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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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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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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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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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张介宾为明代著名医学家。字景岳，又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对《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颇有研究。临证上常用温补之法，人称温补派。著述较多，如《类经》《类经图翼》《景岳’全书》等。书中对针灸、经络论述颇详，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张介宾（15631640年）。原籍四川绵竹，后徙居浙江会稽（今绍兴）。自幼聪颖，素性端静。后在京师从名医金英（梦石）学医，尽得其传。又曾从戎，游于北方，因成就不丰而弃戎就医，悉心鉆研，尤其对《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有深入精研，经三十载而著成《类经》三十二卷，将《内经》加以分门别类，详加阐释，亦多所发明，后代医家誉之。又为增补不足，再撰《类经图翼》。至晚年，又将其毕生医疗经验撰成《景岳全书》，其他著作亦不少。其医理多与易学相通，主张医易同源，疗病思想以“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为中心，认为“人体虚多实少”，强调命门在人体中之重要性，治疗则主张补真阴元阳，创立左归、右归之法，常重用熟地，故人有“张熟地”之称。是为温补学派之主要代表人物，于后世有重大影响，人多赞誉其说，虽则亦有反对其见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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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与峨眉争秀色，要从灌口觅源头”。有送人士立即进行探索研究，根据李冰治理岷江水患，分别在四川都江堰市和乐市各凿离堆一处。乐山的“卧佛”是男性，凿的是头部；都江堰发现的“卧佛”是女性，凿的是脚部。姊妹佛仙，一江相连，景观奇特，无独有偶。 “天生玉女降古堰，藏在深闺有人识”。我们从发现者摄下的照片上清晰看出“李冰与玉女心连心”、“伏龙观乃为李冰的冠冕”。文史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发现，她是把中断数十个世纪的“内在联系”接通，对后永世不会遗忘的再发现。“玉女”与“玉女房”同在一地，其内在联系是自古已然；凿山为穴的“玉女房”，只是标志“玉女”的地点，不是“玉女房”的全貌；“东汉李冰石像”的出土，重在点明“玉女”所在，“玉女”就是“玉女房”的主人，故早在晋朝《华阳国志》、《水经注》、《太平环宇记》、《溢州记》、《灌江备考》、《灌县志》等史书上均有记载（而晋人误记“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也作三石人立三水中“应予更正）。 战国后期秦楚两霸争天下，秦为实现一统天下大业，便将“得蜀则得楚，得蜀先治水”列为秦的根本国策。蜀居楚之上，水路不通，而都江堰“北旧无江”（汉书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水上运兵攻楚旦夕即至。秦出于政治目的，遂意派李冰治理岷江，所以“秦并六国，自蜀始”（见蜀鉴），李冰为避沫水之害变水利，首要解决交通、灌溉，便凿开离堆，将岷江分流切址，外江为正流，内江为引流，离堆以下开二江于成都平原，离堆以上科学引水拥江作棚，最后必须同时再集中于离堆之下，开展生死攸关的“水下决战”，李冰不仅身先士卒，而且其女自告奋勇，替父深入“水下开水”，不幸捐躯长眠，恶噩传开，震撼天地，更加激发了当时修建都江堰的健男壮女争先恐后要当李冰的儿女，投入水下代“玉女”的替身，劳动人民的化身，传说(六月二十四)，'玉女'便羽化成仙，神灵依附在玉垒江畔，日日夜夜守护着这千年古堰，受益的川西平原劳动人民更加怀念李冰父子，恩泽百性，建造了二王庙，寄托哀思。在封建社会几千年，女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上神龛，所以我们在二王庙里看到的只有李二朗和李冰夫妇的神便。列朝列代政界要员，文人墨客为悼念李冰父子均要到伏龙观、二王庙祭祀，留下了众多的诗画题记、玉雕碑铭，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贡献毕生精力。

《蒙鞑备录》是南宋古籍。

1、赵珙，旧题孟珙，经王国维考证其误，生卒不详，宋宁宗时镇守两淮，为都统司计议官。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奉淮东制置使贾涉之命，前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记其所见所闻撰成《蒙鞑备录》。

2、《蒙鞑备录》记载了蒙古立国纪年、军事制度、太子诸王、诸将功臣等十几个方面的内容，介绍了蒙古族上层的生活方式、礼制习俗，为现存最早的记载蒙古开国事迹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3、此书有《古今说海》《历代小史》《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

孟珙简介：

1、孟珙（1195年—1246年10月13日），字璞玉，号无庵居士。随州枣阳（今湖北枣阳）人，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左武卫将军孟宗政第四子。赠太师、吉国公，谥号“忠襄”。

2、孟珙出身将门，曾祖孟安、祖父孟林都为岳飞部将。孟珙早年随父抗金，并参与灭金的蔡州之战。宋蒙战争爆发后，孟珙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上的战事，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

