后，清代学者叶昌炽曾经感叹：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

玉几金鹅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

现在看来，这第一句还真的是真实情况的描写，藏书楼方圆三百米之内确实是秀水环绕，这还没有说到小的支流。

芙蓉洲边界的明确，是有助于我们推测范氏司马第空间的。下面我具体来说范氏司马第边界的确定过程。

1司马第北界的确定

2010年，天一阁在建设目前的古籍库房之前，在现在白蚁防治所至天一阁三号的这一段天一街两侧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了明代房基、柱础、钱币和生活用品，根据范氏家族的家谱以及对其后人的口碑调查可以知道，范钦死后，继承藏书楼的长子的乾房继承了天一阁周边的建筑和土地，而次子的坤房则得到了北侧区域的宅地，所以推测古籍库房以北的区域，应为天一阁坤房遗迹。由于当时天一街以北还有大量居民居住，所以考古揭露的部门不足以看到这个建筑群最北侧的边界。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过，三板桥街的位置就是芙蓉洲北侧界河，一般来说把一条城内的主要干流放到私宅里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范氏司马第的背界不会超过芙蓉洲的北界——水仙庙河。

2司马第西界的确定

关于司马第的西界，一直有一个比较偷懒的说法，因为《四明谈助》说到过现在天一街口的范氏西园，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今天长春路底下是西城墙，所以有文献就简单的说范钦宅西到城墙根。但实际上范式西园只是范氏司马第的一块“飞地”，主建筑群还在更东侧的地方。请看以下两条信息：

《四明谈助》：“范氏西园：在司马第之西，背城面河。其河本自马牙漕来，北通菱池，达社坛桥大河。自嘉靖间（1522-1566）闻主事塞河后，遂为断港。如今大池，横于西园门前，池上有洲，叠假山，古柏阴森，颇有幽趣。”这说明范氏西园在城墙和芙蓉洲西边的界河之间，这条河原来跟南北侧的界河是通的，但是在嘉靖年间，被人为切断，变成了大池，池上还有小岛。

成化《简要志》：“锦里桥即三版桥，在菱池头，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今属兵部侍郎范钦。”这条记载告诉我们，断港的人是闻源，很可能是为了生活便利或者风水需要，同时把水引向自己的宅地。关于闻氏宅地，我们在讲范氏司马第南界的时候在具体说明。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把范氏司马第的西界在嘉靖年间的菱池断港。

3司马第南界的确定

南界的的确定就需要考虑到范钦的邻居——闻氏了。《石马塘闻氏家谱》：“月湖之右，自虹桥直进马牙槽，临河面南，有屋四楹。”“楹”在这里我们作组、院来理解。这句话给我最重要的信息时，闻氏宅第从今天偃月街（虹桥）开始，自东向西排开，一直延伸到漕底。为什么说肯定延伸到漕底？因为联想《成化简要志》所云：“……本与西水门里河相通，后为主事闻源所塞，渐流入其宅，内设水关闭之，掩为己有。”这位闻家的大官人可以将芙蓉洲西侧水系断开后引入自己家中，其前提就是距离不远且中间不经过别人家里。以此推断，范氏司马第南侧与闻氏兄弟的建筑群相邻。那么两家交界处在哪里？

在九十年代，天一阁南园周边地区的建设中，我们在休整范氏余屋和回复司马第台门的过程中发现了司马第中厅建筑最南侧的明代院墙，和台门前照壁须弥座的基础，由此可基本确定：南侧与闻渊、文泽兄弟的府第的边界在现在天一阁景区内部的“服务中心小水池——范氏余屋——司马第台门”一线。

4、司马第东界的确定

东侧就相对简单，因为当时天一阁的选址就在司马第原有建筑群的东南侧，所以这一建筑群的东界分为两段，北侧东界，基本与天一阁西侧备弄重叠，这也是天一阁出现之前范氏司马第原始的东界面。南侧东界，因天一阁的出现被向东推到了天一阁庭院的东墙。

至此，范氏司马第1840年之前的基本格局或者说四至范围就明确了，当然，任何城市、街区、家族的历史都是动态的，这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很可能局部区域会出现一些变动，有些变动很可能大到局部改变边界的走向，但是我们认为大致地格局应该是准确的。

去年我馆同任与天津大学的同学合作，对范氏司马第乾房（今天一街以南部分）的建筑肌理进行了推测，而坤房部分，由于后期建筑的干扰和考古信息的不完整，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但是我们推测乾房和坤房的中轴线并不完全重合，在坤房局部区域很可能存在“丁”字形的建筑格局，这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揭露和研究。

当我们对尼泊古城、月湖、芙蓉洲、范氏司马第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之后，再来看天一阁藏书楼，就很容易得出关于天一阁建设的三个结论：

一是地择东南。实际上从司马第后来的演变来看，天一阁建在西、北、东三面都有可能。但是范钦最终选择东南角，很可能处于三个原因：一是东南角的空间相对更大，北侧和西侧都临近芙蓉洲界河；二是出入更为方便，紧邻司马第台门；三是不排除读书人对于文昌位的偏爱。

二是相对独立。无论是天一阁还是皇家七阁，都是主体建筑群里的小字辈，说白了就是后加的建筑。所以建设者客观上也只能原则空旷、相对独立的区域。同时主观上读书藏书活动对于与日常生活和礼仪活动关联度也不高，那么建设者也进一步在主观上刻意离开其与主要生活、工作轴线的距离。

三是附加庭院。这一点也是主客观因素共同推进的，明清江南读书人主观上总是希望在读书藏书之处有雅致的园林点缀，而相对独立开阔的场地选择又正好支持了范钦的这一想法，而天一阁这种藏书楼附带园林庭院的做法又被“写仿”进了七阁基因中。这里需要辩证的就是，尽管现在的天一阁的前后假山是清初范光文所建，但这不代表明代没有园林。明代文学家屠隆在去过天一阁后留下一首《范司马公园》诗：

秀木扶疏众草齐，开残红药半香泥。鸟窥青嶂平湖入，人倚朱楼落日低。

曲窦暗通花径外，垂杨横过石阑西。坐来麋鹿深深见，不是桃源路已迷。

足以证明那时候的天一阁就已经是一个很漂亮的私家园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