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本外，尚有清乾隆年间内府抄本，198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等。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高宗弘历叫窦光鼐、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的。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完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防、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日下旧闻》是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六年编成的。他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以类相从，加以排比，共分十三门（即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垌、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十三门），四十二卷。

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在清初，他是个很有名的文人，康熙将其与姜宸英、严绳孙并称为“海内三布衣”。朱彝尊是在谪贬时编这本书的。康熙二十三年，他因带了一个小抄书的入皇宫抄书，被人弹劾，降一级。

（一）收录的13种纬书辑本：

1《易纬》八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

2《说郛》，元陶宗仪编。据明宛委山堂本摘印所收纬书三十五种，另附民国排印本卷二中所收纬书十三种。

3《古微书》，三十六卷，明孙瑴辑，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同时附印带有清人批校的对山问月楼刊本残帙（缺《尚书纬》）。

4《纬书》，一名《集纬》，十二卷，清殷元正辑，陆明睿增订。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影印（该书不全）。

5《七纬》，三十八卷，清赵在翰辑，据小积石山房嘉庆十四年序刊本影印。

6《诸经纬遗》，清刘学宠辑，据道光十五年刊《青照堂丛书》第二函摘印纬书部分。

7《七纬拾遗》，清顾观光辑。据上海图书馆藏写本影印。

8《诗纬集证》，四卷，清陈乔枞撰。此为专门辑录疏证《诗纬》之作。据道光二十六年刊本影印。

9《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马国翰辑。据清代通行刊本摘印卷五十三至五十八的“经编纬书类”部分。

10《纬攟》，十四卷，清乔松年辑。据光绪四年强恕堂初刊本影印。

11《通纬》，清黄奭辑。据光绪年间印本影印。

12《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清王仁俊辑。据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摘印其中纬书部分。

13《纬书佚文辑录》，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集成》时，搜集上述辑本中未收录的佚文编成。

（二）附录的5种有关资料：

1《易纬略义》，清张惠言撰，据清通行刊本影印。

2《札迻》，清孙诒让撰，据通行刊本摘印其中纬书部分。

3《隋书经籍志考证》，清姚振宗撰，据通行本断句重排其卷九谶纬部分。

4《经义考》，清朱彝尊撰。据通行本断句重排卷二六三至二六七谶纬部分。

5《谶纬书录解题》，陈槃撰。据发表于《史语所集刊》上的文章重排。

卖花声·雨花台

朝代：清代

作者：朱彝尊

原文：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①雨花台：在南京聚宝门外聚宝山上。相传梁云光法师在这里讲经，感天雨花，故称雨花台。雨，降落。②白门：本建康（南京）台城的外门，后来用为建康的别称。③城：这里指古石头城，在今南京清凉山一带。④小长干、大长干：古代里巷名，故址在今南京城南。

此词从南京的萧条景象，侧面反映清兵南侵对这座名城的破坏。江山依旧，人事已非，追怀往事，不胜感慨。上片描写南京的衰败零落。下片吊古伤今，抒发感怀。字字蕴涵着兴亡之慨。全词哀婉抑郁，清丽自然。

朱彝尊(1629～1709)，清代诗人、词人、学者、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驱芳，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汉族，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陈维崧并称朱陈。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

　　调鼎集 (酒茶点心编) (清)童岳荐编撰 张延年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1

　　调鼎集(中国烹饪古籍丛书) (清)佚名编 邢渤涛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1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食类)(中国烹饪古籍丛书) (元)佚名编 邱庞同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12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王利器疏证

　　王贞泯整理 邱庞同译注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4

　　齐民要术(饮食部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北魏)贾思勰撰 石声汉今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10

　　能改斋漫录(饮食部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宋)吴曾撰 王仁湘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6

　　清异录(饮食部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宋)陶谷撰 李益民等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54

　　醒园录(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李化楠撰 侯汉初、

　　熊四智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9

　　食宪鸿秘(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朱彝尊撰 邱庞同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56

　　食宪鸿秘(气功．养生丛书) (清)朱彝尊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7

　　群芳谱诠释(增补订正)(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明)王象晋纂辑 伊钦恒诠释 农业出版社 198511

　　山家清供(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宋)林洪撰 乌克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54

　　随息居饮食谱(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王士雄撰 周三金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58

　　随息居饮食谱(中医古籍小丛书) (清)王士雄撰 窦国祥校注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4

　　随息居饮食谱(中医古籍整理丛书) (清)王士雄撰 聂伯纯等点校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8

　　随园食单(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袁枚撰 周三金等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6

