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游说家，往往凭借其高超的游说技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游说列国，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有人形容游说之士“星流电耀”，形容游说之徒“风扬电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纵横捭阖、波澜云诡、辩丽激荡的游说风采而言。荀悦说：“饰辨辞，设诈谋，驰逐於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尽管在战国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言“利”已成为时代的主旨，“设诈”成为策士惯用的手段，然而各国依然活动着一批靠“情”打动游说对象的游说家。在《战国策》的497篇记载战国策士游说的篇章中，“情”在游说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情”因素的不同运用，亦使其游说产生奇异的效果。

一、独抒己见，用“个人感受”打动人

战国时期的游说家有着超凡的睿智，亦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这恐怕与战国时期举贤任能、唯才是举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的游说家们，虽大多出身贫困，地位低下，却依然巧舌如簧地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们肆扬蹈厉，独抒己见，即使君王也不得不对他们“以礼相待”。如《战国策》中齐宣王见颜�曰：“�前！”�亦曰“王前！”当王忿然质问“王者贵乎？士贵乎？”时，颜�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这样大胆而又富有个性的游说家即使在政治清明时期亦十分罕见。那些敢于抒发个人内心感受的说辞，往往可以取得打动君王的效果，以《战国策・魏四》中的《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为例：

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

龙阳君恰到好处、把握时机的说辞让魏王接受其意见的同时，还明显体会到“情”的重量。龙阳君以鱼为喻，将个人之“情”诉诸其中；以之前所得鱼被弃，表达自己内心对无法长久“趋王”的担心，配以“潸然泪下”，使得君王备受感动，自甘自愿接受谏意，发出“有敢言美人者族”的政令。

然而，并非所有表露个人感受的说辞，都能起到打动君王，成功游说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使游说产生不了了之的结果。比如《战国策・赵一》中的《苏秦为赵王使于秦》：

苏秦为赵王使于秦，反，三日不得见。谓赵王曰“……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见，无有谓臣为铁钻乎？”

虽然此篇没有明确揭示赵王的态度，但苏秦的话，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以铁钻自比的追问，更是鲜明地体现了战国游说家要求得到尊重，独抒己见的要求。这种对主观个人感受的抒发正体现了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格意识的觉醒。

人类学家莫斯说：“因为自古以来经纶天下的乃是人和人群，是社会，是深埋在我们的精神、血肉和骨髓中的人的情感。”可见对个人情感的重视，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亦是人的客观需要，更是人类共同的特质。在战国时期，人格意识的觉醒和勃发，对个性解放的渴求，更使得先秦士阶层为国为君出策出力的同时，展露出自己的个性和情感。然而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处于封建社会，特别是战国这段历史变革期，这种对“个人感受”的情感抒发，往往无法取得完全成功的效果，人格独立也只能成为一种理想。

二、士为知己，以“忠情”感染人

战国士人虽然“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却有着极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献身精神。当游说家在其游说过程中将这种“知己”之情加入其中的时候，其真性情往往能够促进游说的成功。《庄子・渔父》中有这样的话：“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如《战国策・赵一》中《晋毕阳孙豫让》篇，典型人物豫让，因受知伯的知遇之恩，于是发出“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的豪言壮语。本着为知伯复仇的心理去刺杀赵襄子，虽遭种种阻拦，但依然以“士为知己”的忠情，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文中，豫让笑而应之曰：

“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谓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

“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

不怀有二心去对待重用自己的人，以自己的生命实现对君“忠”的理想，豫让不仅以语言更用行动成功地游说友人和赵襄子。让人不得不嗟叹其“忠”的可贵。中国自古便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君主的“知遇”之恩，已经足够让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为之出生入死了。

这在《燕太子丹质于秦》等记载刺客的篇章中亦有生动的反映。如另一典型聂政，《战国策・韩二》中《韩傀相韩》篇，以一句“政将为知己者用”用生命报答了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虽然严格而言，严仲子以行动证明自己对聂政的重视，不能算是一种典型游说，但其中体现的以“知己”之情游说的技巧，却从侧面揭示了战国游说重“情”的一面。当然以知己之情为出发点的游说，其游说对象亦须为有情有义之人，这样才能成功达到既定目标。

