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2珍本：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和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都称为珍本。

3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以称为善本。

4禁书本：明令禁止流通和收藏之书。如清高宗借修《四库全书》之机，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强命各省督抚，查抄所谓“违碍”统治之书，均令解京销毁。所以，被禁之书能流传下来的，自然值得珍惜。

5进呈本：民间向朝廷敬献之本。

6底本：指著作的稿本，亦指抄本或刊印时所依据之原本。

7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

8初印本：一书初印，版面清晰，人以为贵。

9通行本：民间流行甚多而刻印平常的本子。

10足本：即全本。

11节本：对原书经删节后而印行的本子。故有“洁本”之称。如洁本《水浒》四十八回本。

12选本：因原本浩繁，选其精粹而成本着。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

13配本：因本残缺，用同种本的其他版本配成全本者。以抄写补残者曰抄配本。

14百衲本：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意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的一个完整的东西。百衲本书始出于清初的宋荦，他用两种宋本，三种元本，配置成一部《史记》八十卷，称为百衲本《史记》。傅增湘用几种宋本拼配了一部《资治通鉴》，称为百衲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曾汇集不同版本的史书，拼配影印了一部《二十四史》，称为百衲本《二十四史》。

15丛书本：专指丛书中之零种，称某某丛书本。

16单行本：从丛书、全集中，或一书中能独立成篇的抽出付印的本子。

17三朝本：南宋官刻的各书书版，元时入西湖书院，明又转南京国子监，历经三朝，故称三朝本。

18邋遢本：宋刊九行本《七史》，版经三朝，累次修补印刷，所以版印模糊不清，时称邋遢本。

19赝本：书贾作伪假冒之本。采取挖改、染纸、伪造等手法，以假充真。但赝本并不等于劣本。

20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

21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杀身之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22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备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稀。

23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过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24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25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26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私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1932年一二八日军入侵上海，轰炸、炮击闸北时，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首当其冲，惨遭毁 损。1月29日上午8时，下午3时及1月30日，日军飞机连续3次轰炸商务印书馆，总馆被毁。在1月29日轰炸中，因火势冲过马路，波及东方图书馆，但毁损甚小。2月1日上午8时许，东方图书馆突发大火，系日本浪人纵火所致。直至傍晚，造型新颖，时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焚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均化为灰尘。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 四库全书

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 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之所以编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 影印版

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编辑本段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编辑本段《四库全书》的功过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满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编辑本段《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这部书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49年以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确实是功不可没。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不可告人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中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清朝部份

甲戌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抄本)

己卯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抄本)

庚辰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抄本)

列藏本(苏联列宁格勒抄本《石头记》，抄本)

戚张本(张开模旧藏戚蓼生序本，抄本)

戚正本(有正书局石刊戚蓼生序本)

戚宁本(泽存书库旧藏戚蓼生序本，抄本)

王府本(清王府旧藏本，蒙古王府本，抄本)

杨藏本(杨继振旧藏本，红楼梦稿本，抄本)

舒序本(舒元炜序本，抄本)

郑藏本(郑振铎藏本，抄本)

梦觉本(梦觉主人序本，甲辰本，抄本)

程甲本(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活字本)

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萃文书屋活字本)

东观阁刊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善因楼梓)

宝文堂刊本(同治壬戌重镌，宝文堂藏板)

抱青阁刊本(嘉庆己未年镌，绣像红楼梦，抱青阁梓)

本衙藏板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衙藏板)

藤花榭刊本(嘉庆庚辰镌，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

宝兴堂刊本(嘉庆丙寅新刻全部绣像红楼梦，宝兴堂藏板)

凝萃草堂刊本(道光辛卯孟冬，绣像红楼梦，凝萃草堂监印)

三让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三让堂藏板)

五云楼刊本(咸丰己未新镌绣像红楼梦，五云楼藏板，光华堂发兑)

耘香阁刊本(绣像红楼梦，藤花榭原板，耘香阁重梓)

聚和堂刊本(绣像红楼梦，济南聚和堂藏板)

