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哲学著作。所谓《论衡》就是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父、父亲钱塘“以贾贩为事”。 王充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到京师洛阳入太学，拜班彪为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逐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王充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相传曾作过几任州、县的官吏，但都没什么实权，多系幕僚性质。因为她嫉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辞职。因此，每次仕进都为期极短。

王充家境贫寒，甚至“贫无供养”，但是他把毕生的精力埋头于著书立说，居贫贱而不倦。他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蚁》、《政务》和《养性》四部著作，其中《论衡》一书流传至今。

王充著述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一些权贵人物说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没有投靠门师，不配著书立说。以致他的学说一旦问世，便被视为异端学说，甚至遭到禁锢。王充冲破种种阻力，坚持著述。在《论衡》中系统地清算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他的最为可贵之处。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首先破除了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鼓吹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大肆宣传君权神授和“天人相与”的天人感应说。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天神能赏善惩恶；君主的喜怒，操行好坏和政治得失都会感动天神做出相应的报答，而自然界的变异和灾害就是天神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他说，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天和人不一样，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他们。王充否定君权神授。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终不异于物。”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产生的后代。对于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宣扬的天人感应说，他用大量篇幅一一进行驳斥。指出自然灾异和君主、官吏的政绩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指出即使二者同时发生，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警告”。

其次，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破除了对鬼神及其禁忌的迷信。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王充在《论衡》中对各种鬼神迷信及其禁忌，尤其是对“人死为鬼”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王充还尖锐批评了种种迷信禁忌和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虚意之言。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否定了圣人“神而先知”，“圣贤所言皆无非”。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极力推崇古代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是天神生的，“能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和“古往今来”。 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难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王充还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历史观，指出“周不如汉”，“汉国在百代之上”的进步的历史观。

《论衡》极具战斗性，涉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国家生活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全书共85篇（现存84篇），分30卷，约30万字。《论衡》是王充从33岁开始，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直到临死前几年才写成的。

看看今天求神问鬼的糊涂虫们，想想近两千年以前的王充，足以证明他思想的伟大。

《论语》和《诗经》中的“思无邪”到底是啥意思？

在《论语•为政》当中，孔子的弟子记录了孔子谈《诗》的一句话：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是当时孔子读《诗》有感，引用《诗•鲁颂•駉》当中的一句话（“思无邪”）来概括整个《诗经》所收录的“风、雅、颂”三百首先秦诗篇的某一总体性质的评论词。这句话中，孔子所用的三个字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毫无神秘感可言，普通到再也不能再普通了，然而，就其释读来说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 现有解读实例

⑴ 杨伯峻、吴树平：孔子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1]

这种观点在大陆学者当中颇有代表性，许多书籍中有关本句的解释大同小异。在国外有相当影响力的Arthur Waley的《论语》英文版本对于这句话的翻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The Master said, If out of the three hundred Songs I had to take one phrase to cover all my teaching, I would say ‘Let there be no evil in your thoughts’ [2]

然而，从译者对译文的注释来看，译者将其中的“思”认定为语气助词，这显然是把文中的“思”与后面的“思马斯徂”中的“思”混淆在一起了。（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后者的“思”为语气助词，这也是不对的，本文后面将会论及）

⑵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不是一部译着，没有严格的译文，但是从其诠释来看，他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

“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是为了‘思无邪’。”[3]

⑶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对“思无邪”作了这样的注解：

思无邪：《鲁颂•駉》篇辞。或曰，诗有美刺正变，所以劝善而惩恶。则作者有三百篇之思，皆归无邪，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有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此说似较前说为得。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诗曰：“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祛祛，强健貌。徂，行义。谓马行直前。思马之思乃语词，不作思维解。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然亦不当大违原意。故知后说为允。

钱先生的“白话试译”如下所示：

先生说：“《诗经》三百首，可把其中一句诗来包括尽，即是‘思无邪’。”[4]

钱穆先生列举了两种通行的观点，并表明自己倾向于后者。然而，后一种观点虽然符合“诗言志”的大意，但在文字学上很难立足，只是学者们根据诗文大意所得到的一种模糊的推断而已，因为“邪”与“斜”是同源字[5]，但是“无邪”不能代表“直”的意思。因为要满足这个意义，否定词应该用“不”，而不应该用“无”。更为重要的是，“斜”（邪）本身具有“抒发”的意义（《说文·斗部》：“斜，抒也。”段玉裁注：“抒，各本从木，今正。凡以斗挹出谓之斜，故字从斗。”），加上“无”以后意义就反转了，无法表示“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的意境。

⑷ 有别于大陆传统，台湾学者似乎继承了钱穆先生的所取的观点。傅佩荣先生的白话译文为：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称之为：无不出于真情。”

