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末代官修史书《大南实录》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出版,国内仅存5套,原价5000元/册，共20册）

《大南实录》是越南最后末一个王朝阮朝的官修史书，国内外所存版本极少。在版本方面，现今流传的《大南实录》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于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51年）至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之间陆续出版的，全书共20册，为日本越南史研究大家松本信广教授所主编，根据松本信广教授透露，《大南实录》原藏于顺化安南宫廷，松本先生于日本昭和八年（1933年）到越南调查旅行之际对原书进行影印而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出版的20册《大南实录》也是根据当时照片制版而成。越南方面由越南史学院于1962年河内史学出版社出版了拉丁化越南文译本。

中越两国人民曾被称为“同文同种”，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越两国曾经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仍然无法抹杀友好仍然是主流的事实。我们今天谈及越南曾经长期使用汉字并不是为了宣扬“大国文化沙文主义”，而是告诉人们历史事实，回顾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认同。

一、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较少的原因

历史上越南书籍与中国书籍同样遭到多次兵火之灾，根据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历史上越南书籍一共遭受了六次大的灾难。越南方面认为越南书籍在历史上一共遭到了四次大的灾难：一是陈末绍庆二年（1371年）占城兵入越南京城（升龙城即今之河内），当时占城军队掳掠子女、玉、帛、焚毁宫殿，备籍为之扫空；二是根据越史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年）夏青进士到越南取有关越南的古今事迹书籍（也有认为是明朝将领张辅悉取古今书籍，部送金陵）；三是越南（1516年）的陈暠之乱，“士民争入禁省取金帛，文书图籍委弃满道”；四是后黎克复莫朝京师（升龙），“诸书又毁于火”； 五是元代蒙古军队攻打越南时，越南曾向北宋请去的四部印制的《大藏经》和一部《道德经》皆毁于兵火，《大越史记全书》曾记载1295年越南陈英宗遣使赴元收得《大藏经》，留天长府（今南定），副本刊行。 六是根据越南史学家明峥的研究，法军在河内即将解放时，曾经运走越籍七百箱。此外，日本曾经在越南进行了短暂统治，期间也运走不少书籍，另越南南北战争以及南北战争结束时远走海外的越南南方人也带走了不少的书籍，这也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越南书籍所剩不多，所剩古籍大多成书书于13、15世纪左右。

二、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越南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要首推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张秀民先生曾经于2001年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上对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笔者深感在此领域研究之不大及，但又认为中国研究越南之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很少略知其中一二，故这一内容大部分参照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成果。

1959年5月12日越南中央图书馆阮馆长透露，越南博物馆馆藏汉问书十万册，有六千多册善本被法国人抢走，现中央图书馆藏书三十万册，而其中大多为新书。张秀民先生通过统计越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著录的185种，法国迦节（Cadiere）、伯希（Pelliot）的《史部书目》175种，加上河内新购的78种，日本东洋文库藏安南本76种，又《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目3070种，中国书越南印版690种，喃字版628种，三者合计共4388种。可见越南现存汉文古籍之一斑。

《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中也杂有不少中国人著作，如《高青邱诗》、《人谱》、《钦州志》等，而重复的如《安南志原》、《大南一统志》等又数十种。其中十之八九为后黎朝与旧阮朝的著作。其中诗文集、来华使者的著作又有数十种，如《使清文录》、《使华丛咏》，还有使闽、使粤、使天津、使燕京等，其中以使燕京的诗集最多。而其中家谱多至一二百种，约有二十余姓，如丁、李、陈、黎、阮、郑、武、汝、吴、范、杜、黄、杨、刘、潘、邓、谭、王、徐、何、郭、裴、张等姓。阮氏族谱又有世谱、合谱、全谱、支谱等二十多种。笔者曾跟不少越南人交流，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

越南汉文古籍中比较重要的地理书包括《十一省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皇越一统舆地志》、山西、清化、北宁等省志、《宣光省志》、《义安志》、《义静杂记》、《永禄县志》、《嘉定城通志》、《南圻六省地舆志》、《龙编百二咏》、《升龙三十咏》、《北城地舆》、《清化纪胜》、《宣光省赋》、《兴化省赋》等等。

