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兴》这首诗的诗意是浓烈的思乡和爱国之情。

《漫兴》是明末清初诗人朱之瑜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此诗首联叙事，写被迫离乡远去；颔联写在日本的生活，钻研古籍，回国无望；颈联抒怀，写对时间的流逝、故友的难逢；尾联写乡书的不达，产生重重哀怨。

一、原文

远逐徐生迹，移舟住别峰。

遗书搜孔壁，仙路隔秦封。

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

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

二、白话译文

追逐千年前徐福的足迹来了此地，坐船还到了徐福未到过的另一座山峰。

祖国已失传的古籍在这里搜寻到了，回乡的路隔着清朝统治着的疆土。

这洋流日夜永无止境地向远方流去，家乡的故友什么时日才能重逢？

给家乡所寄书信要经过好长时间才能到达，由此产生的离恨一层又层了。

三、文学赏析

此诗前四句写东渡日本的新鲜、欣慰的感触。“远逐徐生迹，移舟住别峰。”“远逐”，见出道途辽远，也见出远逐中作者的兴致。

后四句写羁留日本对故乡、故国的怀念。这怀念之情由流水兴起：“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

“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上句照应起笔的“远”字，下句关键在“转”字上面，说到作者避地日本初来时心情是欣慰的、庆幸的，但此处毕竟是异邦，此诗就是写他东渡日本的复杂心情。

此诗充满了浓烈的思乡之情，表现了作者坚定的爱国情怀，语言质朴，风格凄婉。而且诗题为《漫兴》，写得很随意，又很有兴致，是一篇颇耐讽咏的好作品。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这都是一些历史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问题，如果你坚持要要回来的话会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宝物很多都转手了好多次，好多人花了很多钱才买到，他们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财产，你坚持要走那是不可能的，你总不能在去他家里抢回来吧？就象鸦片战争时俄国割占我们的领土比河南省还要大的多，中国现在为什么连提都不敢提呢？总的来说还是国家实力不够强大！！！想想当年我们被小日本欺负成什么 样子！！！！TMD想起就来气，现在日本的右翼还很猖狂，根本不承认错误，教科书上把侵略中国说是改造！？他娘的，现在好多日本小孩根本不知道侵略过中国，更不要说他们在中国做的那些猪狗不如的事了。所以我现在根本不买日货，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人也不要在买日货了

下边是我找到的资料你看下。记得给我弄成标准答案啊

2003年1月十余名中国著名文物专家齐集京城，对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上月9日联合发表的一项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在那项《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中，这些收藏了大量被劫掠来的他国、他民族文物的欧美博物馆声称，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海外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就有精品中国文物不下上百万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横遭侵略凌辱的近代以来被巧取豪夺走的。

欧美博物馆发声明反对归还

中国专家集会抗议驳斥

2002年12月9日，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欧美19家博物馆、研究所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中虽然也表示“国际博物馆联盟确信应该坚决不鼓励文物、艺术品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非法交易。”但同时却声称：“对以前获得的这些物品，应该按照不同的价值和敏感来对待，应该反映出先前的时代特点。这些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在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以前就被存放于欧美的博物馆里，是在与现在不同的条件下获得的。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物品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声明》最后说：“归还早已属于博物馆藏品的这些作品的呼声一直是这些年来博物馆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尽管需要一事一议，区别对待，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仅是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服务的，而是为各国人民服务的。……限制博物馆对不同和多元作品的收藏，就是对所有参观者的不尊重。”

虽然用词委婉，但《声明》中拒绝将文物艺术品归还原属国的态度还是十分鲜明的。而且《声明》故意模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们收藏的大量文物艺术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

今年1月21日，王世襄、李学勤、罗哲文等十余位中国著名文物专家、学者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组织下，齐聚北京保利大厦，对欧美博物馆的上述声明进行了抗议和驳斥。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表示，是谁的东西还是要还给谁。自鸦片战争以来，大量中国珍贵文物通过不正当方式流散海外，这是历史事实。如果通过这个声明，就此关闭文物回归的大门，于情于理，都很难让人接受。

