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葬于明孝陵。

出身布衣

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的具有这种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县的钟离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方设法找一个地方做佃户，以便在这块干旱和时疫肆虐的土地上过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家庭无力抚养而已送人扶养或嫁出。到了14世纪30年代淮河地区已经变成了红巾军叛乱的摇篮，它的弥赛亚式的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的支持。人们相信，在这个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会发生转变，重新出现明教的光明，而弥勒佛会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年轻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个算命先生和在13世纪70年代反抗过蒙古最后征服阶段的汉人军队的老战士——给这个童子的耳朵里灌满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险的种种奇妙故事。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成长时期的环境。

1344年当朱元璋16岁的时候，在5月份和6月份的三个星期内，时疫并伴随着夏季的蝗虫和旱灾夺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员——他的父亲、母亲和还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长兄的生命。他的长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仅有的幸存者。苟活下来的人因太穷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亲人，更不用说去扶养朱元璋了。10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个佛教寺院做小行童，当杂差，以实践他在幼儿生病时他父亲许下的愿。与此同时他已长大成人，变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其显著特点是脸面有皱纹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这副奇异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来预示将来有不凡的品质。他无疑地具有这些品质，可是他兴起于赤贫而无文化的农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新兴伟大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个故事就有些像虚构小说那样的不真实。

加入义军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元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第三、四等人。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实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

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将帅之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 。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5年，朱元璋用计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升献策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

朱元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派徐达攻取镇江。到1357年冬，朱元璋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地，控制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到1359年，从现在的地图看，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与四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大有改观。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即唐桂芳，以字行），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

先陈后张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朱元璋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

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大槐树移民

明朝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汉民族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对促进我国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洪武移民不仅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空间，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交换，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培育出新的文明种子，这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移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伐残元

明太祖北伐是明朝建立后针对北元的八次军事行动。

战役名称 日期

明太祖第一次北征 1370年

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1372年

明太祖第三次北伐 1380年

明太祖第四次北伐 1381年

明太祖第五次北伐 1387年

明太祖第六次北伐 1387年－1388年

明太祖第七次北伐 1390年

明太祖第八次北伐 1396年

休养生息

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对此情形，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

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胡惟庸，1373年由右丞相升任左丞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行动。朱元璋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两相入狱，御史们理解了皇上的意图，便群起攻击胡惟庸专权结党。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朱元璋以专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后，胡案就成为他打击异己的武器，以致受牵连而被杀者达三万多人，最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的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朱元璋又于1393年杀掉功臣蓝玉。蓝玉是明朝开国大将，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打击贪官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

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集权统治

由于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较强大，到了明朝中后期则文官的力量变的强大起来。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某些野史记载，朱元璋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此类记载多为不实。朱元璋从未忌讳谈及自己曾为和尚，《大明皇陵碑》及明太祖御笔诗文等都大谈朱元璋少年时做和尚的事迹。野史称朱元璋忌讳“光”“秃”“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关于“文字狱”的记录，不见于《明史》《明实录》等较正式的史书。经王春瑜、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大多为不实记载：

如徐一夔，在野史中记载为朱元璋所杀。但是据《杭府志职官表》和《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其日期为建文元年。因此“朱元璋因文字而杀徐一夔”为误。

野史记载僧来复（见心）的《应制诗》中有诗句触怒朱元璋，被斩。然而考证《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告发者为僧智聪。

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实情是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字数一万多，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设立了文体规矩。

璋所设立的文体规范，有“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以外，无其他应避忌讳”的规则，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

紧抓教育

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

身葬孝陵

明孝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于此。

朱元璋安排后事简朴，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钟山南麓，为孝陵。明孝陵方圆四十五华里，规模宏伟。1398年6月24日，71岁的朱元璋驾崩，葬于孝陵，谥号“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

历史评价

明太祖最重要的功绩是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于涂炭，雪中国近百年之亡国耻，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政策，恢复了汉人国家。 朱元璋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这时蒙古对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压迫奴役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他从未经历过中国富饶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孔孟诗书礼乐的教育，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才智、信念和统帅力推翻了蒙古的暴政和奴役，重建立了这个帝国并指导国民脱离野蛮，重新恢复自信、尊严和荣誉。