越南自李朝以来均仿中国科举制度，我国清末1909年废科举，而越南最后一次廷试则是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比中国还晚了十年。科举制度在越南的推行使得在越南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如《举业津梁》、《辰（时）文集要》、《乡会试文》、《乡试文选》、《历科登龙文选》、《登科录》、《慈廉县登科录》、《大越历代进士科实录》等等。

科学方面有《天文体》，还有算书《算法奇妙》、《算法大成》、《大成算法指明》。医学方面的书有《医海求源》、《医理精言》、《医传旨要》、《活幼心法大全》、《保婴良方》、《妇人科》、《外科医方》、《诊脉秘诀》、《验舌证法》、《南药神效》、《中越药性和编》、《南药考辨》、《南药正本》、《本草拾遗》、《保生延年纂要、《海上懒翁》等等。

也有一些迷信方面的书，如《乩笔文抄》、《卜鸡足全书》、《符咒集成》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书籍。

类似档案文书方面的书也不少，如《丁先皇庙历朝令旨》、《明都王（郑楹）令旨》、还有一些丁簿、田簿、地簿和国王封赠的赦文如《阮曰庶赦文》和封庙宇的赦文。

除此以外，《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还有收录了不少记载越南山区少数民族的书，如《瑶人蛮士》、记载了广安、安沛、宝光、凉山等省蛮士的资料。还有如《高绵世次略》、《高蛮纪略》、《高蛮事迹》和《万象事宜》、《南掌纪略》、《暹罗事迹》、《望国（曼谷）功臣录》、《占城考》、《征占日程》、《阇盘城记》，这些与历史上越南的临国柬埔寨、泰国、占城有关，可以作为研究这些国家历史风土的重要资料。

此外，获越南政府批准成立并于1979年10月13日的越南汉喃研究院的近年来的影响越南越大，从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越南汉喃研究院收藏的包括喃字版的书籍一共有大约2万册书。

三、中国和海外现存越南汉文古籍情况

中国现存越南汉文古书其实也不少，但由于从未有学者进行统计，但很多比较重要的古籍都散落于国内私人或各单位的图书馆当中。根据张秀民先生所列的书目得知，目前中国所藏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安南行记一卷》（一作天南行记，成书于元代）、《交州藁一卷》（成书于明代）、（平定交南录一卷）（成书于明代）、《安南图说卷一》（成书于明代）、《海国广记安南》（成书于明代）、《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成书于清代）、《使交纪事附使交吟》（成书于清代）、《安南军营记略一卷》（成书于清代）、《越南纪略》（成书于清代）等等 此外根据王晓建先生曾经在国内所见的越南汉文古籍也有不少，较为重要的包括：李常杰著《南国山河》，陈世法著《岭南摭怪》，陈国峻著《兵书要略》，黎文休著《大越史记》，阮忠彦著《介轩诗集》，朱文贞著《四书说约》，阮�著《舆地志》、《抑斋遗集》，武轸著《松轩集》，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黎思诚等著《珠玑胜赏诗集》，阮孚先著《大越史记续编》，黄德良著《摘艳集》，杨德颜编《古今诗家精选》，武琼著《大越通鉴通考》，黎嵩著《越鉴通考总论》，阮秉谦编《传奇漫录》，范公著著《越史全书》，阮俨著《越史备览》，黎贵敦著《黎朝通史》、《见闻小录》，阮攸著《北行杂录》、《清轩诗集》，黎光定著《一统舆地志》，张登桂等著《大南实录》，潘清简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潘辉注著《历代宪章类志》，潘佩珠著《巢南年表》、《越南亡国史》，邓博鹏著《越南义烈史》等。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了解，国内越南汉文古书较为集中地收藏于国内下列单位：北京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包括图书馆，小语种资料室，民族研究所、以及有关教师收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广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等等，此外台湾所收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台湾淡江大学、台湾越南研究所等等。

海外方面，收藏最多的莫过于法国巴黎远东学院、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收藏、甚至再版了越南汉文古籍。美国方面，在1975年前后移居美国加州的越南学者们于2001年成立了越学院，也收藏越南汉文古籍不少，该机构还把很多类似，《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12部越南比较重要的史籍的越文版登载到了网上，免费提供给研究者参考，但遗憾的是没有附上原版中文。

