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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现存现模和影响最大的编年体史书

左 传--第一部记事详细的史书

蒙学·对蒙学的断代研究

近年来，对蒙学的断代研究越来越多。如熊承涤写了《明代的蒙学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11期)，徐勇写了《元代的蒙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3年增刊)，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列了专节，深入研究了“宋元的蒙学”，高时良著的《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列了专节，深入研究了“清代的蒙学”。

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第七章第四节“宋元的蒙学”是这样概括的：

宋元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最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在这个阶段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对于儿童日后的发展将会长期起作用。因此，宋元蒙学教育十分强调对儿童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在学习方面，要求儿童读书必须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且要熟读成诵;写字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而且尤为重视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如要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等。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一经形成，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第二，重视用《须知》、《学则》的形式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蒙学阶段的儿童可塑性大，为了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宋元时期的教育家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须知》、《学则》等，以此作为规范儿童行为的准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都作了详密的条文式规定。程端蒙、董铢的《学则》，也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虽不免繁琐，且有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缺陷，但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于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注意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蒙学阶段的儿童活泼好动，宋代教育家已经注意到儿童的这个特点，积极引导，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程颐曾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朱熹亦主张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并开展“咏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以引起他们的乐趣，增加他们学习的自觉性，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在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他在书中辑录了“古圣先贤”不少格言、故事、训诫诗等，以此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他们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特点，强调对学习内容要熟读牢记。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钧教授的博士生池小芳于1993年5月写出了 《明代小学教育研究》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好评，后被授予博士学位。这部博士论文有20多万字，对明代蒙学的发展、明代蒙学的职能、明代蒙学的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学生及明代蒙学的管理等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说这部博士论文是对明代蒙学作了全方位的专门研究。

池小芳认为明代蒙学教育实践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蒙学以超越以往各朝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基于对蒙学教育理论的探讨，明代在蒙学教育方面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小学学规。这些学规不仅在当时对明代蒙学教育实践起过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代的蒙学乃至近代的小学教育均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明代的蒙学教育实践形式多种多样，有社学、义学、义塾、社塾、小学、乡校、武塾、家塾及蒙学性质的书院等。

明代蒙学发展主要受政治、经济、学术、蒙学教育自身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明中央 的蒙学教育政策对明代蒙学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各级官员对蒙学教育的重视与否亦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蒙学的兴衰。在经济方面，影响农耕、蒙学学校经费的有无、地方经济的衰退等都影响到蒙学学校的兴建;而家贫不能上学，对明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亦相当不利。在学术方面，其影响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通过一些作为学者的官员兴办蒙学而贯彻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促进了蒙学教育的发展;二是深化了蒙学教育思想理论的探讨，从而对指导明代蒙学教育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蒙学教育自身的因素方面，蒙学教育目标上的偏差，科举制及蒙学教师素质等都对蒙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蒙学一是作为蒙养的机构，这一点决定了明代蒙学教育的蒙养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强调儿童的道德品格培养，注重行为方式的训练，倡导知识技能培养，注重教育的实用性。二是作为社会教化的直接承担者，这一点决定了明代蒙学教育的社会教化职能。具体表现为：明王朝的蒙学教育政策将社会教化作为蒙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明代蒙学教育对象的平民化对社会教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蒙学教育本身亦兼作社会教育场所而直接面对社会。三是作为官学的补充。明代蒙学之作为府州县学的补充，乃是因为它具有基础教育的性质，而不是因为它是明代学制的一个必然的连续的组成部分。

明代蒙学的课程编制在整体上是较为灵活的，不同的教育家对蒙学课程的设计是不完全相同的。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在课程中心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化倾向，二是在科目设置上体现了多样化的特征。

明代蒙学教材的基本类型有两种： 其一是行为方式训练或道德规范学习类。包括由朱子《小学》发展而来的教本，由《孝经》、《家礼》等构成的教本，由圣喻等构成的教本。其二是知识技能教育类，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九章算术》、名人法帖、《律诗训》、《对类》等。

教材选用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采自前人蒙学成书;二是采用时人著作或 法令条文;三是自编教材。

明代蒙学教育的组织形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类复式教学、分堂教学、社学大馆与小馆复合教学。在日课程安排上，大体上按早、中、晚顺序排课，各教学时间单位内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

各科目的具体教学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授书课教学上，一是要求教学分量上给予限定并留有余地;二是要求深度上循序渐进、逐渐加深;三是要求讲背结合。在习礼课教学上，采用直观教学和审察指导的方式。在诗歌课教学上，主要采用轮班歌诗、倡和及诵诗歌诗相结合三种方式。在习算课上主要有设堂教习和讲习两种方式。书法课以临摹书法家法帖练习为主。