傅先生对于“思无邪”的注释是这样的：

思无邪：出于《诗•鲁颂•駉》，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引申为诗人直抒胸怀，所作无不出于真情。[6]

这个注释的问题在于“思无邪”这三个字在诗中并非用来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与Arthur Waley所犯的错误一样，他把真正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的“马斯徂”与前面的“思无邪”混淆了。

（二） 《诗经》中的“思无邪”

为了弄清原委，我们有必要将《诗经•鲁颂•駉》原封不动地抄写出来，进行一番必要的研究。[7]

駉駉牡马，在垧之野，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

有骊有黄，以车彭彭。

思无疆，思马斯臧！

駉駉牡马，在垧之野，

薄言駉者，有骓有駓，

有骍有骐，以车伾伾。

思无期，思马斯才！

駉駉牡马，在垧之野，

薄言駉者，有驒有骆，

有駵有雒，以车绎绎。

思无斁，思马斯作！

駉駉牡马，在垧之野，

薄言駉者，有骃有騢，

有驔有鱼，以车祛祛。

思无邪，思马斯徂！

鉴于其译文有诸多问题，故不列出，我们在此只探讨与“思无邪”直接相关的文字。笔者以为，整个诗文行文颇有规律性，这对于解读“思无邪”非常有帮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论语》注释者和《诗经》注释者忽略了这一点，是素质问题吗？是态度问题吗？笔者只能唏嘘再三，为其扼腕不已！

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将“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和“思无邪”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疆”和“期”是表示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文字，因为诗文有排比对称的特点，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斁”和“邪”也应该与此类似。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斁”字。

“斁”：《诗经全解》的作者们将其释为“厌”，并将“无斁”据杨合鸣《疑难词语辨析》释为“思虑详审，无有厌倦”。这显然十分牵强。在《汉语大字典》中，“斁”的确有“厌倦”、“讨厌”、“解除”、“盛貌”等义项，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它也有“终”、“终止”的义项，而后者与前面的“疆”、“期”一样，表示时间、空间的某一界限的意思。《说文•攴部》：“斁，终也。”唐朝元稹《莺莺传》：“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明朝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扬其耿光，有永无斁。”可见，“思无斁”即“思绪没有终止”的意思。[8]

然后，让我们考察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邪”字。

“邪”：《诗经全解》的作者们根据杨合鸣《疑难词辨析》将其释为“思虑纯正，无有邪曲”。“邪”除了“邪恶”、“不正”等义项之外，它还与“余”（余）相通，表示“剩余”的意思。《史记•历书》：“举正于中，归邪于终。”裴骃集解引韦昭曰：“邪，余分也。终，闰月也。”《左传•文公元年》作“归余于终”。[9]可见，“思无邪”即“思绪殆尽”、“绞尽脑汁”的意思，与“疆”、“期”、“斁”有所不同的是，后三者表示思考还没有达到疆界，而“思无邪”则表示思想者已经竭尽全力，再也想不出新的花招的意思。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孔夫子才选择“思无邪”来概括全诗，而不是“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当中的任何一个。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整个诗文描写的就是马，马怎么会有所谓的“邪”与“正”呢？钱先生靠哲理得出了正确的大方向，可惜他没能进一步考察全诗。

（三） 浅谈语气助词的确定问题

笔者在浏览《诗经全解》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即当人们无法解读某一个甚至某两个字的时候，最省事、也是最偷懒的办法就是武断地将其定性为“语气助词”。

就本诗来讲，“思马斯臧”、“思马斯才”、“思马斯作”和“思马斯徂”中的“思”显然不是所谓的语气助词，而是明确地表示“思维”意义的实词。以“思无邪，思马斯徂”为例，后一个“思”显然是重复前一个“思”，并将其具体化，这是诗歌创作的技法之一。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千思万想，想不明马儿为何如此健壮！”《诗经全解》将这句话译为“周公思虑很纯正，马儿肥壮奔千里！”现在看起来颇有些搞笑的性质。

在本诗中还有两个字被认定为“语气助词”，即四个段落中重复出现的“薄言駉者”中的“薄言”二字。作者轻描淡写地用“薄言，语词”四个字就敷衍过去了。“薄”字的字义非常丰富，令人惊异的是，其字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违背了它的本义，而走向了其本义的对立面。“薄”的本义是“木密集丛生之处” [10]，而它的引申义则逐渐发展为表示密度或厚度小、感情淡漠、土地瘠薄、轻微、不庄重、看不起等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很难想到它的本义，越是大牌的“专家学者”大概越是觉得“胸有成竹”，越是感觉没有必要去参考辞书。