施耐庵（约1296～1370）: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

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另外有资料:

公元 1296 年（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秋

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

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明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又

说：“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注：王道生，此人待考。淮安王寿萱自云是王道生后裔，

但未提供家谱。

并见白驹出土文物，署名“施子安”的残碑。

1979 年 8 月 8 日，盐城地委宣传部曹晋杰、兴化县委宣传部刘嘉谷、大丰县委宣传

部吴春霖等，至兴化县调查施耐庵遗迹。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大队农民施庆满提供： 1978

年秋，挖到墓志方砖一块，系明代嘉靖甲申仲冬壬申月《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其中部份文字尚清

晰可见，云：“施公讳翔，字廷佐，祖籍姑苏，生高祖施公元德，于大元丙申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乱

及苏，……故迁兴化遂白驹。生祖让，字以谦。生父文昱，字述元。……”此碑于

1978 年秋在出土后，曾被施庆满取去盖咸菜缸。注：这碑证明王道生对施耐庵生年之说有据；且

能反证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决非有人托名杜撰。施耐庵原籍苏州之说亦成立。施耐庵恰生活在“元季兵

起”至“及世平”的元末明初之际亦有实证。

又，《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

族也。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并说：“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

书下至，坚持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

又，《施氏家簿谱》：“彦端，字耐庵→让，字以谦……”注：施耐庵先期的家谱资料与后期出土的家

族资料一一相符；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反复被证明有据。

又，白驹施氏后裔《国贻堂施氏家簿谱·施氏长门谱序》中说：“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

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坠。”这表明，施氏谱是代代直录，不同于清代一些追录式的家谱。一个世代不居

官的“微寒”人家，代代直录，其可靠性是可知的。

又，《文艺报》 1952 年第 21 号丁正华、苏从麟《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中说：“施耐庵

兄弟三人，长即耐庵（又称子安），名彦端，传白驹及施家桥一支；次名彦明，传苏州阊门外一支；次名

彦才，传兴化施家庄（施家桥东北十余里）一支。”

清代乾隆《吴县志》载：“城外十八巷”，其中“施家巷（有施子祠，故名），在怀胥桥

北。”现怀胥桥北仍有大小施家弄。

同上，“施子祠在阊门外，久废。雍正十三年，贤裔施浚文等请改建于元和县利一图祀临濮侯施之

常。”注：施之常是孔子七十二北子之一。又，施家桥在“旧长洲县治府学龙门东。”

清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陈广德于咸丰四年所作《施氏族谱序》中说：“施氏为先贤施

之常之裔。”

据《新闻报》 1928 年月日 11 月日刊登胡瑞亭文：“所供十五世祖讳耐庵。”故施元德当

为施之常的十四世。

又：据白驹施保国提供的资料， 1852 年，施耐庵后裔施占鳌和袁吉人在淮安访先人遗迹，

称施耐庵之父名施长卿，母卞氏。注：母卞氏之说与施耐庵与卞元亨为表兄弟之说相符。

关于施耐庵的卒年代和籍贯，众说纷纭，有的系推算，有的系略说，并无确证。至于生平，各说亦

略有细节差异。我们依王道生之说。其他诸说，略列于后：

1

据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振岳提供的清初《顾丹午笔记》（手抄本）中说：“施耐庵，钱塘人，与

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荐耐庵，命访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

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注：顾丹午，名公燮，约为乾隆时苏州名

流。苏州地方史料中引用《顾丹午笔记》之处甚多。这一条笔记，能证明施耐庵是刘伯温同时代人，且与

刘伯温相契，而且在钱塘有过经历，《水浒》的初稿已在施耐庵隐居时完成。而且，施耐庵确有不肯为明

太祖出山的经历。至于籍贯，只是顾丹午的一说。

2 淮安市（今淮安市楚州区）图书馆陈阳（ 98 年时 86 岁）的“打印稿”中说：“施

耐庵（约 1298-1370 ），原名施耳，施子安。……元代至顺年间的进士，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