同文堂刊本(曹雪芹原本，右文堂发兑，同文堂藏板)

纬文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纬文堂藏板)

翰选楼刊本(绣像红楼梦，翰选楼藏板)

文元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文元堂藏板)

忠信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忠信堂藏板)

经纶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经纶堂藏板)

务本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务本堂藏板)

经元升记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经元升记梓)

登秀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登秀堂藏板)

连元阁刊本(曹雪芹原本，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佛山连元阁藏板)

三元堂刊本(东观阁梓行，三元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双清仙馆评本(洞庭王希廉雪香评)

妙复轩评本(张新之评)

聚珍堂评本(王希廉评)

翰苑楼评本(王希廉评)

芸居楼评本(王希廉评)

卧云山馆评本(张新之评)

同文书局评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大观琐录评本(增评绘图大观琐录，王希廉、姚燮评)

增评补像全图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诵芬阁评本(古越诵芬阁藏板，王希廉、姚燮评)

增评补图本(王希廉、姚燮评)

上海书局石印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绣像全图增批评本(王希廉、姚燮评)

桐荫轩石印评本(王希廉、蝶芗仙史评)

求不负斋石印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广百宋斋铅印评本(王希廉、姚燮评)

阜记书局评本(王希廉、蝶芗仙史评)

民国部份

增评加批图说本(王希廉、蝶芗仙史评)1914年上海石印本

增评加注全图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1925年上海石印本

文明书局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1927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江东书局石印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铸记书局评本(王希廉、姚燮评)

万有文库评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

许啸天句读本(1923年上海群学社铅印本)

汪原放句读本(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大达图书本(1929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

广益书局本(1934年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

新文化书社本(1929年上海新文化书社铅印本)

通俗小说库本(1937年上海中央书店铅印本)

亚东初排本(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亚东重排本(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中华索隐本(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世界书局本(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开明书店洁本(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铅印本)

传世一十二种脂砚斋评石头记钞本之版本概况

诗曰

自执金矛又执戈 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 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 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 情不情兮奈我何

乾隆中(一七五四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十数年而盛行，然皆写

本。时传抄面世，即为脂砚斋之评本。惜乎书犹未就，雪芹曹先生为泪尽而逝。诸本

止八十回矣。藏书家抄录传阅，纸贵京都，几三十年。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

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比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乃有程伟元、高鹗之百

二十回刊印聚珍版问世，改题红楼梦，字句亦时有不同，不明何人续撰。程本既出，

风靡天下，势力影响，莫与之京。钞本遽日渐湮埋，不为世人所晓。其后伪本垄断，

几至一百二十年，千亿坊间本俱其化身，遂成定本。一时海内哄传，士人争读，谓之

历代小说中之无上上品，曰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直至清季民元(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方有沪上狄平子石印戚本行显于世。脂本始