笔者以为，此处的“薄言”实乃“厚言”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每一段诗词都不厌其烦地罗列诸如“驈”、“骊”、“骓”、“駓”等大量形容骏马的文字。令人吃惊的是，《汉语大字典》“薄”字条下居然出现了类似的词条：

助词。多用于句首，相当于“夫”、“且”。《诗•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传：“薄，辞也。” [11]

这说明早在毛亨的时代就看不明白该诗的原意了。笔者以为，这句话并不难理解，无非是描写妇女们说说笑笑地采集车前子的情形，“薄言”即大家不停地说笑的意思，表示劳动者在不断地在相互交谈之中不知劳累地劳作着的状况。

接下来，该字典又举了《诗经•周南•葛覃》中的一个例子：“薄污我私，薄瀚我衣”，并引戴震补注曰：“薄犹且也。”这也是错误的。其实就在该字典“薄”字条下，还有“努力”的义项：《方言》卷一：“薄，勉也。秦、晋曰钊或曰薄，故其鄙语曰薄努，犹勉努也。”郭璞注：“如今人言努力也。”《管子•轻重戊》：“父老归而治生，丁壮者归而薄业。”因此，这里的“薄污我私，薄瀚我衣”实乃“拼命地洗我的衬衣，拼命地涮我的单褂”之意。《诗经全解》既将其释为“语助词”，又认为其具有“急急忙忙之意”是矛盾的，不过，这也说明作者模糊地（或者说本能地）感觉到了“薄”字所蕴含的实词字义。

这些事例再一次说明，我们有必要及时地修正古籍整理的思路和方法，否则，错误将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所讨论的《论语•为政》中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诗经》中的三百首诗歌（的创作特点），借用（《诗经》中原有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创作者）‘殚精竭虑’。”

顺便指出一下，对于这句话现行的句读似也有些问题，“一言以蔽之”和“曰”之间无需逗号分隔，而应该联结在一起：“一言以蔽之曰”。孔子借用《诗经》中的“思无邪”目的是说明作诗时诗人的思维是充分运作的，每一首诗都表现了诗人思维能力的最高极限，这与所谓的“诗言志”所表现的意义是不同的。当然，孔子也有“诗言志”的观点，这从近年发表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竹书》中人们发现的《孔子诗论》中可见一斑：

“孔子曰：诗亡 志，乐亡 情， 亡 言。”

对于其中的几个偏僻字解释混乱，笔者对此进行了解读，认为其译文可以作如下处理：

孔子说：作诗不保留心中要强烈表达的志向；作乐（yuè）不保留心中要强烈表达的情感；争讼不保留心中要强烈表达的语言。换言之，就是作诗要表达强烈的志向；作乐要表达强烈的情感，辩论要表达强烈的言辞。[12]

因此，将“思无邪”释为“思想纯正”或“思想没有邪念”是没有根据的，是误解。

一、概况

首都图书馆建馆迄今有八十多年历史，经过八十余年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积累，入藏了较为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既有海内外十分罕见的精刻本和古代典籍，又有完整丰富的古代小说、戏曲和民俗著作，馆藏古籍图书丰富。

这些古籍来源一部分是该馆前身京师三馆即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旧藏和建国后陆续采购的图书，另一部分是解放后北京市委接收北京孔德中学、法文图书馆所藏拨交给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还有一九五三年吴晗下令没收旧敌伪财政部实物库图书及一九五七年以后购入及其他来源的图书（如马彦祥赠书）。其中市府赠书为三五二三种计三六六九一册，马彦祥赠书二○八种，计一七○七册。现库藏仍将这四部分来源的图书按甲、乙、丙、丁分类排架。在这些古籍中尤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书、方志以及佛经等书品种较多，版本较好，构成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特色。除古籍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古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幅（轴、页），碑帖一九六九种。

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分为善本、普通线装书、新善本（解放区出版物）、特种文献字画、碑帖等。分别保存在线装库和善本库中。善本三三二四种三三二三○册，其中国家级善本一一五九种一四九九六册，馆级善本二一六五种一八二四三册。普通线装书四三七○二种三四九四三三册。国善本即经专家鉴定稀古版本列入全国善本总目者；馆善即乾隆以前及其它较好的版本，然尚不够国善者。善本及普通线装书采用清乾隆三十二年编四库全书时所确定的四部图书分类法对图书按经、史、子、集、丛分类。其它如市府赠书、马彦祥赠书共四八一六种四四六一四册还未分编整理（普通线装各类种数只限于财产账上数字）。善本古籍收藏状况为：经、史、子、集、丛分别为七十二册、四三八册、一四九二册、一二八三册、三十九册、合计三三二四册。