做官。……刘伯温与施耐庵同榜进士。……张士诚起兵，也多次派步将施的好友卞元亨来请施作谋士……带着弟

子罗贯中乘船逃到淮安，隐居在淮城棋盘街东头都土地祠西侧一个单门独院的知友家中。这个知友在苏北

里下河地区开了一爿最大的当铺店。家中豪富，院中有假山水榭、亭台楼阁（今新华池后边）。老板为人

不俗，喜结天下名流。……施耐庵竟以楚州（今淮安）的萧湖、勺湖、越湖、洪泽湖、白马湖、蓼儿洼湖荡

芦苇沼泽及山东水泊梁山为背景，更以淮安画家龚开画的有关《三十六人赞》这线索，闭门创作了巨著

《水浒传》、《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奇书。……《水浒传》……成书于淮安，最后客死于淮，淮地

好友备棺木运回原籍兴化安葬。”注：此说据《兴化县续志》卷十三《施耐庵传》：施耐庵原名耳，白驹

人，祖籍姑苏，……。”按：这两份资料同出一源，其中“名耳”一说，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施耐庵既到淮安

是“隐居”，或许是避祸，当然要隐去真名，姑且以“耳”为名有何不可？但仍保留了他的字“子

安”。“耳”者，与“而”同音，“耐庵”有“而”，“彦端”亦有“而”，这也许是施耐庵

的心计吧！施耐庵到过淮安，与大丰白驹发现的《木榜文》内容相符，这决不是移花接木了。

3 近代淮安市陈民牛编辑《淮安人名辞典》，赵朴初题书名，冰心题写扉页，由天津

古籍出版社出版，辞典中有施耐庵小传。（略）

4

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惠仁《施耐庵生卒年新论》（提纲）中说：“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各有一

知名学者撰文提供过施耐庵的另外二种生卒年：一说生于是月日

1290 年，卒于年，卒于是 1364 年；一说生于 1260 年，卒于 1340

年，……”接着说：“据《施耐庵学刊》第一期介绍，……兴化县资料室主张卒年为 1328 ——

1420 左右。该刊第 2

期杨钟淮文章提出了两种可能：一为 1323 —— 1397 ；一为 1320 —— 1394 。又见陈辽提

出 1332 —— 1406 说；刘冬提出

1308 —— 1382 年说。”于是说；“施耐庵生于元仁延佑七年岁次庚申（ 1320 年），卒于明太

祖洪武二十七年岁次庚辰（ 1400

年）”注：《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已有“于大元丙申生曾祖彦端”字样，且与早期传世的王道生

《施耐庵墓志》“生于元贞丙申岁”相合，其他的考证似是多余了。

清代之前，疏于考证，但是凡有一说，都有来历。现略列于后：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传施号耐庵，名、

字竟不可考。”注：这里指在“武林”刊行的书中有一部《水浒传》，而不是指施耐庵是武林人。因为“名、

字竟不可考”，当然不知其人的籍贯了。“施耐庵”是刊行时的署名，所心胡应麟先称“施某”，继称“施号耐

庵”。胡应麟是很谨慎的，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为他采访不到隐居的大作家，只也点到为止。

清代以来，以文字资料作为考证依据的居多，有的近乎推测。如， 1919 年，曲学大师吴梅

在《顾曲麈谈》中提出：“《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注：孙楷

第亦持此说，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说：“耐庵即施惠号，见传钞本《宝敦楼传奇汇考目》，惠字君美

（一云字君承），钱塘人。”按：两位大师忽视了《水浒传》的艺术风格，只是扣住了“钱塘”“施”字下了

考证。写《幽闺记》的手笔决不会去写大气磅礴的《水浒传》。

上世纪初，开始对施耐庵实地考察，施墓被挖，拓片丢失，但肯定了施耐庵墓的真实地址。上世纪

的五十年代起，由于省、地、县政府的实地考察，保存了施氏后代墓中的实物，恰与口碑、家谱、王道生

的《施耐庵墓志铭》等一一吻合，显露出了施耐庵的真实身世。

公元 1308 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 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据兴化县清末邑庠生刘仲书于 1919 年在今大丰白驹镇闻长者杨小岚言：“耐庵是苏州阊门外