明代蒙学教师基本上由国子监生、儒学生员、儒士及闲居退职官员等构成。充任教师的条件除通常的品德与才学方面的要求外，还要求教师要掌握一定的教育技能。教师的选派方式有由提学官或地方官员聘任、乡民推举、自己求任等方式。其中在由 官员聘任方面，又有对教师先行考核再聘任及先行培训再派任两种方式。

明代蒙学学校教师结构一般为一校一师，这种分布对蒙学教学方式、课程编制和教材选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教师的待遇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即免除杂泛差徭、取纳束脩和承种官田或取给社学田。其中免除杂泛差徭为纯粹的官方给予的待遇。

明代蒙学在招生条件上，对学生年龄、智力、出身、外貌、品德等方面均有具体的规定，但不同的蒙学在具体要求上是不同的。如在年龄方面，有8—14岁、8—15岁、6—20岁等的差异，招生的范围包括民间各类儿童、本族子弟、特殊身份子弟、市民子弟、军籍子弟、胥吏、土官、土著子弟等。

在蒙学学生待遇方面，不同的蒙学情形有所不同。就有些蒙学学生能享受一定的待遇而言，其主要形式便是免交束脩。在学生出路方面，蒙学的优等生一般可以升入儒学。但对这一点，明 并未作统一的规定。不过在明代，也出现了要求以儒学生源限于社学一途的主张，这一主张将社学作为儒学，从而使社学、府州县学、太学三者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链条当中，而使代表蒙学教育的社学成为太学府州县学之学校教育的一个必然的、连续的组成部分，对传统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明代蒙学的学期基本上有三个月、八个月、一年的划分方法。对学生的管理一般表现为行为管理与学业管理两方面。学生行为管理包括设立功过簿、父老轮坐左右塾督导诸生、师友相劝、挞罚等。在学业管理上，学业考试是其中的重要形式，这种考试往往由督学或地方官员举行。明代蒙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收入、租赁店房或收取市税等。其中租赁房店或收取市税表明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蒙学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

明代蒙学对教师的管理基本上是由提学官或地方 官员实施的，其中主要是对蒙学教师的职责范围进行限定以及对蒙学教师的品德与业绩进行考核。

在明代的蒙学教育实践中，有一个现象是特别应予注意的，这就是在儿童入学问题上采取强制性措施。弘治十七年(1504)令府州县建社学，“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送入读书” (《大明会典》卷七十八)，代表了最高统治者对蒙学教育的看法。由于中国过去皇帝的圣旨具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故弘治十七年的这一令谕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对蒙学儿童入学进行了规定。至少在儿童入学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的。

“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是指国家根据法律规定，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所实施的强迫教育。在西方最早涉及“义务教育”思想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 (1483—1546)，他在《谴送子女求学的责任》(写于1530年)一文中说道：“我认为，市政当局有责任强制人民送其子女上学。毫无疑问，确保上述官职和其他职务后继有人，使传教士、法学家、书记、牧师、医生、教师等人不至于中断，是当局者的责任。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外国教育史》上册第35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而最早实施此种教育的是德国的魏玛邦国。1619年魏玛邦在颁布的教育法令中，明确规定儿童八岁时必须入学，并要牧师和儿童父母将八岁的儿童名单送交 。如果家长违反此法，就要由 强迫其履行此一义务。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如上所述的这种教育，那么在中国，这种教育思想的出现并得到实施的时间，至少可以推溯到明代。《明史·杨继宗传》载：成化初，杨继宗任嘉兴府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又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魏校在广东兴建社学，亦倡此议：“父兄如有故违，不送子弟入社学者，提问坐罪。” ( 《庄渠遗书》卷九《谕民文》)杨继宗、魏校等作为一个 对学校教育的管理者，要求父母履行送子女入学的义务，恰恰合乎路德对“强迫教育”主张的基本精神。同时，其所颁布的一些命令虽不是国家法律，但却是可以称为“地方法规”的。池小芳的博士论文通过同西方义务教育发展的比较，认为在明代蒙学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强迫入学实为义务教育的最早形式。

通过对近代三次学制改革与三次政治和教育运动的比较，池小芳指出明代蒙学教育实践对近代大、中、小学三级学校体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认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形成，总是奠定于它自身发展的传统之上，而教育改革之取得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传统教育为它提供了多少文化心理上的准备。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明代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管理等方面都为后代提供了相当多的有益经验，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对蒙学的断代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对古代的重要朝代都像池小芳这样作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那么我们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其内容就将会更充实，我们便有条件对蒙学发展的历史作出更深刻、更科学、更真实的研究和总结。

有以下几种鉴别方法

纸绢鉴别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

装潢鉴别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印章鉴别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题跋鉴别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学术界对于古籍修复萌芽说法很多，大体有4种:其一，在汉唐时代表作就是龙鳞装也叫做鱼鳞装旋风装，此装裱技艺基本失传，现在天津的竹影法师还会此项龙鳞装的装裱技艺。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

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