二、特点

由于首图前身各馆建馆较早，历史较长，使得各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古籍。馆藏古籍的特点有二：一是版本罕见，有不少是海内外珍贵的精刻本和手抄本。时间上最早为宋、元、明版。据统计宋版五种，元版三十二种，明版九八七种。具体如下：

善本中有宋版书五种，如咸淳五年（一二六九年）刻碛砂藏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残存十一卷），宋刻递修本、苏辙撰《古史》六十卷；元版书三十二种，如元兴文署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刻《资治通鉴》，该书为宋司马光原著，元胡三省音注，元兴文署刻印。兴文署为元代著名官方刻书机构。 还有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吴郡庠刻本蝴蝶装《通鉴总类》与元至正（公元一三四一至一三六八年）刻本《故唐律疏议》，元王元亮撰，元至正余志安勤又堂刻本，元代建安余氏勤又有堂刻本《刑统赋》。元代东山秀岩书堂刊本《韵府群玉》等；

明版书九八七种（其中官刻四十一种、私刻九四六种），如永乐五年（一四○七年）内府刻本《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刻本《武备志》，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本《管子》、明隆庆二年刻本《江南经略》、明天启五年毛氏绿君亭刻本《神农本草经疏》、明隆庆年间刊本《泉河经略》、明万历年间刻本《水经》、明凌氏（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万历四十三年博古堂刻本《元曲选》也是名家荟萃的精品。清康乾年间版本书收藏则更多，如康熙内府仿宋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写刻本《蒋氏游艺秘录》、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本《宝真斋法书赞》等；清后期还有光绪三年刻板的鲁迅先生家谱《越城周氏支谱》活字本等。

以上这些都是稀古版本的古籍，在版本学上都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而且还是精美的文物艺术品。

第二个特点是馆藏古籍特色明显，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学、方志、佛经等为主，藏书品种多、版本好。此外还藏有满文、蒙文（含满汉文、蒙汉文合壁）、藏文的线装古籍书一九七种，其中满文书一四二种，大多为满汉对照，如有清（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写本满汉对照《书经讲章》，作者清吴世恒。下面详细分别详述之。

三、小说

在小说方面，“五四”以前的中国小说线装书馆藏有五○○多种，善本八十八种，其中国善三十三种，馆善五十五种。包括笔记、传奇、话本、章回、长短篇各类体裁。如：明万历刊本《二侠传》，明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译通俗志传》；清康熙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新编东游记》，抄本《斩鬼传》，活字印本《第一奇书野叟曝言》；清乾隆刻本《飞龙传》、《聊斋志异》，清稼史轩刻本《醒罗骈言》。而崇祯刊本《金瓶梅》、康熙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稼史轩刊本《醒罗骈言》又为全国罕见的稀本、孤本。

还有全套的《三国志》、《三侠五四义》、《包公案》、《西游记》、《吴越春秋》等则是坊间不常见的明清刻本或抄本。

表一、善本古籍小说收藏状况

类型 短篇 长篇 小说家类 杂记 杂篡 杂品 杂考 杂学杂说

善本（种） 19 67 35 24 38 5 3 6

合计 197

其中杂记、杂篡、杂品、杂考、杂学杂说可总归为笔记小说，计72种。

表二、一般线装古籍小说收藏状况

类型 总录 笔记小说 长篇 短篇 翻译

一般线装（种） 42 451 513 47 12

合计 1065

注：表二与表三总计一二六二种。

四、戏曲古籍

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元代的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但这里所说的戏曲，是专指元杂剧产生以前的宋杂剧。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戏曲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鼎盛等各个时期。汉代的“百戏”，隋唐时期的“参军戏”与“踏摇娘”，北宋的杂剧与金院本，这些戏剧的演出形成仅仅散见于前人的笔记与诗文之中，没有剧本流传下来。到了北宋末叶，浙、闽一带出现了南戏（亦称“戏文”）。现存的《张协状元》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南戏剧本。元代，北方出现了元杂剧。元杂剧可考作家就有一○○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剧目有六、七百种，而且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创作了如《窦娥冤》、《梧桐雨》、《墙头马上》、《救风尘》、《汉宫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元末明初，南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体裁——传奇。到了明代，传奇剧本代替杂剧成为明代戏曲的通称。明末清初，昆曲一度呈现极盛的局面。清代中叶以后，北京的徽班兴盛，以后发展成“京剧”，成为中国的“国剧”。

几千年戏剧文化的发展，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各种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经济、文化、艺术、语言、风俗、民情等各种发展情况，为我们研究古代的戏剧史、文化史和风俗民情提供了及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千百年来，戏曲艺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他们不仅去观看戏剧演出，对演出剧本、演员表演、戏曲服装、台词唱腔等津津乐道，更有人下深功夫，把剧本一笔一划地抄录下来，供自己和好友们共同欣赏。于是，许多剧作得以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一睹为快。