人，父亲是撑船的，十三岁到浒墅关读私塾。”注：苏州的浒墅关是大江南北的水运要隘，一条大运河贯通

南北。这“浒”字，对施耐庵的印象该是极深刻的。按：“父亲是撑船的”一说存疑，用苏州话的说法“爷是

船浪人”，即是靠行船谋生的人，那末，施耐庵之父也许是走南闯北的商人，浒墅关是他外出行商的必经之

地。如果是“撑船的”苦力，他的孩子也读不起私塾。因为走南闯北，江湖经历和见闻甚多，施耐庵不会不

听到。十三岁的孩子有一点独立生活能力，此时离家就读是可能的。

公元 1311 年（元武宗至大四年） 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

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所以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也许季先生与施耐庵之父的交谊本来就

深，或者“门当户对”。

这年，刘伯温（ 1311-1375 ）生。注：刘伯温系施耐庵的同榜（辛未）进士。注：《浙江通

志》有“辛未余阙榜”，中载“刘基”名。元代科举混乱，江苏未有辛未科举记载的资料可查，但施氏家谱、

木主都记载为施耐庵系“辛未进士”。刘、施同榜是可以认定的。

公元 1314 年（元仁宗延佑元年） 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施谱后序》作者施振达的侄儿施藩提供的材料说：施耐庵“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

举，三十五岁入翰林。”

公元 1320 年（元仁宗延佑七年） 二十五岁，被荐为“孝行信义”。

据兴化刘仲书于 1919 年在白驹闻长者杨小岚言：施耐庵“二十五岁后，被苏州官吏于诸户内特别

推荐有孝行信义。”

公元 1324 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 二十九岁，中举。

这年，卞元亨生。据盐城便仓《卞氏宗谱·柏门老人年谱》：“元泰定帝致和（泰定）元年庚午（甲

子）生公。”注：“柏门老人”系卞元亨之号。按：生卒年待考定。卞元亨之父与施耐庵之母这宗族，所以

有表亲之说。

公元 1330 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岁次庚午） 三十五岁，赴考途中经梁山泊，作了些

考察。

一说，施耐庵“庚午一科会试，中了进士”。注：此说为兴化刘仲书于 1919 年录自白驹长者杨小

岚口述。按：疑是“庚午一年赴试，中了进士。”

一说，明洪武年间，山东郓城县周庄有个名叫周铎的人，字文振，做过袁州知府。在他所写的笔记

（手抄本）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施耐庵者，江南才子也。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乃师国子监司

业刘本善，荐任郓城训导。力倡农桑。与教谕不洽，辞之。游梁山水泊。次年复至大都，中进士。官钱塘

二载。后归隐，不知所终。”（转录自曹晋杰、朱步楼《施耐庵新证》学林出版社1986年11月1版第84-

85页）按：这条记载可补施耐庵中进士之前的一段经历，非常重要，录此以备参考。又：据山东菏泽市文

联朱希江云：山东梁山、郓城一带，民间也有施耐庵任郓城县学训导的传说。

约于这年，罗贯中生。注：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一三三

0 ——一四 00 ）。”

公元 1331 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岁次辛未）

三十六岁，入翰林；一说“中进士”。开始做二年钱塘（今杭州市）的官，与刘基（刘伯温，浙江青

田人）相契。

由西桥施宝宽提供的木质神主牌（即《施氏木主》）上写“元辛未进士始祖施 考 公

耐庵府君……之位”

明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司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

官归里，闭门著述。”

明人杨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

《明史·刘基传》：称刘基为“至顺间进士。”

《浙江通志》：“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张宗文，开化人；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按：此

虽为浙江一省之榜，可见“辛未进士”之说有据。但元时科举混乱，江苏的材料未获，施耐庵的中进士之材

料一时找不到正史资料佐证。

1933 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古本水浒》梅寄鹤叙中说：“元末的时候，他（指施耐庵）和刘

伯温同拜一位先生读书。说起来他们是同窗兄弟。”按：“同榜”亦以主考官为师门，相互称“同窗”，未必

曾是同一先生所教。此是梅氏根据有关传说写下的话，不足为据。但可见施、刘二氏之谊非一家之说。

方人也是“施”姓，“方人也”是将“施”字的各个部分拆开读。 

施姓，中华姓氏，百家姓排列第二十三位。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九十五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二百零五万四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3%左右。

