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的参考文献格式可以写为：

[1]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李贤明一统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卷七十四）

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扩展资料：

一、专著、论文集、报告的写法：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二：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古籍提要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书名、卷数、作者介绍、本书的内容大概、关于本书的评价以及影响，然后再谈谈版本，如果复杂的谈谈各个版本之间的递传与演化。全都一个模式。

应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是用传统汉字书写的（元代以后有些书刻印时出现不少简体字）。繁体字的概念是针对简化字而言的。而在1956年汉字简化之前，无所谓繁体字。一般只有正体和异体、俗体，通用与非通用之分。

古人写字用麻纸。

麻纸有多种，如白麻纸、黄麻纸、麻布纹纸、桑麻纸等，但主要分白、黄两种。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

纸纹均宽，约一指半。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但这都是蔡伦纸出现之后的麻纸。其实，麻纸的历史非常久远。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

扩展资料

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

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及难。

华夏殷商时期，发明了文字，开始用甲骨作为书写材料，春秋时期又发现和利用竹片和木片以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缣帛太昂贵，竹片太笨重，于是便产生了纸。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一起，给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技术的基础。纸的发明结束了古代简牍繁复的历史，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麻纸

-纸

古代是没有现代使用的标点符号的。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jù dòu〉符号”：句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在古人的记载中，《宋史·何基传》称赞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4] ，收了“、”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眼下这本书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2] 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在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