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籍流传到今其实都是历经磨难，充满各种偶然与机缘才幸免于难。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与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书籍能够传承下来的九牛一毛吧，而这现存文本也是混乱的、变动不居的，并非最初的原本，有的甚至面目全非~

首先上古即文字发明之前都是靠巫史之类的宗教祭祀人员口耳相传，或者用简单的符号来记忆，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然后文字发明，孔子整理六经，创办私学，传播三代之文化礼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

文字出现以后，造纸术发明以前，书籍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用熟牛皮或者麻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经常翻阅《周易》把编连竹简的牛皮带子都翻断好多次。现在出土很多很珍贵的汉代简牍，都可为证。还有把文字写在简帛上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为篆书或者隶书写成。

那时候书籍流传仍然是人工手抄，所以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比如先秦诸子著作或者《史记》等都是皇家诸侯贵族有钱人家才能看得到与组织人力物力抄写的，平民都是文盲~~然后有皇家图书馆专门保存这些书，比如汉代的兰台、石室、东观等。

同时诸子后学也凭自己背诵记忆来一代代传承思想文化，所以最初文献大都为有韵的文本，便于记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诗》《书》，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方面的书，是文化一大灾厄。但是后人考证秦始皇并非全部毁灭经典，只是禁止民间私学流传，其实在皇家图书馆还有保存。但是当时那些诸子后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压之下凭记忆在民间延续了思想的传承。所以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伏生以九十岁高龄传授《尚书》，都是非常可敬的。当然也有在墙壁夹缝中藏书的，比如孔庙中孔壁藏书，伏生也曾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

造纸术发明以后，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了，当然主要还是靠手抄本。但是手抄本与现代出版印刷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到最后一句话可能与最初的话完全不同。

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说：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口头表演（说书艺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地点、观众、演员身心状态的不同，每次表演都和其他表演截然不同。同理，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独特性，而且，抄写一部书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之下发生。因为抄写者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都会对这部书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在书市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何况上古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呢？

时代越早书籍中的异文与编排问题也就越多，所以古书的校勘与版本非常重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要雕版印刷也须有书商或者财力支持才可以，大部分书籍仍须凭借手抄来流传。而印刷文化兴起以后，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手抄本中的错误都会在相对较小的读者圈子里。但是手抄本的异文毫无疑问是更多的。

对于书籍作者，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书籍都是成于众人之手，最初作者的思想都要经过后来弟子的记忆传承理解才最后写成定本，所以一部书中可能含有各个时期的特征，夹杂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用《道德经》为魏晋时期王弼注的本子，其中必然含有魏晋时期之思想。而后代注疏对文本理解也有影响，宋代陆九渊即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有兴趣的人可以追踪一本古书，看它在各个时期的版本演变：从作者写成到开始手抄流传，以及在历代史志及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还有在宋代印刷术来临之后书商或为了文化或为了牟利的印刷传播，再到后来明清文人对于宋版元版的追捧与收藏，观看其中爱书人与收藏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书籍的命运随着书籍主人的命运共同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迁徙流转，充满了各种偶然意外、人祸天灾，流传到今真是万幸万幸！

总之，书籍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02/27 07:19 大宝说历史

西周东方小国邿国，也叫诗国，出土铜器铭文为“寺”。邿国的地理位置有多种说法，古籍记载的有两种，《左传》杜预注“邿，小国也，任城亢父县有邿亭。”亢父县，秦置，在今山东济宁市以南一带；另一说法在今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境内有邿邑故城遗址，此地西临黄河，东面靠山，地势险要，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山东济南长清区仙人台挖崛了数座西周到春秋时代的贵族墓葬，其中有一座墓葬规模较大、陪葬器物较多，断定为国君级墓葬。仙人台墓葬群出土了不少器物，其中七件铜器刻有铭文，根据铭文中的“寺”字，推断这里曾为《左传》中记载的邿国的势力范围，而且至少西周晚期已在此立国，从而确立了神秘的西周邿国的始封地。根据出土随葬器物风格及墓葬风俗来看，西周邿国当出自东夷部族。照此说法，西周邿国很有可能是商代古寺国遗存，只可惜目前殷墟甲骨卜辞中没有找到这个古国。