以知己之情达到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对“忠情”的强调。而直接以“忠情”游说，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如《战国策・秦三》的《秦攻邯郸》篇中范睢以“忠情”游说，就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面对秦王欲诛的困境，范睢不失时机地表露忠情，从而使整个游说情深意重，免罪自然也水到渠成。

范睢曰：“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楚、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杀而善遇之。

文中范睢一句“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君王的名誉，让秦王体会到“忠”情的分量。结果自然是“遂弗杀而善遇之”，不仅免于被杀，反而能够得到重用。再如《战国策・楚一》中的《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昭子以担心君臣受人离间为由，表达对自己获罪的预测，以“忠”情言事，劝楚王不被谗言左右，既维护君臣关系,也使自己免于一难。

不过，以“忠”情游说，亦需结合各方面因素，并非都能取得成功效果。有时候一腔忠情，依然达不到“运亡为存”的目的。如《战国策・秦五》中的《文信侯出走》，由于听信谗言，武安君被赵王赐死。面对来数说自己的韩仓，武安君情深意切表明了自己的忠情，却得不到赦免。武安君因患佝偻病，无法自杀，而把剑插在屋柱上，以颈就刃，以感谢“赐死”之恩。即使这样的忠，依然难逃一劫。杨岚的《人类情感论》中说，“个体情感生活中也始终创制着个体的情感理想，每一自觉个体在其一生的生活历程中都会不断地期翼和建造理想的亲情、友情、爱情等，也在不断发现和培养自己的乡情、族情、爱国热情……”个体对情感的追求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忠情”的追寻和实践更是个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策》中对“忠情”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战国策士创造“臣忠君信”这样一种情感理想境界的渴望，而把“忠情”运用到游说中正是实现这种理想的绝佳方式。

三、天伦之乐，用“亲情”感动人

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除了以“忠情”游说，战国策士以“家”为出发点，以“亲情”为由的游说亦有着奇异的效果。如《战国策・赵四》中的《秦攻魏取宁邑》：

谅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泾阳君也。大王以孝治闻于天下……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骐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还报，敝邑之君，畏惧不敢不行，无乃伤叶阳君、泾阳君之心乎？”……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此例中，谅毅以兄弟之情为由，使秦王感受同样的心情，引起其心理上的共鸣，从而达到扭转乾坤、成功游说的目的和效果。用“叶阳、泾阳君”唤起秦王内心对兄弟之情的重视，这样的游说不得不让人称奇。鲍彪这样评价：“谅毅可谓有专对之材矣。……是举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于触龙同传可也。”这样高度评价了谅毅的游说，认为其既不辱君命，也不失去秦君，靠的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游说技巧。

谅毅用兄弟之情打动秦王，而以父子、母子之间的亲情打动游说对象，更是将“亲情”的魅力充分运用到游说中去，最大限度发挥“亲情”的作用。比如《战国策・赵四》中的经典篇章《赵太后新用事》，其中触龙的游说亦是堪称经典：

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

“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触龙用父母对子女的亲情打动赵太后，指出父母应该为子女作长远打算，“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样的反问，使得赵太后接受谏说，同意长安君去齐国当人质，既解了国家之围，亦使得自己成为出类拔萃的游说名家。苏洵曰：“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此理而谕之也。”苏洵把触龙这一游说归于理谕，殊不知其中如果不运用到“亲情”，是无法实现立即为长安君约车百辆这一效果的。亲情，作为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情感生活和理想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亲情伦理的人伦传统。而以此为由的游说，自然能使君主感同身受，成功游说亦在情理之中。