得重见天日，此举于红学界中不啻石破天惊。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胡适先生为亚

东图书馆之新式英文标点排印本(世称亚东初排本即是)作序，题红楼梦考证，为新红

学滥觞，令学界震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俞平伯先生红楼梦辩改定，顾颉刚先

生序之曰，胡俞二著标识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云云，始有新旧红学二

者之分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甲戌本出，归胡适。庚辰本随之继现。新红学遂

凭借此等新材料，借助新方法，破中见立，颇有建树，成就较之旧红学不可以道里计。

红楼梦之版本研究亦由是肇始。

自此以降，七十年来，世间幸存之脂砚斋评石头记古旧钞本相继重现人间，迄今凡

一十二种，实如凤毛麟角，弥足珍贵。脂本留存未经旁人改动之曹雪芹原文面貌，可

供校雠，更兼有脂砚斋(或曰雪芹乃其亲侄)等人评批三千余条，散见诸本，间或透露

作者身世，或指示写作意图，或论及八十回后佚稿及作者修改删却的情节，其文艺批

评自身亦独具只眼，颇是精到，历来为方家所重。是为天下红迷不可不读，不可不知。

然各钞本版本不一，互有出入;历经二百余载，蠹祸难免，实无完璧。

公子闽人，性耽红楼。今受业西郊燕园，得傍规模居国内第三的北大图书馆，古籍

庋藏只让北图，与上图比肩。馆藏脂系中最为重要的庚辰本，并有名藏书家冯隅卿先

生所遗之九部古版红楼梦，内有大陆仅存的三部程甲本之一，九部程乙本之一，以及

最早的雕版刻本东观阁本一部。时值大四，公子功课骤弛，更喜都门连降大雪。夫天

下至乐，莫若雪夜拥被读红。公子心血来潮，入库翻书，搜罗脂本点滴资料，并细加

梳理，述其大要，开列于下，盖「以公同好」 耳。

注:文首之题红楼梦七律止见于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评。

目 次

脂评石头记八种:

壹 甲戌本;贰 己卯本;三 庚辰本;肆 列藏本;

伍 戚 本;陆 戚宁本;柒 蒙府本;捌 靖 本;

脂评红楼梦四种:

玖 甲辰本;拾 梦稿本;壹拾壹 己酉本;壹拾贰 郑藏本。

说 明

脂砚斋评本石头记系统的传世写本依据底本年代，所存原文与脂评情况及后人窜改

多寡，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较为正规，为最早期的脂本。多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保存着最近于曹

雪芹原文的正文文字和大量较可信的脂评。研究价值最高。如上之壹至三，可包括梦

稿本前八十回中的六十余回未改前的原文。对列藏本的版本价值有较大争议，但公认

不如前三种。

第二类:经加工过。批语全无署名。多题为石头记。出现了许多早期脂本所无的批

语，不能确认是否脂评。价值稍逊。如上之伍至捌，且此四种为同一祖本，属戚本系

统(或称立松轩本系统) 。

第三类:经增删窜改。大都以红楼梦为题。以脂本为根据，大量删改原文或删弃脂

评。如上之玖，壹拾壹，壹拾贰，以及梦稿本前八十回中的六十余回改后的面貌。

甲戌本第一

又称脂残本，脂铨本。

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于各册首回首页首行。

因第一回第八页楔子正文中 「出则既名，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句上，比他本多出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十五字，指明所据底本年代，故名甲戌本。

甲戌年，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

存十六回。即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第四回回末缺下半叶，

第十三回上半叶缺左下角。四回一册，共四册。每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

一、此本祖本可能是脂砚斋的编辑本。理由是每页版心下部都有脂砚斋的署名，有

些地方虚以待补，如若干回的回前诗，仅有「诗曰」空悬。林黛玉眉目描写尚未成文，

其下半句以朱笔空围。底本无拼凑现象，正文很少修改，有部份批语系从另本移录。

一、此本第一回有畸笏叟丁亥春的行侧朱批，墨抄总评也有作于丁亥者，说明抄录

时间在乾隆二十三年丁亥(一七六七)之后。

一、第一回第一页第一行顶格题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行 「凡例」二字，

第三行起凡例五则，末题诗一首。陈毓罴认为这一段是脂批，正文当从 「列位看官」

起。其中第一至四则及题诗，共四百一十四字，为此本独有。第五则「此书开卷第一

回也，作者自云。。。」，后来本子仅存此段作为引言，与正文混同，遂成了正文开

始。凡例之末诗前横书「诗曰」二字，脂系钞本题诗多这种格式，下七律一首:「浮

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

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脍炙人口

一、第一回第四页下第一行 「丰神迥异」 句下至第五页上末行 「大展幻术，将」

句之间，较他本多出一段文字，恰好两页，四百余字。

一、此本有眉批、侧批、双行批、回前回后批多种，无署名及日期。其中朱墨抄录

双行批是此本一大特色。有九回无批。此本独出的批语都在第六、第八回。

一、所存各回脂批远多于其他脂本，尤有一些重要批语为他本所无。如第一回「满

纸荒唐言」 诗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

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这条批语是持曹雪芹卒于壬午年(一七六三)论者的首要依据。