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蛮族破坏的年代，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于蛮族的暴力，文明已经陨落，中国土地上只有野蛮禽兽所为，仁义道德尽丧，汉人沦为奴隶，任凭蛮族宰割。而蒙古的瓦解和明朝兴起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是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为了生存为了自由，摆脱被蒙古奴役践踏的殊死决斗。明太祖在率领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驱除蒙古的同时也指出，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但如果是知礼义，愿为中华臣民者，与中国人无异，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

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他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与我何加焉。

明太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百姓的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

他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1370年,明太祖接受大臣实行“民屯”的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3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朝廷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3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5至10亩(1亩约为067公顷)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10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合理的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1顷约为667公顷)

明初还设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明太祖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明太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至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000余处,疏通河流大约4000多条,成绩卓然

在明太祖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

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以下1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千米外

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10万余人

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8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

明太祖为了政权的稳固,积极清除权臣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明太祖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行省制

1376年,明太祖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看似分立,但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其次,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第三,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第四,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即《大诰》

正是因为明太祖在惩治救灾不力及漠视民瘼官员方面雷厉风行,决心之大,力度之强,绝不手软,官场为之一振,吏治得以整肃,各级朝廷日趋高效,救灾恤民成为朝廷及各级官员之急务凡此,为“洪武之治”的出现提供了保障

在军事上,明太祖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后,统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在军队编制方面,自京都至府县,都设立卫所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

京都的卫军分两种,一是五军都督府分统的四十八卫军明成祖时,定名“五军”,增到七十二卫,并添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与五军合称“京军三大营”三大营是全国卫军的精锐据估计,洪武后期全国兵额约180万以上,永乐时增至280万左右

明太祖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朝廷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8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1375年,明太祖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8岁至15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

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明太祖之功也不可小觑明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天灾频发,民生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宵旰图治,以安生民,终于形成一个治世局面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创立以来，成为了古代统治阶级筛选人才的主要方式。由于它对应试者真实才学考察的相对公平，成为了天下寒门通往上层官员集团的主要通道。相比曾经的荐举、查举和九品官人法，科举的考核面更加宽广，因此广受天下文人和统治者的欢迎。但是做官的诱惑虽大，勤学苦读终究太苦，所以作弊就成了很多人的救命稻草。也正因此，皇帝们对科举的考场纪律都会非常关心，生怕有营私舞弊的事情发生。中国历史上的科场案为数不少，大多数也是因为作弊和漏题。但是明朝洪武年间的科场南北榜案，却是一个例外，中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1368年，朱元璋带领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由于天下大乱刚刚安定，国家的治理上存在大量的官员缺口，需要人才填补。为此，朱元璋曾经大力鼓励底层官员推荐贤才。洪武六年，朱元璋曾经下诏：“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洪武十五年以后，更是发布诏令，让“天下郡县访求经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币聘之，送至京，共论治道，以安民生。”这些命令起到了一些成效，但相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来说，还是无法满足。

于是朱元璋的眼光很自然地放到了科举上。洪武三年，他曾经下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庭，第其髙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同时，他还命令所有的藩属国，都可以派遣考生来参加科举。

但是，此次科举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即所谓的：“所取多俊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也就是说考取的年轻人居多，都没啥社会阅历，能办事的不多。所以，“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停止了科举考试，使用了一阵子察举制来选拔人才。直到洪武十五年，科举考试才重开。

此次科举重开意义重大，它不仅奠定了明清两代的乡试、会试、殿试的考试形式，还给出了固定的考试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同时，由明太祖和刘伯温共同定立了一种文体，即所谓的八股文。取义乃是“其文略访宋经意，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自此，八股文禁锢中国读书人的时代开始了。就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后，朱元璋唯才是举的名声被塑造了起来，大明朝的人才储备正变得一天比一天厚实。但就在此时，南北榜事件突如其来的发生了。很奇怪的是，这次科场案并不牵扯作弊、漏题等传统问题，到让地域问题成了核心。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纪善白信蹈等主考。发榜之后，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为会元，同科录取51人。经三月廷试(即殿试，由皇帝亲自策问会试中试者的考试)，以福建闽侯人陈安阝 （音“安”）为第一名状元，江西吉安尹昌隆为第二名榜眼，浙江会稽刘谔为第三名探花。