四、不同“情”，迥异效果

如前文所析，对不同“情”因素的运用，往往有着迥异的效果。同是言个人的主观感受，苏秦的不了了之和龙阳君的成功就截然不同；同是言忠情，范睢的不杀反而厚遇与武安君的赐死显然亦是天壤之别。而相比较，以知己之“忠”和“亲情”为由的游说则几乎全部成功。据统计可知涉及“知己之忠”与“亲情”的篇章几乎均成功，而以“个人感受”和“忠”为由的篇章成功率却不高。后者约40%的成功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和社会的因素造成的。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言：“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时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危而持倾，为一切之权。”君德的浅薄，亦让“忠”言大义变得形同虚设。《论语・八佾》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忠且信的政治、伦理理想，早已被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现实破坏得淋漓尽致。对忠、信的遵循和背离，展现了战国时代矛盾的一面，而由此引发的游说效果自然多了些许不确定的因素，成功与失败并存亦不足为奇。

尽管忠、信理想在战国无法得到完全实现，然而我们还是在《战国策》中发现了“情”的独特地位。人类学家韦伯认为，礼教和孝道限制了中国官员的功利理性主义精神。尽管这是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反之亦可见中国有着极其深的传统观念，对孝的重视即是重视“亲情”的体现；对礼教的遵循，亦让“义”成为许多策士的处世准则，“士为知己者死”的游说自然能够获得成功。上表中言“知己之忠”与“亲情”的篇章屡获成功即是明证。游说家们对“情”的选择性运用，也是需要智慧的，只有“因时而为资”，确立好“情”的地位，准确运用“情”的感染力才能成功。莫斯亦说：“只有让人们确信他们为别人也为自己所付出的忠诚劳动，将一生得到忠诚的报偿，才有可能让他们好好工作。交换的生产者感到――他们所交换的不仅仅是产品或劳动时间，他们同时还给出了自我的某些成分，他们给出了他们的时间和生命。”确信“得到忠诚的报偿”，让策士们献出了时间和生命，这种用生命回报的“知己之情”怎能不让游说取得成功的效果？

另外，对“情”的运用亦需遵循合适的情感迁移规律，用“情”游说所达到的效果包含了心理和行为等多个层面。梁启超说：“人类莫不有同类意识，然此‘意识圈’以吾身为中心点，随其环距之近远以为强弱浓淡。故爱类观念，必先发生于其所最亲习，吾家族则爱之，非吾家族则不爱；同国之人则不忍，异国人则忍焉。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以“亲情”为由的游说，尤其体现了对人类同类意识的利用，鲜明体现了情感的迁移过程。对“情”的把握，让《战国策》的游说跨越心理、行为等层面，取得的迥异的效果，而“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亦让我们体会到了战国游说家“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杨柳桥撰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杨岚人类情感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苏洵著，邱少华点校苏洵集[M]北京：中国书店，2000

[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王璇，江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扩展资料：

郑振铎贡献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郑振铎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囟开不合的病因病机 5 囟开不合的治疗 6 参考资料 附： 1 治疗囟开不合的方剂 2 治疗囟开不合的穴位 3 治疗囟开不合的中成药 4 古籍中的囟开不合 1 拼音

xìn kāi bù hé

2 英文参考

metopi [21世纪双语科技词典]

3 概述

囟开不合为病证名[1]。即解颅[1]。出《小儿药证直诀》。解颅指小儿到一定的年龄，囟应合而不合，头缝开解，囟门较正常儿为大的病态[2]。

4 囟开不合的病因病机

一般矢状缝及其他头骨缝大都在6个月时骨化[2]。前囟的斜径，在初生时约25厘米，到12～18个月时闭合[2]。后囟在初生时或闭或微开，最晚于2～4个月时闭合[2]。延迟闭合，多由胎禀不足，先天肾气亏虚，不能充养脑髓而致[2]。《诸病源候论》卷四十八：“肾主骨髓，而脑为髓海，肾气不盛，则髓海不足，不能结成，故头颅开解也。”囟门晚闭见于脑积水、佝偻病、呆小病等[2]。

5 囟开不合的治疗

治以培元、滋肾、充髓为主，宜内服调元散（《证治准绳》：人参、白术、茯苓、熟地、茯神、黄芪、山药、炙甘草、当归、白芍、川芎、石菖蒲、姜、枣），外用封囟散（柏子仁、天南星、防风研末）猪胆汁调，摊纱布上，敷于囟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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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说菇类营养丰富对补充身体营养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对于经常食用的冬菇，又有什么好处呢以下是我为你整理有关于冬菇的功效与作用，希望能帮到你。