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本不避康熙帝的 「玄」 字讳。

一、书中有刘铨福几条跋，又有其友濮文暹、濮文昶兄弟跋。胡适、俞平伯、周汝

昌在其上亦有批跋。

一、纸黄脆，已经一次装裱。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钤有

「刘铨福子重印」章。

甲戌本原为清朝大兴刘位坦得之于京中打鼓担中，传其子刘铨福。内有刘铨福在同

治二年(一八六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作的跋，极有见地。另有刘铨福的友人绵州

孙桐生批语三十余条，署「左绵痴道人」。之后流传不详，一九二七年夏此本出现于

上海，为刚刚归国的胡适先生重价购得，是为首次发现的传抄残本。胡适根据上述第

一回中文字称此本为甲戌本，开以干支年份定名红楼梦各钞本之先河，并且认为甲戌

本「为世间最古又最可宝贵的红楼梦写本」，所以适之先生视此本为平生秘本，向不

轻易示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胡适南下，临行匆忙，一生藏书俱皆抛下(由北大

图书馆收得)，只随身带走了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和他另藏的一部程乙本。一九六二年

胡适去世后，将此本寄藏于美国Cornell大学图书馆。

一九六一年五月，胡适始决定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央印制厂影印行世，止五

百部。为朱墨两色套版印刷，附胡适的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缘起及跋。次

年六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朱墨套印出版，两种:甲。线装一函两册，保留胡适的序

和跋;乙。依原大四册，去尽胡适手迹，附有俞平伯先生的后记及红楼梦年表，大陆

发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据六二年版重印，删去后记，线装四册;一

九七五年五月出平装一册。一九八五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据台湾商务版。

己卯本第二

又称脂怡本，脂馆本。

题石头记，见于封面。每回卷端题有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 字样。

第二册总目书名下注云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第三册总目书名下复注云 「己卯

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是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

存四十回。即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其中第一册总目缺，

第一回开始缺三页半，十回末缺一页半，七十回末缺一又四分之一页。十回一册，共

四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五或三十字不等。

一、此本第三十四回末题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为脂本石头记第一个出现

「红楼梦」标名的本子。如果不是后世藏书家所加，则说明曹雪芹生前一度使用过

「红楼梦」 为书名。

一、第十七、十八回尚未分开，共用一个回目，第十九回无回目，第六十四及六十

七回原缺，此与庚辰本同。此本中六十四及六十七两回系据另一种钞本抄配，文字与

程高本系统相同，见第六十七回末注云「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钞本武裕

庵补抄」。

一、此本无复杂的眉批侧批，面貌乾净。批语绝大多数在正文内双行书写，计七百

一十七条，除多一条单字批外，与庚辰本全同。只有十二处写在正文右侧。这些侧批

为别本所无，见于第六回和第十回。

一、此本正文始自 「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陶洙抄补了前三页半。正

文避国讳 「玄」 和「[礻真ZHEN音]」，避两代怡亲王胤祥和弘晓的名讳 「祥」 和

「晓」。据此判定为清代怡亲王弘晓府中的原钞本。

一、此本第十一回之前，无批语，为白文本。

一、此本中夹有六张笺条，补此书批注不足。第一张为第一回正文 「昌明隆盛之

邦」 批注「伏长安大都」 ;第二张为第四回 「护官符小注」;第三张为第五回题诗

一首;第四张为第六回题诗一首;第五张为第二回前指示将总批低两格抄;第六张为

第十九回一条批注，连所属正文，另纸记在回前。

一、此本曾由陶洙于丁亥年(一九四七)、己丑年(一九四九)据甲戌本和庚辰本份别用

朱蓝二笔校过，有校记二则。

一、此本讹夺字很少。公认与庚辰本渊源极深，文字有多于庚辰本的地方，语意较

庚辰本确切。尤其以前五回文字差异较大。底本可能早于庚辰本，为庚辰本同祖之本。

一、所用乾隆竹纸，薄而稍粗，有罗纹，土**，颜色深暗。周边褐色，多磨损。

夹条比书纸黄暗。朱笔校补文字新旧之分明显，红者时深，紫者时浅。夹条批语朱色

颇鲜。

己卯本当为清怡亲王弘晓府中原钞本。怡府是有清一代名闻海内的藏书大家，世代

相传百余年。宋元精刻，叠床盈架，且多完帙孤品。弘晓之父怡亲王胤祥为康熙第十

三子，曹家与之关系非浅，故所据底本可能就出自曹家。此本约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