　　宋氏养生部(饮食部分) (明)宋诩撰 陶文台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10

　　素食说略(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薛宝辰撰 王子辉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10

　　吴氏中馈录

　　本心斋疏食谱(外四种)(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7

　　闲情偶寄

　　(饮馔部)(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李渔撰 叶定国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52

　　先秦烹饪史料选注(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10

　　养小录(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顾仲撰 邱庞同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5

　　致富全书 孙芝斋校点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8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元)倪瓒撰 邱庞同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8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农史专题资料汇编) 陈祖槼、朱自振编 农业出版社 198111

　　中馈录(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清)曾懿撰 陈光新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6

　　易牙遗意(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元)韩奕撰 邱庞同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49

　　饮馔服食笺

　　(《遵生八笺》之四) (明)高濂撰 陶文台注释 巴蜀书社 198512

　　饮馔服食笺(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明)高濂撰 陶文台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55

　　饮食须知(中医古籍整理丛书) (元)贾铭撰 程绍恩等点校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11

　　饮膳正要(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元)忽思慧撰 李春方译注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812

　　饮膳正要 (元)忽思慧撰 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 198512

　　饮膳正要 (元)忽思慧撰 刘玉书点校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6

　　饮膳正要(气功养生丛书) (元)忽思慧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7

　　菽园杂记(饮食部分) (明)陆容撰 王仁湘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1

　　升庵外集(饮食部分) (明)杨慎撰 曹竑编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1

　　饮食绅言 (明)龙遵叙撰 陈光文注释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1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朱彝尊故居顺德会馆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考据学家。一生著作甚多，在史学考据上所作的贡献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他最为著名的史学著作，是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北京地方史志的专著《日下旧闻》。该书为后世研究北京史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日下旧闻》成书之后，在其基础上有不少史学家作“补”，“增”，“考”，可见其史学价值之珍贵。目前，该书仍是研究北京史所不可缺少的一部著作。在文、史学界虽然无人不知朱彝尊，但他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他在北京的故居，却鲜为人知。本文对此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朱彝尊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住所几经变迁。他在京的主要居所——顺德会馆，坐落在今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院落。就在这里，朱彝尊完成了第一部关于北京地方史的巨著《日下旧闻》。这部巨作的完成，耗尽了朱彝尊一生的心血，但它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使后人不断地缅怀他。

1679年（康熙十八年）3月，朱彝尊在体仁阁新开博学鸿词科的御试上，以布衣应试入选。在当时以一介布衣入选皇家翰林是非常不易的。朱彝尊被授与检讨，与所擢50人，共同纂写《明史》’开始了他在京的生涯。朱彝尊本来就酷爱古文辞、历史，让他参加编写《明史》，这无疑给了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清朝为了编纂《明史》，在1645年（顺治二年）设立了明史馆。康熙十八年正式开始纂写，先后以徐元文，王鸿绪等为总裁，尤侗、方象瑛、朱彝尊等分纂各纪、传、志、赞等。朱彝尊在明史馆期间，为了《明史》的编纂诸问题七次给负责编辑的总裁上书，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体例到内容都加以论述。他建议要广泛阅读史书，宽限写作期限，借鉴纂写元代史书时紧迫限时的弊病，防止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编撰历史。他辨析了明朝方孝孺、东林党两件史事，针对如何编纂《明史》，更进一步强调了作史要抱着严谨态度，不可以存在门户之见，也不可用观点的同异来划分邪与正，贤与不肖。这种卓越的学识和严肃的治学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朱彝尊的许多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所以纂修《明史》的体例很多都依从了他的意见。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金风亭长，晚年时称小长庐钓鱼师。1629年（明崇祯二年）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是明代大学士朱国祚的曾孙。《清史稿》中记载朱彝尊是“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由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好学，他在少年时就已经博学多识，凡天下之书，无不披览。虽然他的家庭已经破落，比较贫困，但他为了增长更多的知识，不惜以饥饿的身躯爬山涉水，奔走于全国各地。对所看到的金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他都要与史书、传记详加考证。广博的见闻、珍贵资料的积累，为其以后所著的文学、史学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81年（康熙二十年），朱彝尊被授日讲起居注官，这是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1683年朱彝尊升任南书房当值，康熙皇帝在黄瓦门之东赐他一所住房，有赐居禁垣诗为证，“讲直华光殿，居移履道坊，经营倚将作，宛转绕宫墙……”。朱彝尊在南书房当值，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史料，这为他今后的写作积累资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期间，朱彝尊的渊博学识得以充分地显露，因而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多次被赐参加太和门、保和殿、乾清宫的宴会，而且还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元日，在南书房的又一次宴会后，康熙皇帝把肴果赐与朱彝尊的家人。由此可见，朱彝尊是深受皇帝宠爱的，朱彝尊曾用诗文把这些都恭敬的记载下来。这一年，朱彝尊开始编辑《瀛州道古录》，因私自带着他的学生入内廷抄录四方经进书，为学士牛钮弹劾，被降一级。住所也从黄瓦门移到宣武门外的海柏寺街。为此，朱彝尊曾作有一首移居诗，“诏许移家具，书唯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在《曝书亭集》中还有首古籐书屋送人诗“我携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籐苗。夕阳倒影射柽柳，此时孤坐不自聊”。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人们的住所也是随着地位的变迁而变动的，从中我们多少还可看出朱彝尊当时被迫移居海柏寺的心情。

