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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众分层看古籍整理的新趋势

当前，随着古籍整理借助通俗化手段而获得新的发展，一个新的问题已不能回避：新的受众群体对古籍整理有着怎样的新需求？出版界应当选择怎样的方式才能满足他们的古籍阅读需要？对此的全面考察至少需要涉及五个方面，这就是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著名的“五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

产生了什么效果。但限于篇幅，我这里仅仅打算从第四个“W”即“对谁说（to whom）”角度去做点尝试性探讨，着重从受众需要的变化角度看古籍整理的现状与趋势。“对谁说”，突出显示的是受众角色在古籍整理中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思考当前古籍整理究竟为了谁，向谁传播的问题。

我们应当从变化视角理解受众在古籍整理中的角色和需要。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古籍受众群体大约经历了三变：一变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精英内敛阶段。尽管曾有过古代典籍的通俗化要求，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编辑出版部分古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但那主要是出于政府高层政治斗争需要，与普通受众个人的阅读需要关系不大，因此涉及面很小、数量也很少，而古籍整理的真正的受众主流还是少数精英人物或文化人，这种精英受众呈收缩或内敛态势。二变是指80年代的精英复苏与通俗化并存阶段。虽然针对受众的文化启蒙需要，加强精英化建设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的主要任务，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变化、教育水平的快速普及与提高及文化启蒙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普通受众开始拥有了消费和接受古籍的需要与能力，这就迫使古籍整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化热潮，如《史记注译》、《聊斋志异全译》、《文心雕龙译文》等。三变是指90年代以来至今的精英扩张与趣味分化阶段。一方面，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文化时代，精英受众群数量迅速扩张，古籍整理的需求量随之增多。例如，今年我国高校本科高专计划招生530万人，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273万）的19倍，为1991年时（62万）的85倍。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发达，古籍整理面临着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受众的层次变得更多了，他们的阅读趣味也分化了。古籍整理如何应对这种受众新形势？

冷静地分析当前古籍受众的结构，不难发现一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已经出现，这就是受众分层。受众分层在这里是指受众群体在传播活动中由于社会身份与阅读趣味差异而出现的层次分化状况。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古籍需要，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领域那种单一的精英受众群体相比显然是变化惊人。粗略说来，当前的受众分层状况具体体现为如下三层次分别：精英小众、文化大众和普通大众。这三种人群在数量上的关系如果以图的形式表示，则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分布： (见图)

在这个金字塔的内部构成关系中，尽管可以梳理出四类群体，但从它们之间相互分别又交叉的复杂情形看，分成三个层次应更合理。首先，处于金字塔高层即塔尖上的是精英受众群体，有专家学者、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者等。他们的文化教育层次最高，专业性强，但人数最少，属古籍整理受众中的“小众”，可称精英小众。其次，处于金字塔最下层的是低等和初等文化程度的人群，文化教育程度低，但为数众多，拥有最庞大的受众数量。最后，位居金字塔中部、上下两层次的变化与交叉地带的是普通文化人群体——那些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受众群体，如拥有大专、大本甚至部分研究生学历的工薪阶层、白领、机关工作人员、媒体从业人员等，可称文化大众。他们中不少人虽受过高等专业教育，但往往转而从事非专业的其他应用行业，因而在文化消费方面会呈现需要和趣味的多样化面貌。有意思的是，囿于传统的精英与大众二元对立观念，这个日渐重要的中间层次往往容易受到忽略。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而从事非专业的职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文化大众随之会不断膨胀，他们携带其强烈而又多样的文化消费欲望会成为图书市场、尤其是古籍整理图书的重要消费群体。这一群体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面对上述受众分层情形，古籍整理应该如何进行？是继续坚持过去的精英主流战略，还是顺应当前大众化趋势而义无反顾地走通俗化道路？我认为这两条道路都有其片面性而不足取。精英战略完全以精英需要为宗旨，明显地与当前受众变化趋势背道而驰。虽然其坚守古籍原味的初衷值得敬重，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会遭遇市场困境——古籍高则高矣，无人问津又奈何？而大众化战略主要从大众趣味出发去整理古籍，一味地满足大众趣味而忽略提升，难免有时容易滑向庸俗化绝境。我的主张是，根据受众分层状况而实施相应地不同的多元化古籍整理战略。