代初为名藏书家董康所得，董在抗战中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瘐死狱中。此本归其友

陶洙所有。后来陶洙将书让与北京图书馆。

已卯本残卷

一九五九年冬出现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购得。现藏于此馆。

存三个整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五十五后半回、五十六回、五十七回、五十八回以及

五十九回前半回。共余五十二页，装订为一册，行款格式同己卯本，且和己卯本一样，

避「祥」字和 「晓」 字讳。据此判定此当为已卯本的失散部份。然此本一体墨色，并

无朱批。

该残卷仅有夹批三十条，与庚辰本这部份内容的批语类型和条数一致，其中十一条

小有出入。

一九八零年五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线装五册，计四十一又两个半回，

首有冯其庸序及凡例。

庚辰本第三

又称脂京本。

题石头记，见于封面。各册卷首标明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每回卷端题有 「脂

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字样。

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云 「庚辰秋月定本」 或 「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

庚辰年，是乾隆廿五年(一七六零)。

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底本原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两回。十回一册，共八

册，每半叶十行，行三十字。

一、此本底本年代相当早，应该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保存曹雪芹原文及

脂砚斋批语最多，脂批中署年月名号的几乎都存在于此本。面貌最为完整，文字比较

可信。

一、此本第十七与十八回尚未分开，共用一个回目，第十九回无回目，第六十四及

六十七回原缺，此同己卯本。另，此本无第八十回回目。回目双行并列，唯此本与郑

藏本如此，诸本皆是单行直书。

一、此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谜后缺文，并记曰 「此后破失，俟再补。」 另页写明

「暂记宝钗制谜云:朝罢谁携两袖香。。。」「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

畸笏叟」等文字。后人续补了宝玉及宝钗两首谜诗，就将此谜错改属了黛玉。第七十

五回缺中秋诗，回前单页记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

芹。」 第十九回 「小书房名」下空五字，「想那里自然」 下空大半行。这些残缺可

用以鉴定他本后人补缀之处。

一、第六十八回脱去约六百余字，估计失去一页。

一、此本有眉批、侧批、双行夹批及回前回后批多种。批语之多为各本之最，总计

两千余条，包括了己卯本双行夹批的全部(除一条单字批外)。其中有一批非常重要的

批语，如第二十回朱笔眉批「茜雪至 『狱神庙』 方呈正文。袭人正文目曰:『花袭人

有始有终。』 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 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

叹叹! 丁亥夏 畸笏叟」。

一、此本第十一回之前，除偶将回前总评与正文抄在一处外，都无批语，为白文本。

朱笔批语全集中在第十二回到第二十八回。

一、此本抄手不止一人，水平参差不齐。最后一册质量尤差，讹文脱字，触目皆是。

在后世流传中，曾经读者旁改过，多属于臆改。后人加批的，有署鉴堂、绮园、玉蓝

坡。

一、纸色黄，周边褐色。批语朱色与燕大图书馆章色几同。已经 「金镶玉」 法精心装裱。

庚辰本原出北城旗人家中，徐星署一九三三年初于北京东城隆福寺地摊以八银币购

得，格外珍视。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经郑振铎先生介绍，燕京大学图书馆折价黄金

二两购自徐氏后人之手，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此书最古刻本)及百回

钞本绿野仙踪(刻本皆八十回)并称燕大馆藏「三宝」 。一九五二年北大燕大合流之后，

始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朱墨两色套版影印出版，是首次影印行世的早期

脂本，所缺二回据己卯本补入。十月出精装二册，十二月出线装八册。一九七四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换用蒙府本文字补入。二月，出尺寸依原大的线装本八册;十月，

出大三十二开本四册。

列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