表三、戏曲类善本古籍收藏状况

类型 剧本 杂剧 传奇 散曲 弹词宝卷 曲谱 曲选 曲律 曲评曲话 蒙古车王府曲本 升平署抄本

种 5 29 113 17 11 19 6 2 2 1355 14

合计 1573

表四、戏曲类一般古籍收藏状况

类型 京调梆子合刻 昆曲 京剧 地方剧 赣剧 川剧 秦腔 梆子 汉剧

种 76 395 363 133 1 113 69 44 1

合计 1195

首都图书馆建馆八十余年来，收藏了大量戏剧抄本二七六八种。包括古代戏曲剧本传奇、杂剧、散曲；地方戏剧本昆曲、京剧、秦腔等；曲谱、曲韵、戏曲理论著作等。其中善本一五七三种，如剧本中，就有明代伟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还魂记》四种版本，最早最好的版本是明万历朱氏玉海堂刊本。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的《笠翁传奇十种》有康熙刊本，还有升平署（清代掌管宫廷演剧的机构，乾隆时改称“南府”）抄本一十四种。其它如“元曲选”、“昆弋剧本”以及一些名剧，如《琵琶记》、《白兔记》、《西厢记》、《四声猿》、《赵氏孤儿》、《洛神庙》、《秋胡戏妻》、《雷锋塔》、《长生殿》、《桃花扇》、《绿牡丹》、《得意缘》、《红楼梦》等，均有较好版本或抄本馆藏。特别提及的是《蒙古车王府曲本》乃我馆善本书中之瑰宝。馆藏戏曲古籍以京剧版本为多，此外为鼓词、杂曲、子弟书等。此部分古籍出版年代为道光至光绪间。俗文学中宝卷四三二种，词（即说唱文学）一二七种，以上两部分中一十一种为善本。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清代蒙古车王府藏曲本：

“车王府曲本“是清代蒙古车臣汗王府所收藏的戏曲、曲艺手抄本的总称，也是供府中戏班子演唱的脚本。民国年间这批曲本自车王府内流散出来，于二十年代分两批被北京孔德学校购得。后辗转入图书馆收藏。《清蒙古车王府曲本》是一部卷轶浩繁的戏曲、曲艺巨制，包括戏曲曲目共一六○○余种，四四○○余册。这些书分藏于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以首图收藏量为最大。全书分戏曲、曲艺两大部分。戏曲部分以京剧乱弹皮黄戏最多，次为昆曲、弋阳腔（高腔），其他还有秦腔、吹腔、影戏等；曲本更有价值的内容是曲艺部分，包括说唱鼓词、子弟书、快书、牌子曲、岔曲、莲花落、时调小曲等曲艺形式，时调小曲中又有马头调、太平年、西江月、十二月、福建调、四川歌等曲调。曲艺部分包括了原孔德学校第二批购入的曲本，迄今从未面世，可称珍品。在形式繁多的曲艺中，鼓词、子弟书、京剧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两部分大抵都是明清两代作品，以道光、光绪年间作品为多。《曲本》作品取材广泛、有殷、周以来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也有经改编、铺衍、润色的古典文学名著，更重要的是不少曲艺作品对当时北京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有大量的描述。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成书大约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产生于中国昆曲艺术逐渐衰落，各地方戏曲兴起的演变时期，是研究近百年中国戏曲与说唱艺术的珍贵史料，它填补了昆腔高踞剧坛，到京剧代之而起的一段过渡时期的空白。同时也是研究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曲本》作品语言丰富，保留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方言，文学艺术价值很高。总之，《曲本》已为当代研究文化史、戏曲史、通俗文学 的专家学者所瞩目。已故著名戏曲艺术家欧阳予倩誉之为“中国近代旧剧的结晶，于艺术上极有价值”，著名教育家、学者王季思则将《曲本》的发现与安阳甲骨和敦煌文书并提；当代戏剧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戏曲界泰斗翁偶虹题诗曰：“车王嗜曲广搜求，铁网珊瑚历历收，沧海遗珠光照眼，粲然骇瞩溯源头。”

“曲本”填补了近百年来戏曲、说唱文学的历史空白，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资料。早在二十年代即有顾吉页刚、刘半农、马隅卿等老一辈学者着力研究。前文化部长齐燕铭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专门研究过其整理问题，拟发掘整理，但因“文革”而作罢。现首都图书馆领导重视，为了挖掘馆藏资料，弘扬民族文化，首都图书馆专门成立了车王府曲本研究整理小组，在翁偶虹老先生、故宫博物院朱家 晋老先生、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候玉山老先生、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老先生、著名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关德栋先生以及许多文学、戏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下，于一九九一年整理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共三一五函，发行十五部，受到海内外戏曲爱好者的欢迎。由于价格昂贵，印数又少，又于一九九三年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曲本缩微胶卷》本，一九九四年又出版了《清车王府藏曲本（粹编）》，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之盛事。

