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在中国悠久的岁月中，我们的祖先都是依靠中药来治病救人的，而经过中国漫长的岁月检验，事实证明中医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疗效的，不然的话不可能在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而中国古代有一些特别著名的中医典籍，其中大家都可能听说过的一些，比如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青囊书，黄帝内经等等。

其中青囊书是华佗书写的一本医学典籍，可惜随着华佗去世，青囊书也不见了踪影，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完整的青囊书流传下来，但是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和黄帝内经这些都是有成本的流传下来的。其实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发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中医的这些医学典籍究竟还有没有参考价值？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是以西方医学为主的医疗体系，而中医则主要还是在中国有一定的分布，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得十分的快，所以现在的医疗体系也有很大的发展，并且对于一些病和一些药做了很透彻的研究。

但是中医好像渐渐的不受到大家的信任，主要就是因为在一些基础的药理研究上，中医还是存在很大的欠缺的，就比如我们买到的中成药，说明书上居然连不良反应这些都没有写明而相反我们现在买到的西药上面连病理不良反应等等这些都是有很清楚的标注的，这样也更能够让人放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中医需要进行一个科学的理论改革，把过去模糊不清的概念，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释都进行一个透彻的研究和分析，对于一些药方是否有用，也应该做一个科学的实验论证，而中国那些流传下来的传统医学典籍应该去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把其中有用的留出来，而没有用的就可以去掉，以免对后来学医的小伙伴造成一定的误解。

　　李时珍 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蕲州）瓦硝坝人。为古代我国乃至世界伟大的医药学家，著有药物学名著《本草纲目》一书。

　　李时珍出身世医之家，他的愿望是像他的祖、父辈一样，当一名济世活人的医生。可是在当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成名，出人头地。李时珍不敢违背父愿，十四岁考取秀才，以后三次赴武昌应试举人，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恳求父亲，让他专心学医。父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经十余年的刻苦钻研，李时珍三十多岁时便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

　　一五五一年李时珍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火佥）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一五五六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此期间，他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摘录了不少医学资料。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但由于他淡于功名荣禄，在太医院任职未及一年，就辞职归家，专心著述。

　　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昌书籍。三十五岁时，他就开始酝酿，并为之穷搜博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为了弄清许多药物的形状、性味、功效等，又毅然背起药篓，带着儿子及徙弟庞宽，「访采四方」，跋涉无数穷山深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过二十七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辛勤劳动，先后三易其稿，终于在一五七八年完成了这部闻名中外的药物学巨著。这时李时珍已六十一岁。

　　一五九六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立即风靡全国，医家视为珍品，争相抢购。不久流传于全世界。《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时珍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二书，也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李时珍在一五九三年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很多珍贵宋元医书孤本流落海外 专家呼吁应引起国人重视

　　“近几个月来，已经有五六批来自国外的客商，向我提出收购中国古代医书的意向了，虽然价钱稍低，但需求的量非常大——几乎是凡精品必收。虽然古代医书在旧货市场中很常见，但这么大量地被外国人收购，我总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近日，古旧书商刘先生向记者如是说。而著名中医文物收藏家张品超先生则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很多外国藏家在华大量搜集中医文物，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

　　内幕

　　德国藏家搜集800个古药瓶

　　刘先生向记者表示，有一位日本人兼田先生，已经从他这里卖走近10万元的古医书了，大约100多本。而据他所知，与兼田做这种医书生意的不止自己一人，而自己同时也向其他四五批外国收藏家供货物。古医书收藏为何突然火热起来了？为何外国藏家要大量收购？记者请教了著名中医文物收藏家张品超先生。

　　张品超透露，中医文物的收藏，在海外早已火热。外国藏家大量收购中医文物，是他们认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商机，而这些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大约在10年以前，就有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欧洲人，凭着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敏感性——也可以说是前瞻性，早已开始了他们在中医史文物方面的搜求工作。譬如，德国有位文树德先生，这是他的中国名字，夫妇俩都是日耳曼民族。文先生先后在中国等地收集了800个古中药瓶，不但专门办了展览，而且编图出版。

　　还有一次，大约在五六年前，在古玩城三楼某店有一套中医古籍，是手抄本医籍。书法精美，插图艳亮，可见当年的作者是下了大工夫的。古玩商也很重视，放在展柜正中显眼的地方。见到这么稀见的东西，当然想买下来丰富自己的收藏。一问价，对方答曰：“对不起，这是给韩国人留的。”

　　三种途径广收中医文物

　　就目前所知，现在颇有一些“外人”在这方面用心、下工夫。他们通常通过三种途径来收集中医文物。第一是自己亲购或委托洋人同胞；第二是通过中国国内专业人士；第三就是通过国内的文物贩子。在关系上，结为友好或盟友；在经济上互惠，你得钱我得东西。说来真使人心里难受，很多实力雄厚的外国藏家不问东西，不看质量，一年也罢，半载也罢，给国内的文物贩子留下个几万几十万的“小钱儿”，过一段时间来收取货物。只要是中医古籍、中医文物就行。

　　藏界

　　中医古籍不受重视

　　长久以来，我国的藏书界一直不大关注医书的收藏。著名藏书家韦力表示，按照我国传统的藏书价值观来讲，医书的收藏价值并不大。1000多年来，我国藏书家关注的往往是子、经、史、集等书目，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古代医书属于实用类的书籍，有的是医生看病的手记，有的是记载治病的药方或偏方，有的是中医理论著作。而医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进步的，比如眼科，10年前研究眼科的著作，今天看起来就显得有些落后了——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以1000多年来，医书一直不受主流藏书界的重视。

　　不过韦力透露，现在也有人专门收藏古代医书。比如天津一位陈姓藏家，就有不少珍贵的古代医书。这位陈先生本身是著名中医，他收藏医书的目的，是从中寻找古代秘方，并加以研究，运用到工作中去。不过像陈先生这种收藏家，在收藏界中实在是太少了，试问中国的收藏家有几个是深谙中医精髓的？从另一个角度讲，陈先生的收藏目的与一般藏家也有很大不同。

　　珍贵中医古籍流失海外

　　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印了很多医籍，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尤其帝国主义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瓜分，所以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且很多珍贵的中医古籍流失海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海外著名博物馆都有收藏。张品超介绍，现在国内能见到的针灸明堂图(供悬挂)，一般都是清代、民国时期的。但大英博物馆有一张残图，是唐代的，出自敦煌，堪称是举世无双的孤品。但是从全球整体来看，收藏中医古籍水平最高的是日本藏家，其整体质量胜过中国。很多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大体都在日本，我们无法匹敌。比如像中医里不可或缺的《外台秘要》和《备急千金要方》，我们连明版的都很稀见，而宋元版在日本。其中南宋版的《备急千金要方》在20世纪末，日本人精印后，送每位驻日大使一部。中国前驻日大使符浩同志也得一部。

　　张品超还透露，我国中医文化研究的著名权威李经纬老先生近日说，不管是中医、中药，包括中医古籍，的确到了非挽救不可的程度了。譬如说，宋元版的中医古籍大都在日本，那么明清这一块就一定要大力守住。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明清医书已很少了。但民间及许多中医师还保有很大部分。现在不加以保护、抢救，未来我们研究自己老祖宗的文化还要到日本去“取经”吗？

　　价值

　　古医书记载中医传承史

　　数千年来，我国的中医在施展医术时，多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宋代出现了太医院，但它还不是中医药实施活动的主体形式。那么他们的学习、连接、交流、传续靠什么，是靠医籍图典。搞任何研究的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