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古籍善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第1张

这个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而现在所公认的则是"三性"与"九条"

"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

"九条":“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中国历史悠久,珍贵古籍灿若星河,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外国的劫掠等原因,古籍遭受巨大损失。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保护,为以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

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

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

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

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112、禁止将古旧书籍作为造纸原料

1951年3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中指出“造纸纸浆工厂、作坊今后不得再行收购古书故纸为造纸原料,否则以破坏民族文物论处”[1]。1951年12月,为了加强古旧图书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材料的指示》[1]。

113、避免珍贵古籍散佚

1950年12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各省人民政府在减租退押时期应注意部分地主借口完成这一任务,将其所藏古书、字画贱价出售,分散破坏的行为[1]。1951年1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级人民政府密切注意查禁将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图书、碑板任意破坏,零散出售,以及各寺庙僧道退押,售卖庙中各种宝贵经典[1]。1955年湖北人民委员会为保护图书文物,防治散佚损坏,向各市县发出通知,指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书籍文物,均为国家财产……为各机关团体收藏者需进行一次清理登记,防止散佚损坏”[1]。

114、禁止珍贵古籍流向国外

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1951年6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一些图书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才能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全文: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杀***,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象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我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鼓掌)

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篡夺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坚持民主与和平,反对独裁和内战,开展了蓬勃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这一运动,制造白色恐怖,屠杀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特务暗杀。特务们要暗杀的第二个对象就是闻一多先生。友人劝他躲一躲,但他仍毅然出席了15日举行的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他事先没准备发言,但面对会场上国民党特务的无理取闹和嚣张气焰,他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走上讲台,发表了这篇义正辞严的即兴讲演。三个小时后,他就被暗杀了。

关于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的简单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 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 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闻一多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主任委员:

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委员:

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

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

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委员会秘书长:

章学新;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

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

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

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

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

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

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

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

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

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

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

主任委员:安平秋

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

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

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

秘书长:杨 忠

副秘书长:曹亦冰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①G布朗:《怠工行为》,1977年英文版。

②GDH柯尔:《劳工世界》,1913年英文版。

③M杜波夫斯基:《我们要作世界的主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历史》,1969年英文版。

④B霍尔顿:《英国工团主义1900—1914》,1976年英文版。

⑤AD刘易斯:《工团主义和总罢工》,1912年英文版。

⑥SG佩恩:《西班牙革命》,1970年英文版。

⑦FF里德利:《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1970年英文版。

⑧DD罗伯茨:《工团主义传统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79年英文版。

⑨W韦斯特加德—索普:《走向工团主义国际──1913年伦敦会议》,

载《社会史国际评论》,英文版1978年第XX II卷。

⑩GA威廉斯:《无产阶级秩序》,197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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