朱彝尊故居⑵

海柏寺，《顺天府志》记载为海波寺。明代在海波寺街上可能有个寺庙，名为海波寺，因久已倾废，无从考证了。但是街名则仍然以寺名流传下来。当时朱彝尊就居住在离海波寺街相邻一间不甚宽阔的南屋里。朱彝尊居住过的院子后辟为顺德会馆。

朱彝尊居住的南屋前，种植着两紫藤，每逢春夏之交，紫藤花盛开，使小院充满了生机。故此朱彝尊的诗中有不少吟咏紫藤的佳作，他还给自己居住的这间房子起名为“古藤书屋”。在书屋的对面，有一座亭子，名为“曝书亭”，亭子有柱无壁，是专为晒书用的。

据《顺天府志》记载的顺德会馆“庭有藤二本，柽树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这可以使我们想象出当时院中是多么清新秀丽、幽雅，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吟诗阔谈的生动景象。朱彝尊曾邀友人在古藤书屋边饮，边限以藤、柽两字作诗。迟汤右曾诗云：“柽叶绿如繖，藤花红满檐。”可见庭院中红绿相映，景色宜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王士桢来京，朱彝尊也曾邀请他在古籐书屋共饮，食鲍鱼半翅，观米海岳研山图经。这些只是朱彝尊在此居住时的偶尔活动，他更多的时间则是用来进行他所喜爱的历史研究。王原在《日下旧闻》一书的原跋说朱彝尊“日夕共卧一室，藤床竹几，架上藏书万轴，围列左右，先生目不停披，手不绝书。”冯博也曾说朱“僦居古藤书屋，风雨一编，青灯永夕。人见其萧然阖户，疑有牢愁羁旅之思，不知其搜拾旧闻，订讹辨误，与古人角胜于楮墨间也。”朱彝尊就是在这幽静的地方，不大的书屋里，编著了关于北京历史的第一部不朽巨作《日下旧闻》。此书成为研究北京的珍贵文献，朱彝尊为编写此书所居的古藤书屋或叫藤花书屋也因而大获名声，后人在书中、文中对古藤书屋多有涉及。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朱彝尊移居下斜街时曾作诗云：“不道衰翁天倚著，藤花又让别人看。”由此可看出他对海波寺街这处居所的依恋之情。

朱彝尊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在文渊史海之中，在清代初期是很有名气的大家。在四方学者文人云集的北京，康熙年间，王士祯以诗闻名，古文学家汪婉则以他对《易》、《诗》、《书》、《春秋》、《三礼》、《丧服》都有发明而著名，被授编修、纂明史。毛奇龄以考据称世，唯独朱彝尊集众家之长于一身，所以较他们就更负盛名。朱彝尊的学识渊博，不仅体现在他通经史上，而且在诗词古文上也很精通，尤其是他还擅长考据。在词上师法姜夔、张炎，并有所创新，以醇雅典丽为宗，字琢句练，精工隽永，被尊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当时内阁中书顾贞观、陈维崧称清代词家三绝。朱彝尊的诗名与当时很负盛名的燕台七子之一，大诗人刑部尚书王士祯及查慎行齐名。有南朱北王两大宗之称，又有“王爱好，朱贪多”之诮。

朱彝尊一生的著作主要有《曝书亭集》、《明诗综》、《明词综》、《日下旧闻》、《经义考》等。《曝书亭集》是朱彝尊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官复原职，引疾乞归故里后，殚心编撰的，共80卷。这是他集自己一辈子心血所作的主要作品，凡赋1卷，诗22卷，词7卷，各种散文50卷集成的。集中之文以题跋碑传之作居多，这是他游历半壁河山所得。卷42至55的题跋之作，辨订群书，考证碑牌，很具特色。