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说，中国传世珍贵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但决不因此而允许暗偷明抢，巧取豪夺。像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画、圆明园国宝等，都属于从我国掠夺走的文物，应该要求无偿归还。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大量文物流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文明古国收回文物的要求不是从现在才开始。30年以来希腊一直在要求返还文物。流失文物是老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反应尤为强烈。我们中国作为文物流失大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一个国家势单力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民间搞联合。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巨大，情况千差万别。专家们认为，对流失文物，要区别对待。有的流失出去，是历史上赠送给人家的。但被抢掠去的文物，必须索要回来，身首异处的要完整起来。

谢辰生先生认为，文物流失分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大量文物流失，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另一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很多文物因盗墓、走私而流失，主要是经济问题。

谢辰生认为，在抢救的前提下，应划清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非法流失的文物，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来索回，如用经济手段，反而会刺激流失，好事办成坏事。

参加聚会的专家们还纷纷表示，抢救国宝、保护文物，是顺民意、得民心的义举，要有坚定的信念，一代人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这是关乎民族精神、振兴中华的长期的事业。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还专门就此发表了公开信，表示：“《声明》首次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与正义公理相违背，是对曾遭受侵害国家和民族正义权利的践踏。……艺术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不反对中国的文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只能共享，不能共有。中国有许多艺术品通过正当贸易、礼尚往来等方式流传到国外。它们摆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供人们观赏、研究，这令中国人深感欣慰和自豪。但这与战争中通过不道德、非正义乃至非法途径而流失的文物，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博物馆展出的是靠非法掠夺而来的、甚至残缺不全的艺术品，则是艺术的不幸，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海外中国文物知多少

中华文明历五千年经久不衰，构成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华彩乐章。以书画典籍、工艺珍品等文物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宝贵艺术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今，它们宛若一粒粒珍珠，撒落在世界各地的各类博物馆、艺术馆以及私人收藏中。据不完全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就有精品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

据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祖世龙先生介绍，中国文物大致是通过五种渠道流落海外的：

一、正常的贸易或馈赠，例如瓷器是中国古代大宗出口产品，自唐、五代开始便与丝、茶等商品一起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

二、由移居海外的华侨带出。

三、在战争中被劫掠的。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每一次都被掠走大量文物。

四、被非法发掘、偷盗。

五、被以低价骗取。

祖世龙说，对于以上情况，应作具体分析，凡在正常往来中留存国外的中国文物，当不在追究之列，而对被劫掠、偷盗、骗取之文物，应该诉诸国际法律追索讨还。同在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赵宏先生介绍说，中国国宝主要流向了英、法、俄、美、日等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在大英博物馆，提供展出的中国文物虽然只是他们所占有中国文物总数的九牛之一毛，但已摆满整整一个大厅，敦煌壁画赫然在目。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所藏中国敦煌文物举世无匹。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辉煌一时的西夏王朝文物资料，几乎全被俄罗斯掠走。美国凭借枪炮和大笔的美元，也占有了大量中国古代精品文物，近年来在拍卖市场上经常将中国文物天价拍出。日本为了获取目前所知形制最大、号称“宝鼎第一”的西周重器大盂鼎，曾杀人放火、破墙毁门、掘地三尺却终未得逞。1945年抗战结束时，据中国政府粗略统计，日本抢夺的中国文物逾360万件又1870箱。

近代中国被劫掠文物为何难以归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与国际接轨，加入多个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并依据这些国际公约，坚持追索历史上被盗及非法出口的中国文物的严正立场，采取外交与法律手段，成功追索回多批流失文物。

然而我们也看到，目前追索回国的文物主要是近年来因非法走私而流失的。而对于战乱时期的近代中国流失的大批国宝，仍然难以依据国际公约加以追索。

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祖世龙先生介绍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一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二是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归还要求。不过，这一原则虽然得到了国际间的基本认同，但目前还没有“条文化”。虽然国际公约规定被掠夺的文物应归还原属国，但一些西方国家———同时也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几个国家，至今未在这些公约上签字。实际上，公约对这些国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另外，出于某些原因，这些国家博物馆主观上并不希望归还其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甚至对参观、拍照都严格限制，使得政府出面交涉异常困难。