仙人台出土器 物

“寺”不见甲骨文，金文的寺从“手”，似乎托着个什么东西，据说“寺”是“持”的本字，它最初可能起源于祭祀活动中大小祭司的某些行为，比如托举某物祭献神灵，作为祭祀时一种必不可少的礼仪。后“持”代替“寺”，“寺”的动作本义消失，成为持这种动作者的人，作名词，最后演变成专业为首领或国君料理日常琐碎的“寺人”。《周礼·天官》载：“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若有丧纪、宾客、祭祀之事，则帅女宫而至于有司，佐世妇治礼事……”在周代，寺人作为王宫内部的管家，替天子总管各种事务，包括丧葬、祭祀和迎宾之类的各种礼仪规制。“寺”作为国名估计源于此。

寺的金文

邿国因为弱小，又是外邦，在等级森严的西周时代很少有机会与周室宗国或其它大国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进入群雄争霸的春秋时代，邿国才开始在史书中露面。邿国第一次出现在《左传》中是在鲁襄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60年，这一年夏天，邿国发生了内乱，小小邿国被分裂成三块，形成三股势力。这时觊觎邿国已久的鲁国趁机以平乱为由进入邿国，史书中称为“鲁师救邿”。鲁国平定邿国后，顺势吞并了邿国。

寺国贵族墓出土器物

那么被鲁国吞并的邿国到底在哪里？综合开头三种地理说法，认为鲁国吞并的邿国位置当在济宁市，是邿国南迁后所在地。邿国最早故地应该在济南长清、平阴县一带，因近靠齐国，南迁之前的邿国一直作为齐国的附庸。后来由于齐国的战略扩张以及加强对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给邿国的生存带来了压力，惹不起，总躲得起，邿国可能是在不怀好意的鲁国的帮助下举国南迁到济宁市重新建国，成为鲁国和邾国的近邻。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小国注定要成为大国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春秋以来鲁邾两国视若仇敌，战争不断，夹在鲁邾之间的邿国没少受气。根据《公羊传》记载，邿国曾为邾国的邑，可见鲁国和邾国为了争夺对邿国的控制权，没少发生摩擦，邿国自然也避免不了受此拉踞战的冲击，邿国的归属也免不了朝三暮四轮班倒。偏偏邿国内政又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是亲鲁派和亲邾派之间的内斗导致，最终被鲁国趁虚而入一举吞并。

钓鱼台水库

邿国灭亡后，由于内部派系复杂，邿国国人各奔前程，有的归附鲁国，有的投奔邾国，有的则回到平阴老家归顺齐国。因此，春秋时期各地都有邿国后人的活动轨迹。《左传·襄公十八年》载：“乙酉，魏绎、栾盈以下军克邿。”公元前555年，十月，春秋历史上发生了一起十二国攻齐的大事，以鲁国和晋国为首，联合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株一起攻打齐国，双方在平阴这个地方展开决战。平阴，即为原来的邿国故地，邿国南迁后，这里成为齐国的邿邑。齐国迎战前，曾有一位叫夙沙卫的大臣建议齐灵公不要急于出战，邿邑多有天然屏障，可以凭此地理优势坚守，消耗联军士气，可见邿邑是齐国西南部的险要之地，可退可守。只可惜齐灵公不听，急于迎战，结果联军人多势众，齐国多座重要城邑被攻占，其中就包括邿邑。

现在看书的人也说不上少，因为看小说的多了去了，但看纸质书本的人，倒真是越来越少了，一些过去很久的旧书，甚至都被当成不值钱的东西扔掉了，那么什么旧书最值钱呢？下面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吧。

1、 精印本。有些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另有若干册限定的精装本或特精本。这些书由于在油墨及印刷方面特别精致，开本较大，纸质较好，数量亦有限，便具有收藏价值。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翻译的《失乐园》，1984年首次印刷为46400册，内含精装本3400册，就较为高雅。1989年齐鲁版特精全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就受到海内外行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它在全本《金瓶梅》的印刷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然，精装本中又有特精非卖品之书就更为珍贵了。如傅雷所译《夏洛外传》，1933年9月初版，其中非卖品精装本仅印了50册，为海内外藏书家所瞩目。

