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