多元化古籍整理战略，是受众分层时代的一项必然选择，要求根据不同受众群体需要而采取分层化古籍整理方式。（1）面向精英小众层次的古籍整理，应尽量满足这个层次人群的高雅文化需求。这类古籍图书需求量较小，印数一般不会超过5000册，但这类古籍在整理出版时就需要尽量保障专家们所偏爱的“原汁原味”，如繁体、竖排、无标点或者线装书之类。市场销量小却又质量要求高，往往造成要求高、投入大而市场亏损严重的结果。支撑这类古籍整理的应是政府或各种团体的文化事业专项投入，以及下面几类古籍整理的市场回报和补贴。（2）面向第二层次受众即文化大众的古籍整理，则一方面要保障高雅文化的雅趣，另一方面又要适当增强趣味性。因为这一层次文化水平较高，人数稍多一些（近年每年高校本专科毕业人数就已达三百多万人，未来几年将激增到五百余万），是文化消费市场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既有文化阅读需要，又有一定的购买力，同时还有强烈的日常生活娱乐与休闲需求，因此对于古籍有既高雅又广泛灵活的需求。这类古籍整理则可能既需要简体、横排、标点、注释甚至白话译文，还有相应的研究性著述，以及某些图文并茂、趣味性强的课余通俗读物。这样的古籍整理显然就有更大的市场，既可以养活出版机构，又可以促使它们把盈余投向上述精英小众的古籍整理补贴。（3）面向第三层次受众如初高中文化程度阶层（包括高中生、初中生、工薪阶层等）的古籍整理，则需要走提高与赏析结合的路线，即一边接受古籍教育一边有趣味满足。这个群体人数更多，大多处于青少年成长与认同阶段，性情活泼而为定型，受教育的欲望强烈、文化提升任务繁重，但又受到经济实力的限制，比较谨慎，选择时比较挑剔——即喜欢读那些相对不大费力的文字。因而这类受众在阅读古籍时，可能需要在第二层次书籍形式基础上更多地配以插图、连环画、评书、白话重写、演义、武侠小说等通俗形式。金庸小说虽然可以“雅俗共赏”，深入到所有阶层读者群中，但受众数量最多的可能正是这一读者群。（4）面向第四层即较低文化层次如小学生、普通人员、打工仔等的古籍整理，就需要实施娱乐中学习战略了。娱乐中学习，是说以娱乐为主而辅之以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提升效果，大抵相当于古代所谓“诗教”或古罗马贺拉斯所谓“寓教于乐”。这个层次的人数最多，其中小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在目前重视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家长舍得在教育方面下本钱，在孩子身上花钱。而这些儿童少年尤其需要的古籍形式，就可能是边娱乐边学习了。如何使广大少年儿童在娱乐中逐渐地接受中华古代典籍的潜移默化熏陶？这无疑是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考虑的迫切课题。

当然，对上述多元化战略的描述尚是初略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死守“原汁原味”的老路，也不能干脆全盘通俗化，而应面对受众分层状况而制定相应的多元化与分层化古籍整理战略。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　中华书局　1994年11月

《韩愈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8月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中华书局1999年2月

《韩愈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韩愈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

《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中国人作家の日本游记选》(与笕旧美子合著)　(日本)光生馆　1986年2月

《中国古典诗词选》(与笕久美子合著)　(日本)白帝社　1986年11月

《祖堂集》（与日本学者衣川贤次、西口芳南合作） 中华书局 2007年10月版，2010年7月、2013年2月重印。

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扬州甘泉（今扬州）人，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学识淹博，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大学刘建臻教授长期从事经学和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清代学术特别是焦循及其著述有湛深研究，并具有整理点校古籍文献的丰富经验。正是因为著作者的重要地位和整理者的优越条件，早在2007年，整理《焦循全集》的设想就获得专家的高度肯定，并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计划，成为清史文献整理的重要项目之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终于结成硕果，2016年，《焦循全集》由广陵书社顺利出版。

