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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奉命校理群书，撰为《七略》，将典籍分为六大类。

此后，到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四部分类法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到了清同治年间，张之洞为诸生好学者编《书目答问》，认为“丛书最便学者”，“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部，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五部分类法。

我国使用最普遍的中文图书分类法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这套丛书无论是在选目还是在整理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从选目上来说，全而见精，勾勒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概貌。丛书100种，以朝代论，大致为唐前15种，唐30种，宋20种，元明15种，清20种；以文体论，总集3种，文论2种，笔记、小说2种，戏曲2种，词集4种，余均为诗文别集。从整理方式来看，有标点、校点、校笺、笺注、校注、集注、集释等。其中笺注、笺校、集注、集释的占三分之二，多为今人所撰，也有前人旧注。传世佳注者尽量保留，仅作标点，如《文选》唐李善注、《王右丞集》清赵殿成笺注、《杜诗镜铨》清杨伦笺注、《李长吉歌诗》清王琦等三家评注、《樊川诗集》清冯集梧注、《玉溪生诗集》清冯浩笺注、《温飞卿诗集》清曾益等笺注、苏轼诗清冯应榴辑注、黄庭坚诗宋任渊注等。宋以前的诗文集前人无注或简注者，多请当代古典文学名家和史家予以笺注或集注，如高亨的《诗经今注》、汤炳正的《楚辞今注》、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等的《李白集校注》、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夏承焘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钱伯城的《袁宏道集笺校》、王蘧常的《顾亭林诗集汇注》等。这些作者都是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一流学者，不少是大师和****，他们的这些古籍整理著作都反映了他们的治学成果，有的凝聚了他们毕生的心血，代表了一个时期研究的最高水平，也因此获得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好评。如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校注》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获1994年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1991年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瞿蜕园先生的《刘禹锡集笺注》、曹融南的《谢宣城集校注》和邵海清校、李梦生笺的《忠雅堂集校笺》分获1991年首届、1992年第二届、1994年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