（二）、清代宫廷大戏：

清代宫廷创作演出的整本大戏，其内容受明万历年间小说和戏曲繁荣发展的影响。就小说而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的相继出现，成为剧本选题上丰富的源泉；就其形式而言，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已达到相当完美的阶段。昆腔拥有众多观众，作家辈出，编排、装扮、彩砌，无不有极大改进，为宫廷大戏开辟了较宽阔的途径。当时比较知名和有影响的大戏有《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和《昭代箫韶》。

《鼎峙春秋》为周祥钰、邹金生等编写，敷衍魏、蜀、吴三国鼎峙和争雄的历史故事。馆藏《鼎峙春秋》（甲四21,为首都图书馆索书号，下同）为清钞本，二○册二函，分十卷二四○出，为全国孤本。

《劝善金科》为清张照等著，叙目连救母故事，但将历史背景作为唐代中叶，并穿插有李希烈的叛乱及颜真卿、段秀实殉节等关目。馆藏有清雍正抄本（甲四69），一○册一函。为全国孤本。

《升平宝筏》亦为清代张照所撰，又名《西游记传奇》（甲四1520），演玄奘取经故事，主要情节依据吴承恩《西游记》小说而来，馆藏清抄本，二函一○册二四○出。

《辟兵珠》作者不详，馆藏清抄本，一○册二函，为全国孤本，《曲海总目》亦未收入。

馆藏其它孤本、善本还有：《旧钞本曲五种》（包括《虞廷集福》、《绥丰协庆》、《太和保合》、《绵长协庆》、《繁禧懋锡》）、《忠义璇图》二十出、《混元盒》三卷七五出等。

清代宫廷大戏均由词臣编写，因创作期限紧迫，由于才力拘滞，不得不借助于前代作家同类题材写就的小说、剧本，同时，也汲取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这些宫廷大戏，保存了不少已佚剧本片断，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甚有裨益。

首都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宫廷大戏比较多，且多为全国孤本、善本，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三）、马彦祥先生赠书：

马彦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作家，导演、理论家。生前曾将其部分藏书赠首图收藏。他的藏书中有大量的戏剧方面的著作，其中亦有一些较好的戏曲抄本。这些戏曲抄本许多现已成为孤本、善本。首图亦收藏了其中的一些戏曲抄本如：《空谷香》、《天香庆节》等，都是一些常人不易见到的好本子，这些本子抄誊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

（四）、馆藏戏曲抄本集和单册抄本：

本部分是首都图书馆馆藏戏曲抄本最为丰富的一部分。这部分戏曲抄本，数量多，质量不一，其中主要是京剧、昆曲抄本。例如：《武香球传奇》、《双红丝传奇》、《连环记》等都是全国孤本、善本。其它如《剧本杂抄二十九种》、《剧本杂抄三十四种》、《剧本杂抄二十二种》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这部分作品，虽然价值不一，但能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戏剧发展情况。

（五）、其它：

除以上几部分外，馆内还收藏有一些原孔德学校抄本、升平署抄本等。

这部分抄本，数量不多，但质量较精，如《漱玉堂传奇三种》、《重重喜》、《双福寿》、《钓鱼船》、《武香球》、《千秋鉴》等等都是所传不多的戏曲抄本。

五、俗文学

俗文学方面，藏有宝卷、弹词、鼓词、民歌民谣、杂曲、唱本以及相声、口技、谜语、酒令等一十八类古籍。其中宝卷有四三二种、弹词一二七种，二者入善的为一十一种，如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视履堂刊本《二十一史弹词》、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抄本《英台宝卷》、同治九年（一八七○年）抄本《习法救母》。宝卷、弹词是俗文学中一批较珍贵的研究资料。

在首图入藏的鼓词、杂曲等通俗文学书籍中，仅未刊行的手抄本就达二八○余种。

六、医书

首图所藏医书古籍也较丰厚，品种较多，版本较好。医书中列入国善的就有十种，如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刊本《本草纲目》、清精抄本《本草纲目拾遗》、日本天明六年（乾隆年间）仿刻元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药方》、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刊本《针灸大成》、明嘉清刻本《原机启微》、明崇祯方逢时刊本《保生秘要》等。