据《姓氏纪略》的记载，早在4000多年以前的夏朝，就有一个以施为国名的诸侯，后来他们的国亡，子孙就以国为氏，统统姓了施。不过，这一支施氏后来的活动，古籍缺少记载，所以对于他们的发展和繁衍情形，迄今仍无资料可稽。

1、西施（本名施夷光）

越国美女，一般称其为西施，后人尊称其“西子“。春秋末期出生于越国苎萝村（今浙江省诸暨市苎萝村），自幼随母浣纱江边，故又称“浣纱女”，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之美誉，其中的“沉鱼”，讲的就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

2、施耐庵（1296年－1371年）

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籍贯：江苏兴化人。祖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

3、施琅

字尊侯，号琢公，清晋江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初为明代郑芝龙部将，降清後，平台湾，灭郑氏，封靖海侯，卒谥襄壮。

1清初诗歌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龚自珍所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这三位学者也是名诗人。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字宁人，因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们习惯称他亭林先生。他在明末曾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拒绝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专事游历各地，进行学术研究。下面这首五言古诗《精卫》表述了他的爱国之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前四句是向精卫鸟设问:天下不平事很多，你为什么要填海不止徒然自苦呢接下的四句是诗人借精卫之口言志:说自己也是填海的精卫，并且死而无怨。最后两句是借鹊、燕讽刺那些卖国求荣、卖身求荣的人，嘲笑他们忘却民族利益只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黎州，浙江余姚人。他也曾参加抗清斗争，明亡后拒绝为满清做官，潜心著述，终成大家。他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表明了明亡后他的痛苦心情: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

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作者认为在明亡后的中国不好再生活下去了，为自己没能为国捐躯而感到惭愧。梦中失声痛哭被儿子唤醒；为亡友招魂时有飞鸟落到祭筵上，想象那可能是友人的灵魂化成的。许多死去的至交都可以入《忠节传》中，可是卖国投降的朋友也不少，给他们写绝交书都写不胜写(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典)。屈指算来自己经历过多次死去的危险，如今勉强活着又被病魔缠住，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痛苦。他的许多诗作都充满着这样的爱国精神。

钱谦益本是明末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但他没有经受住生死考验，投降了清朝，晚节不忠，被人诟病。他学问渊博，诗风老辣，影响很大。他注释的杜诗至今仍是研究杜甫的重要参考书。

吴伟业(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横跨明清两代的人。他的诗内容宽泛，成就很高，诗名很大。他的名诗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讽刺吴三桂卖国行径的七言歌行《圆圆曲》。诗一开头就直接进入主题: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鼎湖”代指死去的皇帝(相传黄帝铸鼎于荆山，鼎成后乘龙升天，于是就把其处称为鼎湖)，这里指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李自成进北京时自杀于煤山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收复北京，并进而向西进军。他的全部军队都为崇祯穿上白色孝服。据说吴三桂本来是准备归顺李自成的，后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一说是刘宗敏)掠去，一怒之下改变主意投靠满清，并引清兵入关攻李自成。“红颜流落非吾恋”是拟吴三桂的口气，说失去一个女人我并不在意，主要是逆贼李自成太荒*腐败了。这是用反话讥刺吴三桂。吴三桂迅速扫平李自成起义军并占领其根据地(黄巾是汉末农民起义军，黑山是汉末农民军根据地，在此代指李自成)。祭奠完崇祯和其父吴襄后再和陈圆圆见面(吴三桂全家38口人全被李自成杀死。陈圆圆暂时下落不明，不是吴三桂不想见)。接下去大段诗叙述吴三桂娶陈圆圆的经过。陈圆圆原是苏州一个采莲女，后来成为名妓，还入宫当过宫女。从宫里出来成为贵戚家的歌妓，又被贵戚(崇祯帝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送给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吴三桂找到陈圆圆，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以后陈圆圆伴随吴三桂远征云南，直到吴三桂称王称帝，享尽荣华富贵。诗中说: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妻妾之类的事本不该和国家兴亡的事搅到一起，可是吴三桂这位“英雄”偏把美人摆到第一位，不惜让自己全家人被杀，使一个女人的名字留在历史上。这几句诗可谓讽刺入骨了。诗的最后借用吴王夫差沉缅酒色导致国破家亡的例子比喻吴三桂，讥刺他空做一场美梦，留下千古臭名。这首诗的内容也许不尽与史实相符，但诗是可以这样作的。吴三桂先是背叛国家，后又背叛清朝，是千古罪人，应该受到唾骂。