功效与作用

1、经常食用冬菇对预防人体，特别是婴儿因缺乏维生素D而引起的血磷、血钙代谢障碍导致的佝偻病有益，可预防人体各种粘膜及面板炎病。

2、冬菇中的香菇多糖可提高可促进T淋巴细胞的产生，并提高T淋巴细胞的杀伤活性，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3、冬菇的水提取物对过氧化氢有清除作用，对体内的过氧化氢有一定的消除作用，能缓衰老。

　　4、冬菇菌盖部分含有双链结构的核糖核酸，进入人体后，会产生具有抗癌作用的干扰素，能癌抗癌。

5、冬菇还对糖尿病、肺结核、传染性肝炎、神经炎等起治疗作用，又可用于消化不良、便秘等。

6、不少古籍中记载冬菇“益气不饥，治风破血和益胃助食”。民间用来助减少痘疮、麻疹的诱发，治头痛、头晕。

7、冬菇中含有嘌呤、胆碱、酪氨酸、氧化酶以及某些核酸物质，能起到降血压、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又可预防动脉硬化、肝硬化等疾病。

食用禁忌

1、冬菇含有丰富的生物化学物质，与含有类胡萝卜素的番茄同食，会破坏番茄所含的类胡萝卜素，使营养价值降低。

2、冬菇含有维生素D，河蟹也富含维生素D，两者一起食用，会使人体中的维生素D含量过高，造成钙质增加，长期食用易引起结石症状。

3、冬菇+驴肉=易引起腹痛、腹泻。

4、冬菇+鹌鹑肉、鹌鹑蛋=面部易长黑斑。

5、冬菇+河蟹=易引起结石症状。

6、冬菇含有维生素D，河蟹也富含维生素D，两者一起食用，会使人体中的维生素D含量过高，造成钙质增加，长期食用易引起结石症状。

7、冬菇+番茄=破坏类胡萝卜素，降低营养价值。

做法

冬菇肉丝汤的做法

材料：里脊猪肉100g、干冬菇100g、油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香油适量、香菜适量、淀粉适量、高汤适量

做法：

1、冬菇提前泡发，泡发的冬菇切成丝。

2、瘦猪肉切成丝，加入淀粉 盐 料酒 胡椒粉上浆腌制5分钟。

3、把剩余的食材洗净切成丝备用。

4、锅中注入油，爆香姜丝。

5、下入冬菇丝，煸炒均匀。

6、倒入高汤也可用清水，大火烧开。煮出冬菇的香气。

7、烧开后，入上浆的肉丝。

8、下入肉丝后，用筷子迅速把肉丝滑散。加入少量的盐和鸡精。烧至2分钟。

9、撒入香菜，淋入香油即可。

油焖冬菇的做法

材料：鲜冬菇500克、香油10克、植物油10克、酱油20克、味精2克、料酒10克、白砂糖20克、盐5克、蠔油10克、姜5克

做法：

1、将姜洗净切片待用。

2、冬菇去蒂，洗净泥沙，大片冬菇可切成两半。

3、炒锅在旺火上，放入芝麻油，烧至五成热炝姜片，烹料酒，投入冬菇。

4、煸炒几下加入酱油、白糖、味精、蠔油、盐、水。

5、 烧开后改小火，把汤汁收干，淋上麻油出勺即成。

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由此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连同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被阉割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着在室内遛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天，是被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门板中间还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大小便时用。当时也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要严禁饮水，可谓是痛苦异常。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够排出，手术即告成功。然而苦难并没有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所以只能忍受这种剧痛。

此后的调养期仍需百日左右。

每一个被阉割的男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一番惨痛的折磨。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痛苦，以至于那些惨遭阉割者终其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清末太监马德清曾在晚年回忆道：

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

被切下的阳具，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之后，“宝” 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借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在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同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阉割是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个被阉割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宫廷的，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序。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自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的，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算命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