原属国要求归还文物呼声不断高涨

事实上，文物被掠夺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遭受的厄运，自17世纪以后的殖民时期，被殖民化国家的文物几乎是无一例外地遭到掠夺。比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由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萨发现并运走的，现存放于卢浮宫博物馆。在北非和西亚，拿破仑东征的结果使大量的埃及古物被盗往法国。1800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甚至策划了把帕台农神庙和希腊神话的雕塑品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开始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有助于增强民族意识，启发自豪感，产生感召力，因此，要求“归还”或“偿还”被掠走的民族文物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与此有关的国际条约陆续签订。1981年，联合国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博物馆和公私收藏全部或部分地把收藏在库中的非法文物归还给原属国。由此可见，通过归还被无礼剥夺的文物来重建破损的文化遗产，已经是主要国际组织承认和接受的道义原则。

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实现这一原则在现实中还有重重的困难。比如，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原来置于希腊的帕台农神庙中，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艺术品。19世纪早期，英国人埃尔金通过贿赂有关官员，将其带回英国并出售给英国政府，现藏于大英博物馆。1983年，希腊政府正式要求归还石雕，却遭到英国政府拒绝，至今未获解决。

然而，历史在前进，文明在不断进步。近30年来，也出现了许多归还原属国文物的事例。比如，1977年比利时把几千件文物归还给扎伊尔；同年荷兰把包括佛教和印度教雕像在内的大批文物归还给印尼；1997年，失窃20余年的一批迈锡尼珍贵文物被从美国运回雅典；2000年，英国将一尊距今约3000多年的埃及王后头像归还给埃及等等。

中国文物流失几次重大事件

中国近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大批国宝级文物惨遭明抢暗夺，长期流落异国他乡。其中几个历史事件更是中国文物流失的高峰。

圆明园罹难

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绝。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所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自此悉失；圆明园文源阁所藏《四库全书》收典籍3503种，计79337卷，自此悉失；圆明园所藏商周青铜器、历代瓷器精品、古籍孤本、名人书画等等逾千逾万，无以胜计，自此悉失。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帝在枫丹白露宫专门建造中国文物馆，用以收藏圆明园国宝；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人摹本），还有一件乾隆年间从权臣和家抄出的长3尺、高2尺的白玉马……

八国联军入京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无数宫廷所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遭列强洗劫。经此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敦煌遭劫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被莫高窟主持王道士雇来清理沙土的杨姓伙计无意中发现。消息辗转流传，最早前来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他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五大包。1907年3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打着要把“圣僧玄奘”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送回原处的鬼话，以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此后，斯坦因又第二次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后来的法国人伯希和更凭借其卓越的汉学知识，在敦煌翻阅了整整三个星期，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约6000余卷，10大木箱。直到此时的1909年，中国学术界、清朝政府才知道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重大发现。而后直到1923年秋，美国人华尔纳还将莫高窟12幅精美壁画剥去，同时抢走一尊最为优美的唐代彩塑。

甲骨流失

1899年，清代金石学者王懿荣因患病从菜市口达仁堂中药铺买来龙骨，发现骨背上依稀刻有文字，古涩难辨，大惊之下，甲骨文因此发现。 殷墟甲骨为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时代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殷墟甲骨即惨遭流失，被以各种名目搜购、席卷。目前所知殷墟甲骨约20万片，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遍及日、美、英等12个国家。

溥仪“监守自盗”

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六大箱共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这批文物珍品随他辗转北京、天津、长春等地，时间长达22年，途中被不时变卖。其间，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图卷》从天津流出，转手日本人，二战后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与唐朝名家韩�的《五牛图》齐名，也自天津流出，据说现在为日本某法学教授秘藏。

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匆匆出逃，存于长春“小白楼”中的剩余文物精品又遭兵匪哄抢。这些遗散的国宝，当时被古玩界称为“东北货”，赫赫有名，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流出中国，仅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藏有17件。其中，北宋郭熙《树色平远图》藏美国；米芾《吴江舟中诗》藏美国；南宋江参《林峦积翠图》藏美国；北宋宋徽宗《金英秋禽图》藏英国……

孙殿英“盗墓”

1928年，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了清东陵乾隆和慈禧陵，墓中所聚国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失异域他乡，损失浩大，至今无法估算。

“北京人”头骨丢失

1929年12月2日，在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处的周口店，25岁的裴文中发掘到了沉睡地下50万年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此后，又有两颗头骨出土。抗战中，1941年，存放于北京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骨的安全受到威胁，经交涉，决定将“北京人”头骨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押送装有“北京人”头骨的箱子，准备在秦皇岛登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哈里逊总统号”在开往秦皇岛途中被日军截用，并在长江搁浅，“北京人”头骨自此下落不明，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