3、累官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1244年），兼知江陵府。后以宁武军节度使致仕。淳祐六年（1246年），孟珙病逝，享年五十二。

校正增补)痊骥通玄论(元)卞管勾集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5911(校正增补)痊骥通玄论注释(元)卞管勾集注郭光纪等注释农业出版社19915抱犊集　江西省农业厅中兽医实验所校勘农业出版社19596抱犊集校注(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杨宏道、邹介正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10串雅兽医方(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清)赵学敏编撰于船等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12大武经校注(牛经大全)(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湖南省常德县畜牧水产局《大武经》校注小组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7范蠡养鱼经(中英日俄法西文对照)中国水产学会中国渔业史研究会编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2活兽慈舟校注(清)李南晖撰四川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8鸡谱校释(斗鸡的饲养管理)　汪子春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5牛经备要医方(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沈莲舫编撰　农业出版社19601牛经大全(绘图牛经大全)(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　锦章书局19541牛经切要　于船、张克家点校农业出版社196211牛马经(全二册)(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　建文书局

锦章书局19543 19549牛医金鉴(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邹介正评注陈明增、牛家藩参校农业出版社19819疗马集(清)周海蓬编撰于船校农业出版社19591校正驹病集(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兽医室编农业出版社198011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校释　郭光纪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57新刻马书(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明)杨时乔等纂吴学聪点校农业出版社19842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清)郭怀西注释许长乐校正农业出版社19885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清)郭怀西注释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整理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司牧安骥集(唐)李石等撰谢成侠校勘中华书局19576司牧安骥集(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唐)李石等编撰邹介正、马孝劬校注农业出版社195912相牛心镜要览(敦善闲原本)　　畜牧兽医出版社19583相牛心镜要览今释(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清)黄绣谷撰邹介正注释农业出版社19872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金重冶、谢成侠等校勘中华书局19572元亨疗马集(校正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全二册)(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　锦章书局19559元亨疗马集许序注释于船审定郭光纪、荆允正注释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1元亨疗马集选释(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主编农业出版社198410中兽医古籍选读(中等农业学校教学参考书．中兽医专业用)　河北省定县中兽医学校编农业出版社19619中兽医古籍选释(中国农学普及丛刊)　李克琛、张余森编注农业出版社198712猪经大全(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贵州省兽医实验室校订农业出版社19608猪经大全注释　贵州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注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5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重编校正农业出版社19631

农业古籍出版情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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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后，群籍中记有类似《桃花源记》中事者不乏其文，现将所见姑录于此以备览：

①武溪石穴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一：“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入。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麻蔚然，行人翱翱，无复彷佛。”

康按：南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亦有此记，文同《异苑》，见《初学记》卷八引。康又按：武溪，当即 “五溪” 之讹，“武”“五”音同。又按：五溪：古时对沅水中上游五大支流的总称，这五大支流主要分布在今湖南省怀化市境内，故怀化古时除称鹤城外，还称五溪。五溪具体指那五溪，自古有争议，一般认为指满溪丶雄溪丶潕溪丶酉溪丶辰溪。

②鹿山鹿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郎州•武陵县》下引南朝•齐•黄闵《武陵记》：“鹿山有鹿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蛮人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蛮人入石穴，见有梯在其旁，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蔼然，行人翱翱，不以戎境。此蛮乃批树记之，其后寻之，莫知处所。”

康按：此记亦见《太平御览》卷五四引，文同。又按：此与《异苑》中所记武溪蛮人射鹿入石穴乃同一事而另记，见前 “武溪石穴” 条下引文。而此言 “武陵溪”，《异苑》则言 “武溪”。“武溪” 或即 “武陵溪” 之脱字所致欤？或 “五溪” 之讹欤？不详孰是！武陵溪乃武陵山区中之溪的泛指，具体溪名无有确指，渊明所记亦然。

〖鹿苑〗唐•李君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地闲分鹿苑，景胜类桃源。”此即用“鹿山鹿穴”之事。下“桃源鹿”用事亦然。

〖桃源鹿〗宋•郭汝臣《失题》诗：“龙抛玉涧归金阙，鹿认桃源入洞天。”

③桃李源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下：“武陵源在吴中，山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穴，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乱，食桃李之食者皆得仙。”

康按：吴中：古时对今江苏丶浙江广大地区的总称。

④小成都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三《彭州•九陇县》：“白鹿山在县北五十里，《周地图记》云：‘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见鹿群，引弓将射之。有一麛所驰险绝，进入山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边接，阡陌周通。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后更往寻之，不知所在’。”

康按：此条所记，亦见《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又按：九陇县，在今四川彭县西北今成都市西北不远处。清•蒲松龄《毕刺史效樊堂落成》诗：“嘉树成林竹数株，风烟绝胜小成都。” 诗中所用 “小成都” 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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