2、 初版本。初版之书大都是由作者亲自监督印刷和校对的，历来被版本学家看重，并可以此查核出后来编辑者的疏忽。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散文集《乱莠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9年5月10日初版；还有陈寅恪弟子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商务版。夏罗德·布伦忒著的《孤女飘零记》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初版，都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3、 错本。有时，某部书因印刷或装订错误得以问世，被称为特殊版本。这正如集邮爱好者获得错票一样，物以稀为贵。如：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11月初版的《现代小品文选》，由赵景深先生编选，分上下两册。其下册即为错本。开卷处有一枚藏书印："结屋三间藏万卷"。

4、 藏书票本。所谓藏书票本，是指在版权页上贴有藏书票之书。而藏书票在我国的兴起，当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叶灵凤曾说："丢开书籍本身，仅仅对于这东西的收集，已经和邮票一样，是茫无止境的事。"藏书票在海外的售价，已极为昂贵，据董桥云，EricGill为其妻雕画的一枚藏书票，80年代已标价90英镑！具体内容详见《藏书票》一文。

5、 古籍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的图书越有收藏价值，民国时期，宋本书价被炒到五六十块银元一页。这在1942年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是有记载的。50年代初期，宋元本古籍的行情一度低落，明本书有过论斤售卖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行情自然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短暂一瞬。很快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到了50年代末，宋元本书几乎退出了公开的古旧图书市场。不过明代古籍还不鲜见。当时的售书目录标价表明，普通的明本，每册的价格仅在五元左右。这一价位当与那里的社会购买力相适应？quot；文革"期间，社会藏书大量损毁，藏书活动陷入极度的萎缩，古籍已无行市。70年代后，古籍从内部售卖逐渐走向公开，乐于收藏者寥寥。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在生活富足之余，才恢复了鉴赏与收藏的雅兴。古籍的价格也如众星捧月，逐年攀升。如今人们如能在千元以下买到一部真正的明版书，已是十分幸运的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最值钱的旧书，一般是发行量少的、存世量少见、印刷质量高的收藏价值就高，所以如果大家拥有以上这些旧书就发财了。

■齐鲁名士

□本报记者卢昱

本报通讯员门波

秋分时节,黄河北的济阳县郊区一派繁忙。

打听三五个在田地里掰玉米的农人,“张稷若村”怎么走他们都会热情地指示。有的热心人还指引如何去张稷若先生墓。

对张稷若,济阳乡民张口闭口尊称“先生”。三百余年的光阴,在一茬茬秋收秋种间流逝。在张稷若村东北的一片玉米地中,张稷若的墓极其普通,既不高大也不壮观。他长眠于一直扎根的土地中,复制着生前的低调……

耕读之家出蒿庵

万历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元1612年8月18日),济阳县南乡柳树王庄的张行素家热闹起来——他的夫人郭氏生下第一个儿子,全家高兴,尤其是行素的老爷子张兰老人,更是乐不可支。

这孩子一出生与其他婴儿并无二致,但随着年龄增长日渐显现得聪颖异常,大不同于一般儿童。所以张行素私下里对他的夫人郭氏说:“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池中之物,现在就能看出他的才气了。”

“这孩子就是张尔岐。他字稷若,自号蒿庵处士,又号汗漫道人,世称蒿庵先生。蒿庵一生未出仕,隐居在家做塾师,埋头著述,研究学问,直到康熙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病逝。”山东省张尔岐研究会副会长艾明义介绍道。

这柳树王庄,本是一极普通小村。后来因张稷若先生名望渐重,县内尽人皆知,其村人外出逢人问及居址时,唯恐人家不知柳树王庄,便说是“张稷若庄”；外村人因景仰稷若先生,也喜欢称他的村庄为“张稷若庄”。长此以往,“张稷若庄”就取代了柳树王庄之名。