继吴伟业之后最著名的诗人是王士祯。王士祯(公元1634一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诗追求一种清新淡雅的风格，其七言绝句作得尤其好。我们看他一首《初春济南作》: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bēi杯〕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这是描写泉城济南的春色。陂塘即池塘。春天阴晴多变，此时突然放晴，阳光下的池塘里流出一股股清凉的泉水。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称。春雪过后城南千佛山的山影映入城中，无处不赏心悦目。再读他《真州绝句》之一首: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真州即今江苏仪征。江岸住的多是渔民，到处点缀着疏疏的柳树和池塘。傍晚风平浪静，在深秋的红树林中热热闹闹地在买卖鲈鱼。这是渔米乡的景致，描绘得简洁利落，宁静中带出活气。王士祯还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推崇唐诗，强调诗要清新明丽，语言含蓄，要有神韵。这就是有名的“神韵说”，有相当影响。

清初诗人还有号称“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又有查慎行、赵执信等，他们虽不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可也相当著名。

2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我们从他的《过蒙古诸部落》中选几首读一下。其一:

识路牛羊不用牵，下来群饮碧溪边。

儿童骑马寻亡牯，只在东沟西谷边。

这是一幅黄昏牧归图，熟悉牧区生活的人都知道儿童骑马寻牛是常事，并且凭经验总能把牛找回来。其二:

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

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

小儿骑骆驼，嘴里吃着乳饼，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偶而掉下来落在软草上，他就势顽皮地学着父亲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来。写得活泼可爱，恰似一幅牧民风俗画。其三:

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

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

猎罢归来，升起篝火烤鲜肥的鹿肉，拿出皮制酒囊(浑脱)尽情一醉，然后翻身上马追逐孤鸿飞驰而去。这就把勇壮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画出来了。诗中散发出浓郁的草原气息，这是那些文弱书生写不出来的。

沈德潜(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间影响较大的诗人。他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他主张写古诗要以汉魏为准，写近体诗要以唐诗为准。他倡导“格调说”，即诗的内容要“温柔敦厚”，作诗要讲求格律、声调。按他的标准，他曾编选过《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几部书，直到今天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时和乾隆皇帝关系密切，是诗友。退休后，乾隆路过苏州时还召见过他。沈德潜有些小诗写得很新巧，如《过许州》:

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yǎn掩〕平畴。

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许州即今河南许昌。这样的夏景常见:池塘里流着清水(决决，流水声)，垂柳罨覆着平野。到处一片翠绿，满眼都是生机，使人觉得仿佛胡须眉毛都被染绿了，一路蝉声伴你走过许州。这下联想象新奇，不落陈套，令人觉得新鲜而又贴切。他的五绝《晚晴》也颇有新意:

云开逗夕阳，水落穿浅土。

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乌云拉开空隙透出夕阳，仍有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地上，可见是一场小雨。老农仍在喝牛耕田，犁铧上仍带着残留的雨滴。这一首也是下联写得形象。沈德潜影响大的是他的诗说和他编的历代诗别裁集，自己没有特别有名的诗传世。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3晚清诗歌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

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

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

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

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

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

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骗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和黄遵宪同时的一些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都有许多好诗留世；而当时以复古为趋向的“同光体”诗人却没有什么传世之作。

19、20世纪之交，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邹容、陈天华等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铮铮作响的诗句将与他们的英名一样永远垂示后人。下面是秋瑾的一首《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忧心如炽，奔走救国，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就成为动人的好诗，读过之后一位爱国女英雄的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眼前。

邹容在1901年东渡日本之前也曾写诗言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他写过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号召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并把自己19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革命。

以柳亚子等人为首，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南社”是一个著名的诗歌团体，其宗旨很明确，就是要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优秀诗作。如南社重要成员苏曼殊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前一首以战国末年反对秦始皇称帝逃隐海上的鲁仲连自比，表示抗清决心；后一首用《易经》“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意思比喻清末战乱，对许多荆轲一样的猛士为民族解放捐躯表示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