《明诗综》100卷，是朱彝尊感慨明代自万历年后，诗作零散又没有系统，而编撰的诗歌总集。书的体例略同于《全唐诗》，第1卷为明代帝王之诗，以后则以时代为序，收录了明代诗人3400余家的作品，有的是因诗而取人，有的是因人而取诗，略述作者生平，并有对诸家的评论。在《诗综》中附有朱彝尊自著《静志居诗话》，自述了其编辑的意图：“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乎得失之故。”书中收有大量明末殉节之臣及遗民作品，对社会政治多有涉及，对于研究明代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词综》30卷，后补遗6卷，这个词集是朱彝尊选录唐、宋、元词660余家，2200余首词合集而成的。采集内容广泛，去取严谨，鉴别、考证也很精确恰当。所选诸家，凡是可以考证者，均立有小传。后来王昶续辑《词综补遗》、《明词综》、《国朝词综》等合为《历代词综》，其后又有黄燮清辑《国朝词综选编》、丁绍仪辑《国朝词综补遗》等，都是在朱彝尊的《词综》基础上加以编辑的。

朱彝尊在他解甲归田后所编撰的《经义考》，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赐，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南巡江浙时，还赐他一副御书“研经博物”扁额。此书三百卷，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自周迄清，各疏其大略，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乾隆四十二年（1778年），乾隆皇帝亲制诗篇题识加在《经义考》的卷首，并命浙江巡抚加以刊行，朱家世代以此为荣。

《日下旧闻》是朱彝尊在康熙二十二年被免去史官后，留京几年中所著述的。朱彝尊在京期间潜心史学研究，尤其是北京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京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建都数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轩辕黄帝邑于涿鹿（今北京西北），周初始封于蓟，遂又为燕都，慕容氏又曾都燕，辽称南京，金改中都，元朝建立大都，从此成为都城。明改称北京，清朝因袭下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但是关于北京的历史记载却没有留传下来，朱彝尊认为实在是个遗憾。他看到北京宫殿井邑那样的繁丽，仓廪府库那样充实，是《诗经》中所说的四方之极的地方。作为几代帝都，文物、古迹很多，却缺乏专门记录北京历史，考订故实的典籍。为了弥补这一大缺陷，激发起他要完成一本关于帝都巨书的雄心。于是他潜心钻研，“乃采摭群书，自六经以至百家二氏，自国史家集以至海外之载纪，自百千卷以至残碑坏堨断楮零墨，靡不搜寻”。朱彝尊为此书可算是呕心呖血，他白天走遍京城，探索名胜文物遗存，宫殿宛囿，王公府第，梵寺古刹，对北京的风俗人情，陵墓坛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采访明代遗老，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晚上回到居所，点起灯火，对照史书记载核实白天所征集到的资料，直到两者统一后，没有遗憾才惬意罢休。由此可看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北京的宫室城市位置变动了好几次，十分之九的琳宫庙宇更换了名额。历代城址，建置不断更改，变迁不小，而且“故老沦亡，遗书散佚，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而寻矣”。这无疑为朱彝尊搜集北京历史资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彝尊在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正式收录、编辑，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历史资料，再加上他几年来辛勤搜集来的点点滴滴第一手资料，经过二年的时间，编写成第一部北京地方志《日下旧闻》。刑部尚书徐乾学看见后，认为可以保存传世，于是捐资俾锓木，1687年冬天开始雕刻，次年九月出版。

《日下旧闻》共分十三门，四十二卷。十三门分别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

《日下旧闻》一书编著后，康熙年间的名士徐元文、徐乾学、姜宸英、张鹏、冯溶、唐梦赉、陈廷敬、高士奇为此书写了序言。姜宸英对《日下旧闻》的评价是“间以己意，辨论其是非，援据精确，辞雅义畅，前未有此书也。”负责《明史》总纂的徐元文对朱彝尊此书也是倍加推崇，说“竹垞于书无所不读，其才亦无所不通，而尤闳览能强识，长于考据。其书名曰旧闻，乃其采摭故书，于前人本文一字无有损益，而注其出处曰某书，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盖其慎也。”高士奇则对朱彝尊的治史态度大加赞赏“竹垞未敢自居于作者，曰吾述旧闻而已。竹垞遭际盛时，优游纂纪，成不朽之业，副在名山。”还评论说，历代著有关燕京之事，多有不详，《日下旧闻》一书远远胜过其他诸书。而张鹏，冯溥则对朱彝尊作此书所引用的史料加以肯定，“上自轩辕，下迄明季，所采辑经史与稗官家言千六百有奇。……读竹垞卷，叹为奇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因朱《日下旧闻》删繁补阙，援古澄今……详为考覈。……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一书出版后，在自序中写道：“中间渗漏，随览随悔，复命儿子昆田以剩义补其阔遗，附在各卷之末。”《日下旧闻》一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如：周秦的石鼓文、唐代悯忠寺的苏灵芝行书宝塔颂碑、辽御史大夫李内贞的墓志、宣和七年燕山府清胜寺慈慧大师碑、金大定中礼部令史题名记略碑等等，都是少见的珍贵资料。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赖此书保留了史实。