在济阳农村,至今仍盛传张稷若先生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掐诀念咒,撒豆成兵。据说他家常年挂着一盏极为普通的纸灯笼,灯笼上剪贴的纸花是一株豆秧,一只蝈蝈。奇异的是,这只蝈蝈如果一早爬到豆秧顶部叶上,这天准晴；如果蝈蝈藏在豆秧根部的豆叶底下,那这天要么阴天要么下雨。

传说还得折射回现实中解读。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一生爱儒学,但少年时因病辍学未能深造,终生引以为憾。他也曾见过一些世面,在明季王爷藩府中当过小吏,谒铨时因不肯贿赂铨官,被“发配”到千里以外的湖北石首驿丞,至任三日,因念及年近古稀的父亲无人奉养,便告老还乡了。

辞职归田后,张行素一面勤奋耕种,代父操持家务；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并亲身严厉督促儿子刻苦读书。学塾就在张家的胡同大门右首,他不时到学塾院内驻足,听到张尔岐诵读时则喜,偶尔听到儿子与人谈及读书之外的事,便训斥道:“时光不可逝而复来,为何闲谈而白白浪费掉了幸亏我现在尚且健壮,如不趁早自我督促,以后再想有今日机会就来不及了。”

张行素虽家处偏僻乡村,又世代务农,家中原本没有几本书,但只要见到坊间书肆有善本或家中未有的书,便不惜重金购置,先后积蓄至5000余卷。他还惜纸如金,偶见地上有扔掉的废纸,不管闲忙缓急总是捡起放袖中,以教育儿子们节俭读书,爱惜笔墨纸张。

张行素有四个儿子,尔岐为大。尔岐二弟名尔嵘,自幼双目失明,生活全靠家人照料,尔岐对他一直关怀备至。三弟名尔徵,是兄弟们中最聪慧的一个。四弟名尔崇,字季厚,小尔岐13岁。

甲子之夜遣神兵

张家虽不大富,但过得安稳,奈何遭遇改朝之灾。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清兵入侵关内,兵至山东。张行素留守家中,让家中老大张尔岐带家人逃难,途中尔徵与尔崇被掳走。到了沧州,据说尔徵死于乱军之中,尔崇被清兵砍伤后又复苏。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天,一股清兵袭至柳树王庄一带,留守家中的张行素率领僮仆准备逃避,大家随身带着刀矛棍棒以防不测。不料恰遇清军骑兵十数人,眼见走不脱,行素对僮仆们说:“看来非迎战不行了,如果一跑,清兵就会追射,我们会立即丧命,倒不如力战一番,或许还能夺条活路。”说着就向清兵冲了过去,僮仆们也跟了上去。清兵的箭矢纷纷射向他们,却都没射中。行素平日就善于骑射和搏击,僮仆们又都肯用命,他们飞快逼近了敌人,刀枪棍棒交发齐下,登时击毙清兵二人,其余仓皇逃走。

不几日,有个叫王东明的邻居,偷偷割下一名被击毙的清兵头颅,冒充张行素的家仆到济南府领得赏银50两。济南府的官员们便在闹市冲衢榜示张扬,说张行素“手刃一虏”,意在鼓舞民气。不料此事为清兵侦知,深恨行素,遂在次年南侵后北还时,于正月十六日将其掳去杀害。

元宵节一过,本盼着团圆的弟兄们辗转回家,发现除兄弟死伤外,父亲竟被清兵杀死。遭此巨创之后,人死业败,七零八落。

这突如其来的惨重打击,使还在做着科举美梦的张尔岐,顿时如江心翻船,蓦然间六神无主。随后,他“形神惨悴,茕茕孤立”,忽然发狂失去理智,先是想投水自溺,后又想穿上道士服弃家出走,只因见老母在堂无人奉养,才不得已作罢。于是,他对劫后破败的房舍也不修葺,任那杂草蔓塞院内路径也不拔除,而将自己住的小屋命名为“蒿庵”,终日深居简出,不闻不问世间之事。