七、方志

此外馆藏方志古籍也很有特色，达一○○○种以上，地区涉及二十五个省以上。方志中有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毛氏汲古阁刊本《吴郡志》、清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刊本《陕西通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刻本《畿辅通志》、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刊本《萧山县志》、康熙年间刊本《大兴县志》、《怀柔县志》、《通州志》。

八、佛经

首图馆藏元版图书共有32种，其中大多为佛经。佛经古籍中有二十一种为善本。如唐释玄奘译、元刻普宁藏本摺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宋绍兴十八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福州开元禅寺刻毗卢大藏本《阿毗达摩顺正理论》，此书为唐释玄奘译佛经，宋刻大藏经中的一种，一册折装；元刻本《大乘大悲分陀利经》。

此外还有明万历（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零年）金笔抄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书因用金粉书写，更显稀见珍贵。

九、字画碑帖

首图馆藏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轴、页、幅）、碑帖一九六九种一一九六九册。其中珍品字四十五件、画六十一件皆出自名人手笔，如：齐白石、溥心畲、周肇祥、王雪涛、李苦禅等。经故宫博物院、荣宝斋及其行家鉴定，有的价值不菲。珍品字画都是近现代人物、手笔。字画中的年代最早可至南北朝。碑帖是该馆所藏，字画是历次接收而来。碑帖入藏按顺序号排列。字画按字、画分别给顺序号。碑、帖、字、画分别有一套顺序号目录。

所藏碑帖中也有不少珍贵拓本和名家墨宝。如碑贴有唐怀素的《千字文》、元赵梦兆页的《洛神赋》、宋岳飞的草书《后出师表》。古画有溥心畲、齐白石、李可染的手迹。碑帖入藏后，限于条件一直未正式借阅，字画未排架，查找困难，不能借阅。为挖掘馆藏中有价值的资料，使之发挥应有作用，正准备编辑一套“馆藏碑帖目录”。字、画已按“珍品”、“一般”整理出一套字、画目录，还有待进一步鉴定、加工、整理。

十、文献流通工作

丰富多彩的馆藏古籍，长期以来吸引着中外读者和古籍研究者、出版家前来探索、研究、整理、利用。首都图书馆为延长线装书的使用寿命，古籍借阅对象仅限于工作对口、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有一定工作任务的人员。近年来馆的读者，有个人研究者、出版、研究人员，尤以编写史志的人员为最多、用量最大。丰富多彩的馆藏古籍，犹如一颗宝珠长期以来吸引着中外读者和古籍研究者，首都图书馆也主动、热诚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同时自行开发整理，这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仅以馆藏古籍中的小说为例，从历史上看，早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间该馆为京师通俗图书馆时期，鲁迅先生曾常来馆借阅线装小说（见《鲁迅日记》），鲁迅先生的名著《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发展史略》中都还有对首图馆藏古本小说研究的成果。先辈研究小说者孙楷第先生于一九三二年著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查阅收入首都图书馆小说一十八种，谭正璧先生于一九八四年著成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收入馆藏小说二十八种。以上诸著作已成为小说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学术影响很高，被视为必要的案头工具书。沿至现在仍有不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文学研究者来馆查阅小说，核对版本。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教授浦安迪曾来访借阅《三国志》、《红楼梦》评点本。为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出版《清人文集序跋选》提供有关资料，为“金瓶梅学术研究会”提供版本研究的资料；为一些**制片厂拍故事片、记录片提供有关古籍及服饰、道具的资料。

国内一些出版社也来查阅小说，选用较好版本，整理出版新书。如中华书局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规划，编辑影印出版《古本小说丛刊》，其中选用《善恶图全传》、《鬼谷四友志》两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古本小说集成》，选用过《鬼神传》、《离合剑》、《跨天虹》、《警富新书》、《红楼幻梦》等十一种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用馆藏书为底本，影印再版了《品花宝鉴》、《醒世姻缘传》；北京出版社选底本，影印出版了《古今小说精华》。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会评本《三国志演义》，北京燕山出版社整理出版续、再续《儿女英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李渔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笠翁传奇十种》等都选用了首都图书馆馆藏为影印底本。以上足见首都图书馆藏古籍的价值。

其他方面，如有不少医学研究单位来馆查阅医书；全国各县县志编写委员会纷纷来馆查阅方志。

首都图书馆所藏古籍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知识的宝库，正在被深入发掘利用，服务于社会。