前几名全是南方人，这也就罢了，但是整榜看下来，竟然没有一个北方人，这就有点儿过分了！

于是北方举子炸了锅，心中不忿，难道北方人连一个够格做官的也没有吗？这太不公平了，肯定有暗箱操作！于是所有北方举子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所以本次考试一定存在偏袒南人的情况，对北人不公。

朱元璋很生气，命侍讲张信等检查考卷，但是查来查去，北方人还是没有合格的。此消息一经传出，又有人告发张信受了刘三吾等人的托付，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评阅。朱元大怒，把主考官白信蹈等全部杀头。唯一漏网的是刘三吾，老先生这年已经八十五岁了，朱元璋认为他太老了，就把他免死充军边境（这之后刘三吾受住了发配的辛苦，最终熬死了朱元璋，在建文帝初年被召回，还活了不短日子。老先生的身体让人佩服）。冤枉的是，这年的会元宋琮也被充了军。

惩罚完主考官，朱元璋亲自出题重考。这回阅卷人揣摩上意，有了方向，于是一番操作，共有六十一人考取，这回中第的全是北方人。当时称这次会试为南北榜，也因为其考试时间的关系，称为春夏榜。以后朱元璋为了避免尴尬，索性将南人北人分开考试，事先规定录取名额，这才让中国南北的考生们都有了做官的机会。

其实，这次南北榜事件倒未必是考官的偏袒，而很有可能是当时应试举子们真是的水平体现。经过元朝的文盲统治，以及连年的战乱，北方的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文化的发展水平，全都是落后于南方的，考试考不过很正常。再说，此次科举的考卷照旧例弥封，考官根本不可能知道考生是南人还是北人。刘三吾等只凭考卷水平录取，尽管中第的都是南方人，倒未必是存有南北之见。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朱元璋之所以罔顾事实，硬生生提拔北方文人，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笼络北方的地主知识分子。明朝的统一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从南向北的统一，朱元璋最不缺的是南方士绅豪族的支持。但是北方刚刚被平定，他也需要北方的士绅豪族俯首帖耳。而且，北方临近蒙元，他也希望这些北方人给自己看家护院。此时出现南北榜事件，北人考试比不过南人，自己法外施恩，用区区几个官员名额就轻松搞定了北方士人之心，可谓是稳赚不赔。

另外，此时明初四大案已经基本完结，淮西功臣集团和浙东文人集团虽然被剿杀殆尽，但是他们的影响却不是能一下子消除的，朝中他们的人还不少。此时，引进新鲜血液，让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搭不上的北方人入朝参政，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制衡他们的势力，让自己的统治更加顺畅。

然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没有通过分榜考试而解决，反而是愈演愈烈。虽然大家同朝为官，但南方人觉得北方人没什么文化，粗俗不堪，而北方人则觉得南方人生性懦弱，天天讲究那些虚的，不干实事，互相瞧不上眼。永乐靖难之后，国都迁到了北京，皇帝逐渐成为北人，朝廷上当权派也是北方人逐渐占优，明英宗之时，由于他本是有攻略蒙古的意图，北人尤其受重用。但是南方人也不甘示弱，与北人明争暗斗，导致大明朝廷一片乌烟瘴气。隆庆年间，河南人高拱和扬州人李春芳险些在内阁里上演全武行，就是这种政治气象的最真实写照。

洪武以后两百多年间，不管朝廷上当权的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他们都会团结起来，各自保护本阶层、本地区的利益，而极力排挤对方。时间一长，这种结党之风成为了本能，并随着国家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中外矛盾的不断升级，演变成席卷明末官场的党争，最终毁掉了大明朝。这恐怕是当初明太祖建立南北榜时未曾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