张尔岐生性至孝,父亲罹难后,他的床头枕边经常泪痕斑斑,无日不在哀痛思念。为此,他还终生 彩色的衣服,不吃肥腴的饭菜,不欣赏欢娱的音乐。

遭遇如此变故,张尔岐对大清可谓恨之入骨。在民间传说中,便有他反清复明的“段子”。据说,他剪了许多纸人、纸马和刀枪剑戟等,放在书箱里。这只书箱平日锁着,只有逢到甲子日夜深人静时,他才悄悄打开。这时候只见他手执阴阳八卦旗,踏天罡步地煞,仗剑作法。他口中念念有词,手中令旗一挥,那书箱中的小纸人如大梦方醒,各抄兵刃飞身上马,在阵阵喊杀声中跃出箱来。

张尔岐令旗左右摇摆,那人马也随着左旋右转前进后退,霎时间布成了奇门大阵。演练了一番阵法后,张尔岐再一次挥动令旗张　岐简介,那人马便分作了两队,一队进攻,一队防守,只听鼓角动天,喊声震地,攻守双方杀将起来。只杀得明月无光,旌旗失色。如此攻守转换几次后,张尔岐令旗一挥,鸣金收兵,但见那人马又纷纷跳入箱内,寂然无声,纹丝不动。

这时,张尔岐取来早已备好的桐油和漆,倒在盆里,又顺手拿起一把拂尘,将拂尘往盆里一蘸,吹一口法气,冲着书箱甩去,那油漆就像一阵雾气均匀地洒向那人马刀枪。如此一遍,两遍,一连洒了七七四十九遍,这才关上书箱,收拾妥当,关门睡觉。五冬六夏,阴晴雨雪,从不间断,只待经过七七四十九个甲子日,操练并油漆上七七四十九次,这些纸人纸马将会成为神兵天将。到那时时机已到,便可起事,这支神兵会立刻杀向清兵,攻必克,战必胜,所向无敌,驱除鞑虏指日可待。

传说只是人们意念的影射,张尔岐虽有志学兵法,可他也看到清朝立鼎是大势所趋。本想着走学而优则仕这条旧道的他,隐居不仕,布衣终生。

杂坐田父酒客间

仕途不成,便另辟蹊径,好在张尔岐有着深厚的根基。他七岁入学,接受识字启蒙教育后,从经到史,再到诸子百家,广为涉猎。他还意有所属,学兵家言。兵学当然要涉及天文地理,又从而去学天文地理。天时非常复杂,所以又学太乙、奇门遁甲、六壬、云物和风角等。

当时兵燹所及,“酷吏乘时杀人如草,釜量肉,泽量骨,惴惴潜身,不出户庭,日焚香诵《易》”。在兵荒马乱,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张尔岐足不敢出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躲在家中避难而读《易经》。

在而立之年,张尔岐已为日后研究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他的学业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此不成,去而之彼,彼又不成,以又有夺彼以去者,不仅彼之夺此也。癸未前学固如此其不一也”。他这样说固然有自责自谦之意,但也是事实。这种学无统系、学无计划的弊病当然是事倍功半的,难以达到精深的目的。

尤其在张尔岐于家务农兼做塾师之后,时常“杂坐田父酒客间,剧谈神仙、方技、星卜、冢宅不绝口”。闲暇之时和农夫酒友一起侃大山,神聊的内容是神仙鬼怪、巫医星象、占卜吉凶、阴宅阳宅等等。这牵涉了他诸多精力,所以在33岁那年,张尔岐作出更弦易辙的决断,开始致力经学的学习研究,专心著述立说。

张尔岐做到了言行必果,一以贯之。明朝的灭亡,使张尔岐的学习更加勤奋自律严格。他自我加压,规定自己读经书,由原来的每天读一章,增加到每天读三章；学史书,由原来的每天学一卷,增加到学两卷。

张尔岐的后半生,三十多年如一日,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作学习笔记。因为家中不甚富裕,不能具膏烛,他就烧着柴火,在火堆前读书,常至夜分,以及闻鸡即起的情况更是常见。生活艰难到这种地步,毅力坚强到如此程度,也是罕见。66岁那年春天患病,依然坚持着《春秋传议》一书的研究编著,直到冬天去世。