十一、文献整理

为更好、更便利地利用馆藏，多年来首都图书馆一直坚持自行整理古籍编制书目索引、解答咨询，与有关单位协作编写辞书，以揭示馆藏。如编辑清代大型文集《全唐文篇目续索引》（将由中华书局出版）、《馆藏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五四”以前部分）；参加《北京百科书·社会科学卷》、《清代禁书汇览》的词条编写。图书馆工作人员编辑了多种藏书目录，有：《首都图书馆馆藏中国小说书目初编（五四以前部分）》、《馆藏北京金石拓片目录》(一九五九年)、《馆藏中国医药书目》(一九五七年)、《馆藏中国文学古籍参考目录》(一九五五年)、《馆藏中国戏曲书刊目录（初稿）》(一九五九年九月编)，最近又编写有《馆藏小说书目提要》。还提供底本，由有关出版社整理影印了《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版画图录》、《越城周氏支谱》、《劫灰录》、《圣谕像解》、《圣庙祀典图考》、《唐诗选画本》、《阴骘文图证》、《古本小说四大名著版画全编》、《古本戏曲十大名著版画全编》、《鲁迅墨宝真迹》、《初拓墨池堂法帖》、《抱冲斋石刻》、《南巡盛典》、《西巡盛典》、《万寿盛典》、《太学文献大成》等古籍。

网上资料良莠不齐，真实程度的确很难说。

不过的确有正史记载了很多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

《安士全书》第三部分，《欲海回狂》最后的章节有很多古代资料的引证。

《欲海回狂》节选

现存的《二十一史》中，所记载的三世轮回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别的不用多说，仅就众所周知的事情略举一二：

如羊祜前身是邻居李氏家的儿子，见《晋书羊祜传》。梁元帝前身是一位眇目僧，见《南史梁本纪下》。刘氏女前身是李庶，见《北史李谐传》。刘沆前身是唐代宰相牛僧孺，见《宋史刘沆传》。范祖禹前身是东汉大将军邓禹，见《宋史范祖禹传》。郭祥正前身是唐代诗人李白，见《宋史郭祥正传》。夏原吉前身为屈原，见《皇明通纪》。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关于天仙星宿降生人间的事例，如天帝子降生为齐高祖萧道成，见《南齐书祥瑞志》。神人降生投胎为唐代宗，见《新唐书章敬皇后传》。来和天尊降生为宋真宗，见《宋史杨砺传》。南岳真人降生为虞伯生，见《元史虞集传》。文昌星降生为吕仲实，见《元史吕思诚传》。这些在史书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考证。

还有死后多日复活，有几年后复活，有讲述阴间的事情出奇灵验，略举数则：如长沙人桓某，武陵女子李娥，见《后汉书五行志》。干宝父亲墓中殉葬的婢女，见《晋书干宝传》。魏明帝时墓内女子，吴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晋惠帝时杜锡的婢女，晋安帝时东阳黄氏家的女婴，见《宋书五行志》。南宋淳熙十三年的行都人，见《宋史五行志》。一一可以查考。

至于男子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如公牛哀变为虎，见《后汉书张衡列传》，详见《淮南子俶真训》。隋开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见《隋书五行志》。南宋乾道五年，衡湘间有人变为虎，见《宋史五行志》。等等。

女人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如东汉灵帝时，江夏黄氏的母亲变为鼋，见《后汉书五行志》。魏文帝时，清河宋士宗的母亲变成鳖，见《宋书五行志》。等等。

隔世仍作夫妻的事例，如晋惠帝时梁国女子，见《宋书五行志》。南宋末年王姓男子的妻子梁氏，见《宋史列女传》。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中特别明显的案例。

更有天女生下北魏始祖，见《魏书序纪》。韩擒去世后作冥府的阎罗王，见《隋书韩擒传》）。辛彦之于潞州城内建造两座十五层的佛塔，以此功德生于天宫，见《隋书辛彦之传》。庾彦宝念佛诵经，往生弥陀净土，见《梁书庾诜传》。王宾重修古寺，掘地挖得前世之碑，见《宋史王宾传》。北魏京兆王太兴，设散生斋供养众僧，感得神僧赴会，见《北史景穆十二王传》。徐孝克临终正坐念佛，异香满室，见《陈书徐孝克传》。陆法和临终坐化，棺敛时身体缩小为三尺左右，北齐文宣帝令开棺查验，只是空棺而已，见《北史陆法和传》。卢景裕在晋阳狱中至心诵经，身上枷锁自然脱落，见《北史卢景裕传》。张孝始设斋请僧礼诵《药师经》，祖父的眼睛因此复明，见《北史张元传》。如上所举事例，都是名儒史官的真实记录，岂是无稽之谈？

天地之外，奇事固多。六合之内，异闻不少。今天人们不过生活在天地间一个偏远的角落，见到的无非都是庸碌之人，读过的不过只是世俗之书。长大后情窦初开，就要忙着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儿女们尚未婚嫁，便已经夕阳斜照，暮年将至。也难怪生不知来，死不知去，日日在轮回之中，却不信有因果轮回的道理，真是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