但《日下旧闻》一书是朱彝尊以布衣著述的，所以除辽、金、元、明的旧迹外，很少著录宫殿御苑的建置设施。《日下旧闻》刊刻以后，清廷在北京开始大兴士木，尤其大规模地兴建园林。康熙四十八年建圆明园、雍正建雍和宫、乾隆时建万寿山等，城内大修三海，皇家内务府年年兴建工程，到乾隆三十年已距《日下旧闻》成书近百年，北京城池、宫殿、尤其是皇家园苑已有很大变化，朱彝尊所撰录的，已远远不够了。而且朱彝尊在宫殿御苑的建置著录的很少，这在乾隆皇帝看来也不满意。弘历在题词书缘起的诗中就说，“百年熙皞繁文物，似胜三都及两京。”近百年中改置添建的，为数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宫殿坛宇，名胜古迹等都题过不少的诗，作过一些考证，这都需要著录下来。

基于以上原因，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命窦光鼎、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再收录康熙、雍正及乾隆皇帝的诗文，在乾隆五十年——五十二年刻版出书，这就是现在流传的《日下旧闻考》，也叫《钦定日下旧闻考》。是过去最大最完全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日下旧闻考》在《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的基础上增加了3倍，成为一百六十卷。仍沿用《日下旧闻》的编次目录。但其中二十卷的国朝宫室（第九一二十八卷），两卷的京城总纪（第三十七卷-三十八卷），四卷的皇城（第三十九卷-四十二卷），十四卷的国朝苑囿（第七十四卷-八十七卷），都是新增加的。官署十二卷，原在城市门内，在《日下旧闻考》中独立出来；郊坰原六卷增加为二十卷，京畿也从十卷增加到三十七卷。书中有“原”、“补”、“增”字样。“原”为《日下旧闻》朱彝尊原有的。“补”是朱彝尊的儿子朱昆田补的。“增”是指的乾隆年间增加的。

《日下旧闻》一书在北京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著书的主人也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遗墨。在朱彝尊编写的《日下旧闻》一书的故居——顺德会馆，现已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顺德会馆，住有七、八十户居民。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已然面目全非了。但大门及院内部分建筑的古旧风貌有的还依稀可辨，院内的空阔地带已经被割成若干小院。古籐在民国时期就已枯死，仅剩有一尺多长的根，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曝书亭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毁，现在古老的亭子砌上围墙成为一间间的小屋。古籐书屋饱经历史沧桑也已不存在了，原有“古籐书屋”字样的扁额亦不可问矣，只有它的后窗户还略能找出一些古老的痕迹。据说顺德会馆还有块刻石，现也下落不明。那清新幽雅庭院，吟诗晒书的书亭已成为过去。但朱彝尊严谨而科学的治学精神，以及他对北京史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激励着后人不断地探索、研究。

一老人在朱彝尊故居院子里洗衣服

溯源朱彝尊故居在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占地面积2587平方米，古建筑面积423平方米。朱彝尊（1629-1709），号竹垞，清代著名学者，曾参加编写《明史》，在康熙年间编辑了《日下旧闻考》一书。其故居为顺德会馆内1间不大的南屋，原来屋前还有1座曝书亭，现已拆除。屋前种植了青藤，故名“古藤书屋”。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院是清初学者朱彝尊故居，住在院里的20多户居民多少能讲点有关朱彝尊和大院的野史，却从来没有把故居当成文保单位保护，在他们眼里，破败不堪的故居只是一个大杂院，贫民窟。

除了门墙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的“海柏胡同16号”，没有其他标志说明大院是朱彝尊故居。仅剩一扇破损大门的门楼子、坍塌的门房和门前两个石鼓，是整个大院残存的古物。铁皮、木板、塑料布带等废弃物将院里搭建的十几间平房间隔出来，空地上没过头顶的杂草中，种着玉米、黄瓜、扁豆。

交通提示

乘地铁或102、105、109路车到宣武门站下车，庄胜广场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