张尔岐对学习内容分门别类,做了形象比喻。他在《蒿庵闲话》第九十则中,用生活必需的食品,对经书予以比喻。他认为《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经,和孔、孟、程颐、朱熹的著作,好比五谷粮食,不可一日缺少。而一些为“六经”“四子”所作的那些传记、注疏、解释,就像蔬菜、食盐、果酱,是餐饮必需的调料；没有这些作料,就食之无味,甚至难以下咽,消化不了。

张尔岐的思想,于今也大有裨益。他曾提出过,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著《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中,找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模式,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疏学风气的泛滥。

独精三礼有遗说

顾炎武曾在《广师》篇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卓然经师”,这句话卓有见地。张尔岐一生主要经历是“乡里句读师”。句读什么当时,自然是句读“经”。须知,“经”是很不好句读的。一般塾师,不过囫囵吞枣,不懂装懂,骗骗学生,也骗骗家长而已。张尔岐不然,他要把句读工作,当科学研究来做。

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曾撰文指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就是研究成果之一。《仪礼》是“三礼”之一。“三礼”各具特色:《周礼》讲的是大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但它的缺陷是可靠性小,真伪杂糅；《礼记》是孔门后学学礼的零星札记,人家把它叫做“零膏剩馥”；《仪礼》讲的是先秦上层社会人士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食如何,婚丧如何,宴宾客如何,祭如何,射如何,器服如何等等。其中有不少先秦礼俗可以追索。它在“三礼”之中,可靠性最大。但一般人苦其难读。故自王安石罢《仪礼》不置学官以来,对此古籍问津很少。

张尔岐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塾师,他要对此古籍梳理一番。他根据汉代郑玄对《礼经》注疏,参考历代众多学者的成果,博采众家之说,结合自己的研究判断,编著了10卷《仪礼郑注句读》。通过不断沉潜,张尔岐对郑玄的注释作了诠释,所以叫《仪礼郑注句读》。

“张尔岐除对《仪礼》进行过研究整理外,对《周易》也颇有研究。他对《周易》的研读很是下了功夫,仅就《蒿庵闲话》一书来看,即可看出这一点。是书内有读书札记百余则,其中关于读《易》的就约占四分之一。”艾明义介绍道。

在赵俪生看来,张尔岐研究《周易》所使用方法,可以说是低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并用。例如他说,《易》越到后代越烦琐,“十翼”是后加的。远古之人,事简民淳,只凭卦名一家,已足以决犹豫。“后情伪日杂,人之聪明已不逮古”。这话初看起来,似是倒退论思想,其实不然。远古人使用的是原始综合思维,后世人使用的是分枝的逻辑思惟,张所说“不逮古”的“聪明”,是指原始综合思维而言。

再如,张尔岐说卦与卦之间的“相与”可分为“相徇”“相成”“相倾”三种关系。在这种说易中,就渗透着辩证法的意味。再譬如,在他的《周易说略序》中,他说,事物不可对待得太具体,太具体就容易僵化,“质言则专；专则滞。故愈详而愈多失”。这讲的显然是形式逻辑方法的局限性。

张尔岐提出,在“专”之外,还需要一种抽象的概括,他的原词是“影似”。“影似”即“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则无不得而兼之也”。这也就是经典作家们常说的,理性主义对感性材料的改造,会使人们的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

张尔岐自己发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爻,能把宇宙间人、物、事的运动、静止、变化包罗净尽吗“具体地说,不能；但抽象地说,从影似的角度来说,能。”他自答道,所以他主张,研究《周易》要“销释凝滞”张　岐简介,就是克服形而上学,尽量恢复远古人的辩证法。

张尔岐在研究《老子》一书时,方法也较高级。他抛开注解,“以己意占度”,感到《老子》的“大义犁然”,可以通解。他感到过去人对《老子》的解说,像水加茶变苦、加糖变甜、加盐变咸、加醋变酸一样,全不是原来水的味道。这样,他感受到独立思考的优越性。