《焦循全集》多达640万言，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迄今搜罗汇辑焦循著述最为丰富的合集。焦循学问博大精深，其著述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约计达数十种之多。此前，除少量著述如《孟子正义》等数种得以出版之外，绝大多数都未能得到整理，甚至还有诸多稿本、抄本未能得到发掘利用。整理者付出大量心血精力，广搜博采，抄录影印，尽最大可能网罗焦循所有著述。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毛诗地里释》《注易日记》《里堂书跋》《乘方释例》《里堂札记》《里堂诗集》《里堂道听录》等20余种稀见稿抄本，分别珍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等十余家收藏机构，整理者不辞辛苦，多方搜求，终得如愿以偿。在广泛搜罗、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全书最终收录焦循著述59种，其中甲编为焦循自著52种，乙编为焦循摘抄或选刻之书5种，另附录他人摘编焦循著述2种。除极个别求之不得或寻之未获外，几乎将焦循著述囊括无遗，堪称迄今最为全备的焦循著作合集。

其二，是迄今别白考辨焦循著述最为精审的合集。焦循著述众多，其中不免存在鱼目混珠、真伪杂陈的情形。刘建臻教授系研究焦循及清代学术之专家，此前即出版发表有《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焦循著述新证》和《焦循学术论略》等系列论著。依据多年研究奠定的学识功底，整理者对现存以及见于记载的各种焦循著述详加考证辨析，以删重去复，黜伪存真。以焦循有关《诗经》的著述为例，上海图书馆藏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和《毛诗物名释》稿本2种，南京图书馆藏有《陆玑疏考证》1种。以其名目观之，当为三书。整理者经仔细比勘，发现《毛诗物名释》实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初稿，而《陆玑疏考证》则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第十二卷之内容，遂保留《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1种，而摒弃了原计划收录的《毛诗物名释》和《陆玑疏考证》2种。又如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里堂书品》抄本，卷首目录题“里堂焦氏书品”，下署“廷琥手录”。书名既题焦循之字，抄录者又为焦循之子焦廷琥，学者多将其视之为焦循著述。整理者细加考核，发现焦循本人及其子焦廷琥均未言及此书，且现存焦廷琥手稿笔迹与是书明显不符，进而发现其书内容旨趣与焦循学术思想相去甚远，书中甚至还载有焦循身后之事，遂判定该书实为伪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者将该书直接剔除，不予收录。诸如此类，整理者对能够查找到的焦循所有著述，均一一厘清其重出者、伪托者、未成者、散佚者，乃至未见、存疑者，最终确定全集的收录内容范围。其考辨及其别择堪为定论，有效地保证了新版《焦循全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其三，是整理难度极大的清代学者著作集。焦循学识广博，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术数等各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当时即有“通儒”之称。再加上其著述稿本、抄本颇多，今人辨识整理，其难度可想而知。整理者迎难而上，网罗专门人才，组织学术队伍，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整理点校工作。

作为清代文献整理的新成果，《焦循全集》的推出，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为学者阅读利用提供了可靠方便的文本，必将大大推进对焦循本人及其清代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反映了新一代的扬州学人对扬州先贤尤其是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可谓薪火相传，渊源有自，必将有力地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黄爱平)

叶在古籍整理上有着特殊贡献，他晚年致力于古珍稀版本的搜集，所写的札记、书跋，多有独到之处。

李魁先生《三味书室与﹤读史方舆纪要﹥》一文（2002年第11期《旧书信息报》）拜读之余，颇受启发。我由此想到上海图书馆珍藏的顾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它的发现、鉴定和收藏，始终与著名藏书家叶景葵的名字紧紧相联，实为藏书史上一段佳话。

他的卷庵藏书多抄校稿本，十分珍贵。1925年前后，他从杭州抱经堂书贾朱遂翔处收得一部前人稿本。首行题《读史方舆纪要》，不分卷第，后人粘附纸条分别卷第，并注明“苑溪顾氏原本”。叶氏“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接着请修书高手精心修补，费时两年，费款200元，为书款的三倍，订成一百三十余册，整修如新。

除了以下所列史书外均不属于二十四史书。

“二十四史”是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所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30世纪初），止于明代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编写工作始自西汉，止于清代，编写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八百多年。

这二十四部史书，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钦定，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正统”史书，也就是“正史”—“二十四史”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的。

二十四史现代点校本

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