天道从来疑有无

谈及张尔岐的哲学思想,首推他的《蒿庵集》中首篇《天道论》。编集人将它放置在全书之首,实际上它也是最富有代表性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尔岐的一些论点与十七世纪最高思维水平的思想家王夫之的论点,竟有不少的“不约而同”。

在距离张尔岐两千多年前,大思想家荀况谈论过“天”“人”的关系。荀子把“天”描绘成压在人们头脑上的一口大锅。他宣扬“天道不可知”“人不可与天争”,人们要明确“天人之分”,就是说,天有天职,人对此无能为力。与这样的论点相比,张尔岐的论点明显进步很多。

张尔岐是从驳“天道不可知”开始。他认为,“天道不可知”的论者们是一些具有颓废人生观的人,他们铢铢以求,嫌“天道”不公,善恶祸福都不应验,所以他们说“天无道”。

张尔歧认为这样理解会“哀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气”。他认为有必要从社会道德的需要出发,把问题提到哲学上来予以谈论。他从“天人相及”谈起。“天人相及”,并不是什么新命题,荀况也谈“天人之分”,但张尔岐一开始给问题带来一个唯物的基调,说天、人之相及,是以气。什么是“气”就是运动中的物质。他说“天”以其气寄于人,而出现了“质”,质立而兴起了“事”,事的衍变就成了“势”。

非常凑巧,王夫之也非常喜欢讲“势”,他说“势”字“精微”。张尔歧说,人世间的善恶祸福,处处都与“势”相消息。具体说,就是天以“气”授人,人接受了这种气就成为“命”。气有清浊、长短、多少,命也就有屈伸。王夫之比他讲得更灵通,他说“化在天,受在人”,天不停地授命于人,人不停地受命于天,王夫之把这叫“凝命”。

经张、王这么一讲,神秘的东西物质化了,死的、机械的东西活灵活现了。张更进一步说,事积起来成为势,但不是千篇一律的,要看所积极的“分”,包括数量和质量,积至其分则势成,势成则天道应。所以,关键在人的“自致”,或“尽吾力之所可至”。用现代的词汇表达,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决定是否势成。

如此一来,大大启迪了人们的主动性。他告诉人们,“天命”不是预先定好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以争取的,天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向乐观和积极的人生。

这种思想也指导着张尔岐本人。隐居后他亦教亦农,更算得上“半个农民”。因此他不但熟悉农民,还与他们有着深厚感情。天旱了,他和农民一样心如汤煮；雨涝了,他和农民同样焦虑万分；庄稼遭灾了,他和农民一样悲苦凄怆,忧心忡忡。

张尔岐曾说:“傲人者,于人无损,在己则为恶德。”所以,他虽学识渊博,是位大儒,但并不轻视农民,也不摆旧文人的酸腐架子。农民乡邻对他不是敬而远之,而是亲而近之,有疑惑愿意向他请教,有愁苦和心事喜欢向他倾诉,有难处请他帮助,把他当成了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和老师。

一位乡邻不幸儿子夭亡,悲痛之中以为是命运多舛,找到张尔岐请求为他占卜。有着相同经历的张尔岐劝解他说:“天道这事到底是有是无,历来众说纷纭而不休,实在叫人怀疑。你不幸死了儿子,这是痛苦的,然而要拿这事去问鬼神那是没用的。唉!我盼你什么时候能再生个大胖小子就好了。”

对于夭折的儿子,张尔岐“开眼不见寐存之”,他强忍悲痛对乡邻说:“儿子夭折是令人十分悲伤的,别说传宗接代了,就是吃糠咽菜抚养这么大也非常可惜。可死亡渺茫难知,就是再会占卜的人也弄不明白。指望占卜算命找到改变命运,哪怕你算到哭干眼泪也得不到答案。你还是回去好好种田,自己劝解自己,自己解脱自己吧!”

张尔岐非常同情这位乡邻,但爱莫能助,只能劝导他理智地坚强地应对厄运而已。乡邻走后,他心情十分压抑,久久不能释怀,遂作七律一首,以自消胸中块垒,诗云:天道从来疑有无,难将此事托神巫。厉人亦鲜惊求火,嗟我何时看射弧。不作百年门户计,应怜七尺藜藿躯。茫茫难辨商瞿兆,欲叩荆焞眼已枯。

康成家法竟谁传

张尔岐46岁时,在章丘第一次结识顾炎武。直到张尔岐去世前,两人一直保持着诗书往来,互尊为师。顾炎武亲自为张尔岐的著作《仪礼郑注句读》撰写了序言。

62岁时,乡村塾师张尔岐被省志馆聘去参加纂修《山东通志》,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他的交友层次提高,社会交往和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提升。在济南修纂志书期间,除了与顾炎武的交情步步加深外,张尔岐还结交了李焕章、刘孔怀、薛凤祚等几位外地朋友。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和反清志士。因为顾炎武精通古今经史,知识最渊博,所以主编古迹山川；薛凤祚精通自然气象,熟悉中西地理,主编天文地理；张尔岐分工主编地方人物。

在共同修纂《山东通志》的日子里,张尔岐与顾炎武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在任务完成,即将分别时,顾炎武赋诗相赠,写下《己卯夏日过稷若先生书堂奉赠》一诗:“缁帷白室睹风标,为叹斯人久寂廖。济水夏寒清见底,石田春润晚生苗。长教六籍传无绝,能使群言意自消。窃喜得逢黄叔度,频过听讲不辞劳。”

顾炎武这首诗作,深情地描绘了张尔岐清贫、孤寂、艰难的隐居生活。诗作赞扬张尔岐致力经学,耐得住寂寞的高尚情操,赞扬张尔岐具有渊博的学识,把张尔岐比作东汉名士黄叔度。顾炎武为能结交到张尔岐这样的高士窃喜,多次登门拜访请教,也不觉得劳累,由此可窥顾炎武对张尔岐的评价之一斑。

李焕章在他的《织斋文集》中记载说:“每花晨月夕,耳热酒酣,友朋聚晤之乐,未有若斯之久者。”大家工作之余,在花香扑鼻的早晨和月光明媚的夜晚,相聚饮酒,脸红耳热……好友相处的快乐,从来没有像这样长久过。

这些志同道合之人在一起工作三年,直到圆满完成修志任务,各自回归。第三年,张尔岐64岁那一年秋天,可能是临分别的时候,张尔岐同顾炎武、李焕章、薛凤祚一起乘船游览了大明湖。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64岁的张尔岐与好友分别,从济南回到家乡后,继续从事他的经学研究和著述。康熙十六(公元1677年)年春天,他身患疾病,仍坚持着《春秋传议》一书的研究著述工作。至冬天病情加重,于腊月末逝世,终年66岁。他临终前口述墓志,简述了自己的一生所为。

张尔岐在病危时手书遗嘱一份,遗嘱中说自己既非太学生,又非生员,只是田野处士,“吾百年后当殓以处士之服,殡以单棺。昔葬先母,以贫之故不能备椁,吾断不可加厚。况汝辈贫乏有加于昔,岂可强力取咎。”他还说:“近日好侈,本是恶俗。古人裸葬矫俗,良有以也。”

子侄们遵从张尔岐的遗嘱,在他死后的葬埋就非常简而单之了。没有外椁,没有多少随葬物品,又不起坟山,只是一抔黄土,隐没在一般农人的坟墓中。

正在山西永济历山的顾炎武,得知张尔岐逝世的噩耗后,即写了《闻张稷若讣》一诗,表示哀悼。诗中说: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十袭绝韦前；衡门月冷巢鵀室,墓道风枯宿草田；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

诗的大意说,忽然听到张尔岐先生去世的消息,从历山遥望东方,感到悲凉凄然。此前先生还赠给我他费尽心血写成的10卷书,“十袭”指《仪礼郑注句读》；可现在给先生寄去的书,只能像典故“悬剑”那样,他不能亲收了。这里顾炎武,是在借助典故,悼念张尔岐,说好友故去,葬于古坟荒郊。从此,再也不能与先生一起探讨《礼经》,请教“三礼”了。从此,系统传承汉代郑玄学派的还有谁呢诗的字里行间,体现了顾炎武对张尔岐的深情厚谊和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